主要人物簡介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死神的印鈔機》

李查德

檢閱製作：糟木匠

木匠的私人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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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人物簡介

　　傑克．瑞契爾（Jack Reacher）──三十六歲的退役憲兵，而且是在軍中待了整整三十六年，為本書的第一人稱，擅長赤手格鬥，尤其擅於從被人欺負的新生變成擁有地位的老大。他有一雙目光凌厲的藍色眼睛，充滿智慧，並且徹底執行個人主義。目前是名靠退役金過活的無業遊民，喜歡不帶行李到處匿名旅行，但不是流浪漢。對藍調音樂頗有心得；因對吉他手瞎子布雷克的故事感興趣而來到瑪格雷夫小鎮。

　　芬利（Finlay）──小鎮黑人警探長，年約四十五歲。他的模樣和聲音完全顯現出他是名哈佛學者的身分，溫文、精明而固執，總是穿著花呢西裝和皮背心。在最沮喪失意的時候，獲得目前這份職務。

　　蘿絲珂（Roscoe）──小鎮女警官，聰慧細心，身材窈窕、屁股很可愛，是瑞契爾在此地愛上的女人。十分熱愛自己的故鄉，並且有野心要親手好好整頓建設小鎮一番。

　　保羅．哈柏（Paul Hubble）──整個事件的關鍵和一連串謀殺的導火線，曾經是生活優渥的銀行家，現在卻成了驚慌的獵物。淡褐的髮色及膚色，微禿、身材高大。

　　老克林納（Kliner）──年約六十歲，活力充沛，目光炯炯有神，看起來像個牧場工人，笑起來露出一口狼牙，實際上是個喜歡親自殺人的嗜血分子。曾經被控污染水源。是小鎮上大有來頭的人物，企圖以小鎮為據點，進行一樁陰謀……

　　彼卡（Picard）──亞特蘭大聯邦調查局探員，芬利的朋友，黑人，大塊頭，也是克林納在調查局的幫手。

　　蒂爾（Teale）──瑪格雷夫鎮鎮長，身材魁梧，滿頭銀髮，瘸著腿，手持銀杖，像個十足的政客。與克林納有勾結。

　　莫里森（Morrison）──小鎮警察局長，臃腫肥胖、頭髮稀疏。後來與他的妻子一起遭人殺害，死狀甚慘。

　　喬．瑞契爾（Joe Reacher）──傑克唯一的哥哥，財政部調查員。兄弟兩人分離七年後，不約而同來到瑪格雷夫鎮，雖然相隔不過數小時，然而他卻成了一具面目全非的屍體。

第一章

　　我是在伊諾餐廳被捕的。時間是十二點，當時我正在吃午餐──應該說是延遲的早餐比較恰當些。我在滂沱大雨裡跋涉了很長一段路，從高速公路邊一直走到小鎮的邊緣，因而渾身濕透，疲憊不堪。

　　餐廳很小，可是明亮乾淨，裡面的陳設是全新的，看來像是由火車的餐車改裝而成；空間狹而長，一邊是放置餐點的長櫃台，另一邊是一排靠窗的座位，廚房則位於餐廳的後部。門開在當中位置，那裡原本該是顧客的座位。

　　我坐在靠窗的座位上，瀏覽著一份別人沒帶走的報紙。外面雨已經停了，可是窗上依舊掛著晶瑩的水珠。我看見兩輛警車開進碎石停車場，停了下來，車頂的警告燈仍然閃爍著，使窗上的水珠折射出紅光和藍光。車門砰地開了，每輛車上跳下兩名警察，手裡全都握著武器──兩把左輪手槍，兩把霰彈槍。其中兩名警察繞到餐廳後面，另外兩人則朝餐廳的門口衝過來。

　　我端坐在那裡，瞧著他們。我知道餐廳裡沒有旁人，只有一名廚師在後面的廚房裡，還有兩名女侍、兩個老人，除他們之外，就只有我了──看來這次行動是衝著我來的。我來到這個小鎮還不到半個小時，其他五人則可能一輩子都待在這個地方，如果他們當中有誰出了事，警官就會面露為難神色地走進來，帶著歉意請他到局裡去一下，因此這些如臨大敵的架勢不是針對他們，而是衝著我來的。我繼續把餐點吃完，然後將報紙折疊好塞進外套口袋，並坐著喝完咖啡。

　　一個手握左輪手槍的傢伙蹲伏在門口，雙手握槍，對準我的腦袋；另外那個持霰彈槍的人向我走近。他們身材結實，動作乾淨俐落，完全符合訓練要求。門口的那把左輪手槍可以控制整個房間，準確無誤地向目標射擊，逼近我的那支霰彈槍則可讓我血染東窗。如果不是這樣安排，就會鑄成大錯──用左輪手槍近距離搏鬥，可能擊不中目標；用霰彈槍向室內射擊，可能會使我、前來拘捕我的警官和後面座位上的那個老人同歸於盡。到目前為止，他們表現得很出色，而且處於優勢。座位很擠，我陷在裡面，幾乎動彈不得，於是我把手攤在桌面上。持霰彈槍的警官走了過來。

　　「不許動！警察！」他高聲叫道。

　　他這樣大聲地叫，顯然是為了鬆弛自己的緊張，也為了嚇唬我──完全是課堂裡教的那一套。我舉起雙手。他太靠近我了，這是他們的第一個錯誤──如果有必要，我可以朝他撲過去，使槍口朝上；或者我會用胳膊猛擊他的臉部，然後奪過槍。那名持左輪手槍的警察也已經從門口移動過來，然而我只是舉著雙手、坐著不動，持霰彈槍的傢伙還在暴跳、呼喊。

　　「出來！趴在地上！」

　　我慢慢地把身體往外挪，向握左輪手槍的傢伙伸出雙手。我不會乖乖地趴下，讓這幫鄉下孩子隨意擺佈，即使整個警察局帶著榴彈砲出動，我也決不會趴下。

　　那個握左輪手槍的人是名巡佐。他把槍放進槍套，從皮帶上解下手銬，把我銬住。這時後援的兩名警察從後門衝進來，繞過長櫃台，在我背後站定。他們拍了拍我的肩膀，示意我蹲下，然後對巡佐搖了搖頭，我看見巡佐會意的眼色：沒有發現武器。

　　身後的兩個人架著我。那把霰彈槍的槍口依然對著我，而巡佐站在我面前。他的年齡與我相仿，名牌上寫著他的名字：貝克。

　　「你因為謀殺罪被捕了。」他說，「你有權保持沉默，否則你說的每句話都可能成為對你不利的證據。你有權請一位律師，如果你沒有錢，喬治亞州可以免費為你提供一位。你明白你的權利了嗎？」

　　他把米蘭達原則（編註：Miranda rule，美國警察在偵訊犯人前，必先告知嫌犯各種憲法保障下的權利，否則嫌犯招供的證言將在公開審判時被視為無效。）背得滾瓜爛熟，每個字都說得很清楚，而且不是照本宣科；他的口吻說明他懂得那些台詞是什麼意思。我沒有作聲。

　　「你明白你的權利了嗎？」他又問了一遍。

　　我還是沒有說話。長期的生活經驗告訴我，保持沉默是最好的方法。說什麼話都可能被聽錯，引起誤會或被曲解，你會因此被判刑、被殺；沉默則會讓來拘捕你的警官生氣。按規定，他必須告訴你，你有權保持沉默，可是如果你真的行使了這個權利，他又會恨你。我聽見他說我因為謀殺罪被捕了，但是我沒有作聲。

　　「你明白你的權利嗎？你會說英語嗎？」

　　我什麼也沒說，但他依舊保持沉靜。那種沉靜，是當人意識到危險已經過去時才能表現出來的，因為接下來他只要把我送到警察局，然後別人就會接手處理此事。他對其他三個人環視了一眼。

　　「好吧，記錄下來，他什麼也沒說。我們走吧。」

　　我被簇擁著向門口走去。貝克走在前頭，然後是那個持霰彈槍指著我的傢伙，他的名牌上印著：史蒂文森，是一個身材勻稱、中等個頭的白人；再來就是那兩名後援警察。

　　外面已經開始熱起來。雖然昨天夜裡和今天早上下過雨，但這裡原本就是個炎熱的地方，現在烈日當頭，人行道上更是散發著薰人的熱氣。兩名警察擁著我向巡邏車走去，而史蒂文森的手指依然扣在扳機上。到達警車旁，他退後一步，由貝克上前打開第一輛巡邏車的後門。他們的行動乾淨俐落；在一個如此偏僻的小鎮上，警察會有如此熟練的動作，靠得顯然不是經驗的累積，而是平時訓練的結果。貝克和史蒂文森也鑽進車裡，貝克駕車；史蒂文森則扭過頭來盯著我；護送車跟在後面。車裡整潔、涼爽，行駛平穩。

　　我朝車外望了一眼──啊，喬治亞！我看見富饒的土地，厚實潮濕的紅土，一行行低矮的作物直向遠方連綿延伸；也許是花生吧。這裡的人們擁有自己的土地嗎？或者土地屬於某家大公司？

　　汽車奔馳在平坦潮濕的柏油路上，大約半哩之後，我看見兩棟整齊的樓房，都是新建的，周圍的環境相當優美，想必那就是警察局和消防隊了。它們坐落在城北邊緣上，前面的草坪上豎立著一座雕像，平坦的柏油路旁是紅色石板人行道。這些美麗建築肯定耗資龐大。朝南三百碼開外，在一排排小樓房後面，可以看到白得眩目的教堂尖塔，以及旗杆、雨棚和青翠的草坪。這是個富饒美麗的城鎮，想必農場收入不錯，加上通勤到亞特蘭大的上班族繳交高額所得稅，才可能有充裕的資金來建造這樣美麗的城鎮。

　　這時已經快到警察局了。警局前面的車道呈弧形，旁邊一塊石碑上寫著：瑪格雷夫鎮警察局。我想我這下子可倒楣了，在一個陌生的地方被捕，莫名其妙地捲進一樁謀殺案。然而我清楚地知道兩件事：第一、他們不能無中生有，第二、我沒有殺人。

　　我不是在這個地方殺人的，況且我已經很久沒有殺人了。

第二章

　　警車在樓房前停下來。貝克跳下車，向左右兩側觀察了一下，兩名後援警察分站在兩旁，史蒂文森則繞過車尾，在貝克左前方站定，以槍口對準我──這是一個十分有默契的行動小組。貝克拉開車門。

　　我扭曲著身體，慢慢地下了車；手銬使我很不舒服。天氣更加炎熱了。前面入口處有一塊大理石橫牌，也刻著：瑪格雷夫鎮警察局，石牌的下方是玻璃門。貝克推開一扇門，我身後的警察將我推了進去。

　　裡面很涼爽，所有陳設都是白色和鉻黃色的，地板上鋪著地毯，柔和的日光燈使室內看起來就像銀行或保險公司大樓。一名接待警官站在接待櫃台後面；瞧這些佈置，他應該說聲：先生，有什麼可以為您效勞的嗎？可是他什麼也沒說，只是打量著我。在他身後是寬敞的大廳，一個穿著制服的女警坐在一張辦公桌前，正在操作鍵盤打文件。史蒂文森走到櫃台前，但槍口始終對著我，接待警官和那名穿制服的女人也都抬頭看我。我回敬他們一眼。

　　我被帶到大廳左側的一扇門前，貝克打開門，把我推了進去。這房間看來是間偵訊室，沒有窗子，只有一張白色的桌子、三張椅子，鋪著地毯，左上角有部攝影機。空調使房間內的溫度降得很低，而我一身的衣服依舊是濕漉漉的。

　　我站著，貝克搜了我身上所有的口袋，將我隨身攜帶的物品都堆在桌子上：一些現金、發票、車票和雜物。貝克看了看那份報紙，然後把它放回我的口袋，接著又瞄了我的手錶一眼，但沒有要我取下來；他對這些沒有興趣。所有東西都被扔進一個袋子，袋子上有張小紙片，史蒂文森在上面寫了一個潦草的號碼。

　　貝克叫我坐下，然後走出房間；之後史蒂文森也帶著那個袋子走出去，並關上了門。我聽見門卡嗒一聲被鎖上。

　　我原以為他們要將我單獨關上一段時間。事情通常是如此，孤獨感會使人想要招供了事；不分青紅皂白地把人抓進來並關上一個小時，是很管用的策略。

　　可是我想錯了，他們並不打算把我單獨隔離一個小時。這也許是他們的第二個小錯誤。貝克又走進房間，端來一杯咖啡，並示意一名穿制服的女警進來，就是坐在大廳裡工作的那個。她帶來一只金屬箱，從中取出一個黑色的號碼夾，裡頭夾的是白色塑膠號碼牌。

　　她略帶歉意地把號碼牌遞給我──那是牙科護士面對病人時常有的表情。我用戴著手銬的雙手接過來，低頭瞥了一眼，把它放在下巴底下。接著那女人又從金屬箱裡取出一部難看的照相機，在我對面坐了下來，雙臂撐在桌面上，執起照相機，乳房碰著桌沿。她是個漂亮女人，有一頭烏黑的頭髮，一對明亮的大眼睛。我望著她笑了一下，照相機卡嗒一聲，發出一道閃光。沒有等她開口，我就側轉過身，讓她照側面。又是卡嗒一聲，一道閃光。我轉回來，把號碼牌還給她，她的嘴角露出一絲微笑。

　　然後她取出蓋指紋的用具和一張有十個空格的卡片，上面已經編上號碼，反面還留著兩個大空格，是蓋手掌印用的。我戴著手銬，因此很費勁，可是貝克沒有卸下它的意思。那女人在我手掌上塗墨水。她的手指很光滑、很涼，沒有戴結婚戒指。蓋完之後，她遞給我衛生紙擦手。

　　她離開房間後，貝克和我待在一起。

　　「我的上司快到了，」他說，「你要對他交待清楚，澄清一些問題。」

　　我沒有作聲。與我談話不可能為任何人澄清任何問題；可是這個人看起來挺有禮貌的，因此我想試探他一下。我向他伸出雙手，意思是請他為我卸掉手銬；他沉默了片刻，終於拿出鑰匙，打開手銬，把它重新扣回皮帶上。他望了我一眼，我們的目光相遇了。我沒有對他表示感激，也沒有可憐巴巴地撫摸手腕。雖然我不想與這個人套交情，然而我還是開口了。

　　「那好，我們去見你的上司。」

　　從點了早餐之後，這是我第一次開口說話，這下子倒是貝克顯出一副感激涕零的樣子。他在門上叩了兩下，門外響起開鎖的聲音，他示意我跟他出去。史蒂文森背朝大廳坐著，霰彈槍已經收起來了，兩名後援警察也已經離開，剛才緊張的氣氛總算鬆弛下來。貝克和史蒂文森站在我的兩側，我們沿著大廳邊緣走到後面的一扇門前。那是一間大辦公室，裡面的陳設大部分是用紫檀木做的。

　　一個胖子坐在辦公桌後。他身後有兩面大旗子，一面是鑲著金邊的國旗，另一面想必是喬治亞州的州旗；兩面旗幟中間的牆上掛著一座圓形大鐘，看起來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現在已經快十二點半了。

　　我被推到辦公桌前，那胖子抬起頭看著我，一臉茫然的表情，好像正使勁回憶曾在什麼地方見過我似的。然後又惡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獰笑了一下，發出嘶啞的聲音：「你他媽的給我坐下！」

　　那胖子的樣子真嚇人，看起來是個貨真價實的混蛋，與我之前見到的人完全相反。貝克和他的拘捕小組態度認真，既幹練又有效率，那女人也不錯；可是眼前這個胖子只有一身的肥油，幾根稀疏的頭髮。雖然室內有空調，他仍汗流浹背，那張灰裡透紅的髒臉更顯出他是個不中用的酒囊飯袋。他看起來就不是一個稱職的警察。

　　「我是莫里森，」他喘息著說，「瑪格雷夫警察局局長。你是個外地人，卻他媽的到我們鎮上來犯案。現在你必須向我的警探長交待你的所作所為。你將會進監獄、上電椅，然後我就可以在你這個混小子的墓上拉一堆屎。」

　　他那龐大的身軀離開椅子，視線從我身上移開。

　　「我很想親自處理這件案子，」他說，「可惜我太忙了。」

　　我站在房門和他的辦公桌之間，他原本要橫著身體穿過去，卻突然在我面前止步，那肥大的鼻子差點碰到我外套上的鈕扣。

　　「我以前見過你，」他有些困惑地說，「可是是在哪兒呢？」

　　他看了貝克和史蒂文森一眼。

　　「我以前見過這個傢伙。」他對他們說道，然後砰地一聲把門帶上，走掉了，留下我和兩名警官在辦公室裡。隨後警探長大搖大擺地走了進來。他是個黑人，身材高大，看起來並不老，可是稀疏的頭髮已經有些灰白，這正好使他有種顯貴的氣勢。他動作敏捷，充滿自信，穿著講究：一套傳統的花呢西裝、皮背心和擦得發亮的鞋子──這一位倒比較有局長的架勢。

　　他示意貝克和史蒂文森出去，然後關上房門，在桌旁坐下，作了個手勢，要我坐在他對面，同時嘩啦一聲拉開抽屜，拿出一部錄音機。

　　他正襟危坐地坐在椅子上，兩眼凝視著我。

　　「好吧，」他說，「我們有幾個問題要搞清楚，對嗎？」

　　他的聲音低沉，像悶雷一樣，不是南方口音。他的模樣和聲音活像一個波士頓銀行家，只除了他是個黑人。

　　「我是芬利隊長，也是這裡的警探長。我知道他們已經向你解釋過你的權利，可是你還沒表示你明白了，所以我們還是得從頭開始。」

　　不，他不像波士頓銀行家，反倒像個哈佛畢業生。

　　「我明白我的權利。」我說道。

　　「很好，」他點了點頭。「那麼你找律師了嗎？」

　　「我不需要律師。」

　　「你被指控犯了謀殺罪，你會需要一位侓師，我們可以提供一名給你，是免費的。你希望我們為你提供一名律師嗎？」

　　「不，我不需要律師。」我說。

　　這個叫芬利的人對我凝視良久。

　　「好吧，」他說，「可是你得簽一份聲明，證明你已被告知有權請律師為你辯護，而且我們可以免費為你提供一位，但你自己堅決不要。」

　　「好的。」

　　他從另一個抽屜裡拿出一份表格，填上日期和時間，然後遞給我一支筆，我簽了名，之後把表格還給他。他仔細看了一下，才放進黃皮文件夾裡。

　　「我看不懂你的簽名，」他說，「為了作記錄，還是從你的姓名、地址和出生日期開始吧。」

　　我看了他一眼──一個固執的傢伙，年約四十五歲。在喬治亞這塊土地上，一個四十五歲又是黑人的警察，如果不固執，是當不上警探長的。如果違拗了他，可沒有好處。

　　「我的姓名是傑克．瑞契爾，」我說，「沒有中名。沒有地址。」

　　他記下了──也沒有多少可記的。我把出生年月日也告訴了他。

　　「很好，瑞契爾先生。」芬利說，「我看了一下你隨身攜帶的物品，沒有任何可以證明你身分的東西，沒有駕照，沒有信用卡，什麼也沒有。你說你連地址也沒有，因此我忍不住想問，你這傢伙到底是從哪兒冒出來的？」

　　他沒有等我對他的這番話發表意見，又問：「那個剃光頭的人是誰？」

　　我沒有回答，只是望著那座鐘。

　　「告訴我事情的經過。」他說。

　　我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一定是出事了，可是與我無關。我沒有作聲。

　　「Pluribus是指什麼？」芬利問道。

　　「是美國的座右銘嗎？」我猜道，「是一七七六年第二屆大陸會議所採用的『合眾為一』（編註：E Pluribus Unum）嗎？」

　　他含糊地對我嘟噥了一聲。

　　「發生了什麼事？」我問他。

　　他盯著我看；我能看出他在考慮要不要回答我的問題，以及該如何回答。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又問了一遍。

　　他往椅背上一靠，合攏手掌，指尖朝上。

　　「你應該知道是怎麼回事──是命案。今天早晨，在克林納的倉庫附近發現被害人的屍體。那倉庫在鄉村公路的北端，靠近交流道。根據目擊者的陳述，他看見有一個人離開那個地方，時間是早晨八點剛過；是個白人、高個子、身穿黑大衣、金髮，沒有戴帽子，也沒有行李。」

　　房裡靜默下來。我是白人、個子很高、金髮，現在正坐在他面前，身穿黑大衣，沒有戴帽子、沒有行李。今晨我在鄉村公路上走了約四個小時，從八點到十一點四十五分。

　　「鄉村公路有多長？」我問，「從高速公路沿著鄉村公路到這裡有多遠？」

　　「我想大約有十四哩。」他說。

　　「這就對了！」我說，「我從高速公路一直走到這個鎮上，大約走了十四哩，路上一定有許多人看見我，可是那並不能證明我對什麼人做了什麼事。」

　　他沒有作聲；我對他的反應感到很奇怪。

　　「從公路到這一帶地方是你們管的嗎？」我問。

　　「是的，是我們管的，管轄範圍十分清楚，你別想在這個問題上動歪腦筋，瑞契爾先生。鎮管轄範圍有十四哩長，從這裡到高速公路邊，保護倉庫也是我們的事，那是沒有疑問的。」

　　「克林納五年前在那裡蓋了個倉庫，」他又往下說，「你聽說過這個人嗎？」

　　「我怎麼可能聽說過他呢？」我搖了搖頭，「我從沒來過這裡。」

　　「他是我們這兒的大戶，」芬利說，「他的生意讓他繳了不少稅，對我們挺有好處，鎮上可以收到一大筆稅金。因為倉庫離鎮上太遠了，所以我們幫他管理，如今卻出了人命。你得解釋清楚！」

　　雖然他是在執行公務，但也是在浪費我的時間。

　　「沒問題，」我說，「我可以把我到了你們這鬼地方以後，一直到你們不讓我吃完早餐，就把我帶到這裡來的一切細節說清楚。如果你能發現什麼問題，我就頒獎給你，因為我所做的只是在大雨裡花了將近四個小時走十四哩路而已。」

　　這是六個月以來，我說過最長的一段話。芬利坐在那裡凝視著我，我看得出來他正在考慮每個警探都會遇到的兩難問題：他的直覺告訴他，我不是他要抓的人，可是我此刻卻坐在他面前。在這種情況下，一個警察應該怎麼辦呢？我讓他自己去想，等有機會再適時提醒他一下。我準備告訴他真正的嫌犯此時可能正在郊外奔跑，而他卻還在這裡浪費時間。可是他倒是搶先說話了。

　　「我不是要你說明情況。」他說，「現在我提問題，你來回答。你是傑克．瑞契爾，沒有中名，沒有地址，沒有身分證。你是幹什麼的？是流浪漢嗎？」

　　我嘆了一口氣──今天真是黑色星期五。根據牆上的大鐘，今天都已經過去一大半了，但這個叫芬利的傢伙竟然還要照章行事，把所有問題都問一遍。看來我得在監獄裡過週末了，也許下星期一才能出來。

　　「我不是流浪漢，而是無業遊民，這兩者有很大的區別。」

　　「不要跟我耍嘴皮，瑞契爾，」他慢慢地搖了搖頭，「你的處境很糟糕。這裡出事了，我們的證人看見你從倉庫那裡離開，而且你是個來歷不明的流浪漢，所以別想跟我耍嘴皮。」

　　他依然在執行公務，並且浪費我的時間。

　　「我不是離開命案現場，」我說，「我只是沿著一條泥濘的路走過來，這兩者是有區別的，對嗎？殺人犯會躲躲藏藏地逃離作案地點，而不會從容不迫地走在大路上。沿著大路走有什麼不對？一般人不是天天都在路上走嗎？」

　　芬利俯身向前，搖了搖頭。

　　「不對，自從有汽車以來，沒有人會走那麼長的一段路。還有，你為什麼沒有地址？你從哪裡來？請你回答這些問題。」

　　「好吧。」我回答道，「我沒有地址，是因為我沒有在某個地方久住。也許有一天我在某個固定的地方住下來，就會有一個地址，然後我會寄張明信片給你；既然你那麼重視我的地址，到時候你可以把它記在你那該死的電話簿上。」

　　芬利盯著我，心裡在盤算著該怎麼辦才好。後來他決定還是有耐心一點。他好像有百折不撓的毅力似的。

　　「你是哪裡人？你最後一個地址在哪裡？」

　　「你問我是哪裡人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問道。

　　我惱火了，可是他還是顯得那麼有耐心。他接下來的這番話裡透出了譏諷的意味。

　　「好吧，」他說，「你聽不懂我的問題，那麼我來解釋給你聽。我的意思是，你出生在哪裡，或者說，你一生中大部分重要的時間住在什麼地方？」

　　我只是望著他。

　　「我舉個例子，」他繼續說，「我出生在波士頓，在波士頓受教育，然後在波士頓工作了二十年，因而我會說──而且相信你也會同意──我是波士頓人。」

　　我的猜測沒有錯，他是哈佛畢業的，而且是一個將要失去耐性的哈佛人。

　　「好吧，既然你一定要問清楚，那我就告訴你。但我決不是你要追捕的那個人，到星期一你就會知道了。所以，請你千萬不要就此停止緝捕真正兇手的行動。」

　　芬利好不容易才忍住不笑，嚴肅地點了點頭。

　　「感謝你的忠告，想不到你還會為我的前途擔憂呢。」

　　「不必客氣。」

　　「請繼續吧。」

　　「好。」我說，「根據你的定義，我根本就說不清自己是哪裡人。我出生在西柏林的一個美軍基地，父親是海軍陸戰隊的軍人，母親是法國人，他們是在荷蘭相識，在韓國結婚的。」

　　芬利點點頭，把這些情況記下。

　　「我出生在軍隊，在軍隊裡長大；你去拿一份美國在世界各地的軍事基地圖來，上面所列的都是我住過的地方。我在二十幾個國家上過中學，然後在西點軍校待了四年。

　　「後來，我成為一名憲兵，我又回到所有小時候待過的軍事基地上服務、生活。在軍隊裡待了整整三十六年之後，突然蘇聯完蛋了，美國不再需要一支那樣龐大的軍隊了。萬歲！對你們來說，那只是意味著你們繳納的稅金被挪作他用，可是對我來說則意味著：我這個三十六歲的憲兵失業了，而且被那些自命不凡的混蛋稱為流浪漢；那些傢伙若是出現在我以前的世界裡，不用五分鐘就完蛋了。」

　　他想了一會兒，可是表情淡漠。

　　「繼續說吧。」他說。

　　「因此目前我只想好好享樂。」我聳了聳肩。「也許以後我會找個工作，也或許不會。也許我會找個地方安頓下來，或者依然飄遊四方。我現在還沒考慮那麼多。」

　　他點了點頭，又記下了一些談話內容。

　　「你是什麼時候離開部隊的？」他問。

　　「六個月前，」我回答道，「也就是今年四月。」

　　「從那以後你就沒有工作過嗎？」

　　「你開什麼玩笑！你上次找工作是什麼時候？」

　　「四月間。」他模仿我的聲調說，「六個月前，我找到了目前這份工作。」

　　「你真行，芬利。」我對他說。

　　我不知道還要說什麼。他對我凝視良久。

　　「你不工作，靠什麼過活呢？」他問，「你是什麼軍階？」

　　「少校。」我回答道，「軍隊發給退役軍官一筆津貼，我還剩下大部分的錢。我靠它過日子，所以得慢慢花。明白了嗎？」

　　接著又是長時間的沉默。芬利用筆尖在桌上有節奏地敲了起來。

　　「那麼，我們談談二十四小時以前的事吧。」他說。

　　我嘆了一口氣──他要轉到一個不愉快的話題了。

　　「我搭乘灰狗巴士到這裡，早晨八點在鄉村公路邊下了車，步行到鎮上，走進那家餐廳，點了一份早餐，正吃著，你們的人就把我抓到這裡來了。」

　　「你到這裡來辦事嗎？」

　　我搖了搖頭，「我失業了，所以沒有什麼事要辦。」

　　他把這句話記了下來。

　　「你在什麼地方上車的？」

　　「在坦帕，昨天午夜發車的。」

　　「是佛羅里達州的坦帕嗎？」

　　我點了點頭。他拉開抽屜，找到一份灰狗巴士的時刻表，用他那棕色的長手指很快地在上面移動──他是個做事徹底的人。

　　「那是一班往北開的直達車，」他說，「終點站是到亞特蘭大，所以這班車八點鐘不會在這裡停靠。」

　　「是我請司機停車的。」我說，「他說他不應該停車，但他還是特地停了下來，讓我下車。」

　　「你以前到過這裡嗎？」

　　我搖了搖頭。

　　「有家人住在這一帶嗎？」

　　「沒有。」

　　「你有親人嗎？」

　　「有個哥哥在華府，他在財政部工作。」

　　「那麼你在喬治亞州有朋友嗎？」

　　「沒有。」

　　芬利把一切都記錄下來，然後又是一陣沉默。我心裡明白他接下來會問什麼問題。

　　「那麼，」他問，「為什麼你要在汽車通常不停的地方下車，在大雨中走十四哩，到一個你沒有任何理由要來的地方呢？」

　　這使我啞口無言──芬利提出了這個問題，任何一名檢察官也會這麼問，而我則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該怎麼說呢？」我說，「這只是一個隨興的決定。我感到煩躁不安，所以想到一個地方散散心，你了解嗎？」

　　「可是為什麼偏偏選中這個地方？」他問。

　　「我不知道。我跟鄰座那個傢伙借來一份地圖，隨意選擇了這個地方。我原想在小鎮的主要街道下車，然後南下墨西哥灣，也許再往西走。」

　　「你隨意選擇了這個地方下車？」芬利說，「不要胡說八道了，這裡只是地圖上的一個地名、一個點。你到這裡來一定是有原因的。」

　　「我想可以說是到這裡來了解瞎子布雷克的事吧。」

　　「瞎子布雷克是什麼人？」

　　我幾乎可以看見他的思緒在迅速運轉：瞎子布雷克是他的朋友？敵人？是幫兇？共犯？幕後策劃者？債主？還是他下次要加害的人？

　　「他是一個吉他手，六十年前就死了，也許是被謀殺的；我哥哥買過一張唱片，封套上載明他是在瑪格雷夫鎮遇害的。我哥哥寫信給我時曾提過此事，所以我想我可以到這裡來了解一下這起謀殺案。」

　　芬利漠然地坐著。我的話肯定使他覺得難以置信，如果我是他，我也不會相信。

　　「你到這裡來查一名六十年前死去的吉他手？為什麼？你也是個吉他手嗎？」

　　「不是。」

　　「既然你沒有地址，你哥哥怎能寫信給你呢？」他追問道。

　　「他把信寄到我過去的部隊，部隊再把它轉寄到我存錢的銀行去。當我發電報向銀行提款時，他們就會把信件一併轉交給我。」

　　他懷疑地搖了搖頭，記下一筆。

　　「這麼說，你是搭灰狗巴士在夜間離開坦帕的？」他說。

　　我點了點頭。

　　「車票還在嗎？」

　　「我想可能在那個袋子裡。」我說。貝克把我口袋裡亂七八糟的東西全都裝進那只塑膠袋裡了。

　　「司機會記得你嗎？」

　　「也許會，因為巴士通常不在那裡停車，是我請他停下來的。」

　　氣氛開始變得弔詭了起來──我以前的職業與芬利現在的工作沒有多大區別，一種熟悉的感覺潛進我的心頭，我好像在與他討論別人的事情，彷彿我們是老同事，正在一起研究某個棘手的問題。

　　「你為什麼不工作呢？」芬利問道。

　　「因為我不想工作；」我說，「我已經工作了十三年，結果一事無成。我發覺自己老是在別人後面亦步亦趨，去他媽的，現在我要照自己的方式生活。」

　　「你在部隊裡惹上麻煩了嗎？」他猜道。

　　「就像你在波士頓一樣。」我說。

　　他覺得很吃驚，「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你說你在波士頓待了二十年，」我說，「那麼你怎麼會到這個不起眼的小地方混呢？你應該拿著退休金，到科德角（編註：Cape Cod，位於美國東北部，近波士頓，又稱鱈角）或其他地方釣魚去。」

　　「那是我的私事，瑞契爾先生，」他說，「你還是回答我的問題吧。」

　　我聳了聳肩，「你去問我的部隊好了。」

　　「我會的。你是光榮退役的嗎？」

　　「如果不是的話，他們會給我津貼嗎？」

　　「我憑什麼要相信他們有給你津貼？」他說，「你根本就像一個身分不明的流浪漢。你是光榮退役的嗎？是，還是不是？」

　　「當然是。」我回答說。

　　他又記下一筆。

　　「對於退役，你的感覺如何？」

　　我想了一下，聳聳肩。「沒什麼特殊的感覺，只覺得以前我是軍人，現在不是了。」

　　「一點不好的感覺都沒有嗎？」他問，好像我必須有不好的感覺似的。

　　我覺得我應該多少說一點感想，但就是想不出該說什麼。我出生以後就待在部隊裡，如今能夠離開，感覺好極了，我自由了。彷彿這大半輩子一直患有輕微的頭痛，可是在我離開之前卻絲毫感覺不到。我唯一的問題是謀生；既要謀生，又不放棄自由，這並非易事。過去六個月裡我一分錢也沒有賺到，然而我不會告訴芬利這件事，因為他會把它當作作案動機，認為我想靠搶劫來過自由自在的流浪生活──到倉庫搶劫，謀財害命。

　　「我想，要改變一種生活方式並不容易，」我說，「尤其我是從孩提時代就生活在軍隊裡。」

　　芬利點了點頭，他在思考我說的話。

　　「為什麼他們要你退役？」他問，「是你主動提出要求的嗎？」

　　「我絕不會主動提出什麼要求，」我說，「這是軍人應有的基本紀律觀念。」

　　「你在部隊裡曾負責什麼特殊職務嗎？」

　　「剛開始時是擔任一般勤務，然後有五年的時間我負責保密工作，其餘的六年則擔任別的任務。」我是在故意賣關子。

　　「什麼任務？」

　　「謀殺案件調查。」

　　芬利往椅背一靠，凝視著我，舒了一口氣後又往前傾，用一隻手指指著我說：

　　「好，我會去調查清楚。我們已經有你的資料，它們應該與軍隊保留的檔案一致。我們會取得你服役的一切記錄和細節，會與巴士公司查對，會核對你的車票，會去找司機、同車的乘客。我們很快就會知道你所說的是不是事實，如果情況屬實，你也許就沒事了。但這些細節我們目前尚不清楚。」

　　他停下來，又舒了一口氣，但目光始終停留在我臉上。

　　「還有，我是個謹慎的人。目前看來，事情對你不利。一個到處漂泊的人、流浪漢，沒有地址，沒有可證明你個人來歷的任何東西；你說的話可能是一派胡言，你可能是個在逃的犯人，也可能在十幾個州裡濫殺了許多無辜的人，因此，我怎能假定你是清白的呢？在事情沒有弄清楚之前，我們只能把你關起來，好嗎？」

　　這是我意料中的結果，換作是我，我也會這麼說。然而我望著他，搖了搖頭。

　　「你是個小心謹慎的人？那可真是千真萬確啊。」

　　「如果我搞錯了，星期一我請你吃頓午餐，」他說，「就在伊諾餐廳，算是對今天的補償。」

　　我又搖了搖頭，「我到這裡來並不是為了交朋友。」

　　芬利只是聳聳肩，然後把錄音機關掉，再用內部通話機把貝克找來。室溫依然很低，不過我的衣服倒乾了。今晨喬治亞州下大雨，把我淋得渾身濕透，可是這辦公室裡有一部除濕機，因此室內十分乾燥。

　　芬利要貝克把我帶到囚室去，然後對我點點頭，那意思彷彿是說：如果你不是我們要找的人，記住，我只是在執行公務。我也點點頭，我的意思是說：你在浪費時間，真正的兇手此刻正在逃跑呢。

　　囚禁區實際上只是大廳一側的凹廳，共被隔成三間有鐵欄杆的囚室，正面全是鐵柵欄，裡頭都鋪著地毯，可是沒有桌椅、沒有牀。

　　「怎麼沒有過夜設備？」我問貝克。

　　「沒有必要，」他回答道，「因為待會兒就要把你轉到州立監獄去，汽車六點鐘到，星期一再把你送回來。」

　　他砰地一聲關上門，上了鎖，我聽到門的邊緣緊緊扣進門框裡。是電子門，我心想。我從口袋裡拿出報紙，脫掉大衣，然後平躺在地板上，把大衣枕在頭下。

　　我此刻的確感到十分惱怒，我竟然得在州立監獄裡度週末！雖然我也不想在警察局的小囚室裡待下去，而且我並沒有什麼其他計劃，不過，我深知州立監獄的情況；軍隊裡有許多開小差的士兵最後被關進州立監獄，憲兵常奉命去把他們帶回部隊，因此我知道。我不喜歡州立監獄。我躺在地板上，憤怒地聽著大廳裡嗡嗡的聲音：電話鈴聲和打字的聲音交織在一起，速度忽快忽慢；警官們在走動著，低聲交談著什麼。

　　我拿起那份撿來的報紙，打算繼續看完。報紙上登的全是關於總統和他尋求連任的競選活動消息：他轉往墨西哥灣的彭薩科拉，繼續為預算平衡而努力。他的彭薩科拉之行是針對海岸警衛隊的。過去一年裡，海岸警衛隊一直主動追擊。他們就像佛羅里達海岸的一道盾牌，每天堅守著應盡的職責，登上每一艘可疑的船檢查是否有走私物品，大部分是毒品、武器，以及來自海地和古巴的偷渡客。他們的行動減少了其後幾個月美國本土的犯罪，也確保了幾千哩海岸線的平安。真可謂一大成功。

　　可是，由於海岸警衛隊的封鎖行動耗資龐大，所以政府準備喊停。海岸警衛隊的預算已經出現赤字，總統說他不能追加，事實上可能還必須刪減；經濟已經亂成一團，他沒有別的辦法。因此，他們的封鎖行動可能會在七天之內被撤消。總統想擺出政治家的風度，但執法部門的大老十分憤怒，因為他們認為預防勝於治療。而華府內閣則為此事感到高興，因為他們在巡警身上花半塊錢比在海岸警察身上花兩塊錢的效果來得更引人矚目，畢竟選民離海洋有兩千哩遠。各界為此事爭論不休。報紙照片上的總統就像一名政客，面露笑容地說：我別無他法。我扔下報紙，因為它使我更加憤怒。

　　為了讓自己平靜下來，我默默地在心裡想著音樂的旋律。一般人常說，若要了解藍調歌曲，你必須乘車或乘火車旅行──那可就錯了，只有當你被禁閉在一個地方，才會理解這種憂鬱的藍調音樂；比如說，被關在一間囚室裡，或者生活在軍隊中。

　　我躺在地板上，聽著想像中的音樂，不久就睡著了。

　　貝克用腳使勁地踢著鐵柵欄，把我吵醒了，那是像喪鐘似的單調聲音。貝克和芬利站在外面，俯身望著我。我躺著不想動。

　　「你說你昨天午夜在什麼地方？」芬利問我。

　　「在坦帕上車。」

　　「我們又找到一個證人，他昨晚看見你在倉庫附近遊蕩，時間是午夜。」

　　「放屁，芬利，絕不可能！這位證人是誰？」

　　「是莫里森局長。」芬利說，「他確定見過你，現在他已經想起來是在什麼地方見過你了。」

第三章

　　我戴著手銬被帶回那間大辦公室。芬利坐在大辦公桌後，我面對著他坐著。芬利取出錄音機，把麥克風放在我和他之間的桌上，試了試音，再把錄音帶倒回去。

　　「你把二十四小時內發生的事情說一遍，」一切準備妥當後，他說，「一切細節。」

　　在座的兩名警察難以抑制興奮的心情，原本撲朔迷離的案情快要變得清晰了，他們心頭湧起一陣勝利的喜悅。我可以看出他們的心態。

　　「昨晚我在坦帕，」我說，「半夜裡上了車，有人可以證明。今晨八點我在鄉村公路與高速公路交接處下了車。如果莫里森局長說他在半夜裡看見我，那他一定是搞錯了，因為那時候我在約四百哩以外的地方。我沒有什麼可以補充了。請你們查清楚。」

　　芬利瞪圓眼睛望著我，然後對貝克點點頭；貝克打開一個黃皮文件夾。

　　「死者身分不明，」貝克說，「沒有身分證，沒有皮夾，沒有任何可以查出他身分的東西；白人，男性，約四十歲，個子很高大，理光頭。屍體是今天早晨八點在靠近大門的柵欄旁被發現的，草草地用厚紙板覆蓋著。我們採集了死者的指紋，可是資料庫裡沒有相同的指紋。」

　　「死者是誰，瑞契爾？」芬利問。

　　貝克等著看我的反應，但我只是坐在那裡，聽著大鐘秒針移動的清脆聲音──現在已接近兩點半。貝克在文件夾裡翻找了一會兒，取出另一張紙，然後抬起頭。

　　「死者頭部中了兩彈，」他繼續說，「兇器很可能是裝有滅音器的小口徑自動手槍。第一發子彈是近距離射出的，擊中左太陽穴，第二發是緊頂著死者左耳後發射的，子彈從臉部穿出，把他打得面目全非。雨水沖走了彈藥的痕跡，不過我們根據燒痕研判，槍上裝有滅音器。屍體上找不到彈頭，附近也沒有發現彈殼。」

　　「槍到哪裡去了，瑞契爾？」芬利問。

　　我望著他，沒有作聲。

　　「被害人死亡的時間是在昨夜十一點三十分到一點之間，」貝克說，「因為夜班警衛十一點三十分下班時沒有發現屍體，是早班警衛來開門時才發現的，時間約是早上八點。他看見你正離開現場，於是馬上打電話報警。」

　　「死者是誰，瑞契爾？」芬利又問道。

　　我沒有理睬他，而是轉頭問貝克，「為什麼是在一點之前呢？」

　　「昨夜的大雨是一點鐘才開始下，」他說，「屍體底下的地面是乾的，因此可以斷定一點鐘開始下雨之前屍體就在那裡了。」

　　我點點頭，對他微微一笑。被害人死亡的時間能證明我與此案無關。

　　「告訴我們後來發生什麼事。」芬利平靜地說。

　　我對他聳了聳肩，「你來告訴我吧，我不在出事現場，午夜時分我在坦帕。」

　　貝克又抽出一張紙。

　　「你後來的行為很古怪，」他說，「你發瘋了。」

　　我不解地搖搖頭。

　　「我昨天半夜不在那裡。」我又說了一遍，「哪有什麼古怪的？」

　　「你第一顆子彈就把他打死了，」貝克一臉嚴肅地說，「但你又對他開了一槍，然後還發狂似地對著屍體亂踢；死者身上有死後的傷痕，而那附近也到處都留有屍體被踢的痕跡。你當時一定是瘋了。最後你平靜下來，企圖用厚紙板把屍體蓋起來。」

　　「死後的傷痕？」

　　貝克點了點頭。

　　「你好像發了瘋似的。那傢伙簡直就像被卡車壓過，幾乎每根骨頭都斷了，法醫說他是在死後才被打得遍體是傷的。你是個怪人，瑞契爾，這是可以肯定的。」

　　「他是誰？」芬利又問，他是第三次問這個問題了。

　　我仍是望著他沒有說話。貝克說得對，這事真的很奇怪；殺人就夠糟了，殺死之後又瘋狂地加以傷害就更糟。我以前曾好幾次遇到這種情況，我不想再看到這種事發生。然而，他們的描述方式一點道理也沒有。

　　芬利問我：「你是怎麼遇到他的？」

　　我繼續望著他，沒有回答。

　　「Pluribus是什麼意思？」

　　我聳聳肩，依然沒有回答。

　　「他是誰，瑞契爾？」

　　「我不在那裡，我什麼都不知道。」

　　芬利一時沒有作聲。

　　「你的電話號碼是多少？」過了一會兒，他冷不防地問道。

　　我吃驚地望著他，好像他是個瘋子似的。

　　「你胡說什麼？」我說，「我沒有電話。你沒聽見嗎？我根本沒有固定住址。」

　　「我是指你的行動電話。」他說。

　　一種恐懼攫住我──他們把我當成殺手了。一個奇怪的流浪漢，備有行動電話，行蹤不定，受人雇用，到處殺人，並且把被害者踢得稀爛。然後與一個地下組織取得聯繫，確定下一個對象。

　　芬利俯身向前，把一張紙片遞給我看。那是從電腦報表紙上撕下來的一角，紙色不舊，上面有發亮的油膩污跡，是那種放在口袋裡一個月之久的紙片常會有的光澤。紙上寫著：Pluribus，下面還有一個電話號碼。我仔細看了看，但是沒有碰它，以免混淆了上面的指紋。

　　「那是你的電話號碼嗎？」芬利問。

　　「我沒有電話，而且我昨晚還沒有到這裡。你這樣做只會浪費更多的時間，芬利。」

　　「這是一個行動電話號碼，這是我們目前可以確定的，但我們要等到星期一才能開始追查這個電話號碼。你應該跟我們配合，瑞契爾。」

　　我又看了看那張紙片，「從哪裡找到的？」

　　芬利思考了一下才決定回答我的問題。

　　「在被害人的鞋子裡，」他說，「是疊好藏在鞋子裡的。」

　　我坐在那裡，陷入長時間的沉默之中。我心裡很著急，那種感覺就像愛麗絲夢遊仙境一樣，發現自己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一切都那麼奇怪。她是掉進洞裡去了嗎？還是搭上了灰狗巴士，在一個錯誤的地點下了車？

　　這是一間舒適豪華的辦公室，我身旁是兩名既有智慧又專業的警員，他倆大約有三十多年的工作經驗──這個警察局人員配備齊全、經費充足，唯一的缺憾就是讓混蛋莫里森當了頭──然而他們好像都急於向一條死胡同裡鑽。

　　「這件案子有兩點值得重視。」我說，「那傢伙的頭部是被裝有滅音器的自動武器近距離擊中的，第一發子彈就把他打倒在地，第二發是為了確保他死亡，而且彈殼不見了。憑職業的經驗來判斷，這說明了什麼？」

　　芬利默不作聲。他逮住的嫌犯像個警員一樣在分析案情；作為一名主審人，他應該打斷我，然而他想聽我說完。我能看出他的心裡充滿矛盾，雖然他看上去依然很鎮靜，實際上心裡七上八下。

　　「說下去。」他說。他的態度很嚴肅，好像這是件了不起的大事。

　　「這是在執行某項任務，芬利，」我說，「不是一宗搶案，也不是爭吵，而是一次經過深思熟慮、有條不紊的行動，因此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兇手是個精明的傢伙。」

　　「近距離擊中左太陽穴，這意味著被害人當初可能在車上，而兇手則隔著車窗跟他說話，同時舉槍射擊，然後兇手再靠近一步，又射出一發子彈。解決之後，他找到彈殼、離開現場。」

　　「他離開了？」芬利問，「那麼車上的屍體怎麼會在地面上呢？你是不是想說還有另一個人涉案？」

　　「一共有三個人，」我說，「那是很明顯的。」

　　「為什麼是三個人？」

　　「兇手至少有兩個人，對嗎？被害人是怎麼去倉庫的？那裡上不著村，下不著店，他不可能走路過去，那麼他的車到哪裡去了？另外，兇手也不可能步行前往，因此至少有兩個人駕著汽車一起到了那裡，離開時是分開走的，其中有一個駕駛被害人的車。」

　　「然而？」芬利問。

　　「然而事實證明至少有三個人。」我說，「你們仔細想想，一個用滅音小口徑自動武器對準被害者頭部射擊，做事那樣乾淨俐落的人，不可能突然發狂對屍體亂踢一通，對嗎？而且那個突然發狂地對一具屍體施虐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平靜下來，用硬紙板把屍體蓋住。你們要考慮到，那是三件完全不同的事。因此，至少有三個人。」

　　「也許是兩個人，」他說，「兇手自己可能在事後清理現場。」

　　「不可能，他不會在現場逗留，也不會喜歡做那種狂暴的事，那樣做會讓他感到難堪，而且可能會讓他被人看見。還有，像他這樣的人，如果真要清理現場，會做得不著痕跡，而不會把屍體留在那個早班警衛找得到的地方。所以你要假定是三個人。」

　　芬利苦思了一下。

　　「你們認為我是三人中的哪一個呢？」我接著說，「是殺手？是那個瘋子？還是掩蓋屍體的人？」

　　芬利和貝克對視了一眼，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你們說說看，我是哪一個？」我又問他們，「我和兩名同伙開車來到這裡，半夜裡殺死那個人，然後他們開車走了，而我卻留在這裡。我為什麼要做這種傻事？」

　　他們沒有作聲。

　　「我沒有同伙，也沒有車。因此你們充其量只能假設受害者步行到那裡，我也到了那裡，我遇上他，像一個職業殺手一樣向他射擊，然後找回彈殼，拿了他的錢包，搜了他的口袋，可是沒有搜他的鞋子。我把武器連同死者的東西都藏起來後，變成另外一個人，瘋狂地踢屍體，之後我又變成另一個人，笨拙地把屍體掩蓋起來。最後，我在大雨裡等了八個小時，天亮了才到鎮上來。全是胡扯，芬利！我為什麼要在大雨裡等八個小時，天亮才離開作案現場到鎮上來呢？」

　　他對我看了很久才說：「我不知道為什麼。」

　　除非迫不得已，像芬利那種人是不會輕易說那句話的；他看起來像洩了氣的氣球。這件案子像一團迷霧，而且他覺得頂頭上司提供的新證據讓他很為難，他不可能對莫里森說：你簡直是胡扯！莫里森給他一個現成的證據，使他只能繼續偵查，直到證明我的確不在場。芬利感到懊惱，因為七十二個小時將要白白浪費掉了，而且他已預見一個大難題：他得向莫里森說明我午夜時分的確不在案發現場，還得勸他撤回證詞──這並不容易，因為他到職才六個月，再加上那個徹頭徹尾的混蛋又是他的頂頭上司。他坐在那裡，大聲喘著氣，分明已陷入困境。我現在該幫他一把了。

　　「關於那個電話號碼，」我說，「你已證明那是行動電話的號碼嗎？」

　　「從編碼的方式可以看出來，」他說，「因為前面不是一般的區域碼。」

　　「很好，可是你無法確定誰是行動電話的主人，因為你無法直接從號碼回查擁有者的姓名，而且行動電話所屬的電信公司也不會告訴你用戶是誰，對嗎？」

　　「他們會要求我出示搜捕令。」

　　「你很想知道那是誰的電話號碼吧？」我問。

　　「如果不透過電信公司，你有別的方法查明嗎？」他反問道。

　　「也許有。」我說，「你為什麼不打個電話試試誰來接呢？」

　　他們並沒有想到這個方法，因此感到很難堪。

　　貝克主動從尷尬局面裡退出，讓芬利收場──他收起攤在桌上的文件，作了個手勢，意思是說他到外面去整理文件了。芬利點點頭，揮手讓貝克離開。芬利想設法挽回一點面子。

　　「那是一支行動電話的號碼，」他說，「即使我撥了電話，我還是不知道是誰接的，也不知道接電話的人在什麼地方啊。」

　　「聽著，芬利，」我說，「我不管電話號碼是誰的，我只想知道它不是誰的，懂我的意思嗎？它不是我的，無論是誰接聽了電話，你都可以確定它不是我的。」

　　芬利凝視著我，用手指敲擊著桌面，沒有作聲。

　　「你知道該怎麼做，」我又說，「撥通電話後，就說出現技術故障啦，用戶遲繳電話費啦，或者電腦計費器有毛病了等等，讓接電話的人報上姓名和地址。照我說的做吧，芬利，虧你還算是一名出色的警探呢。」

　　芬利總算拿起電話，撥了號碼。他按下擴音鍵，鈴聲響徹整個辦公室，有人接起電話。

　　「我是保羅．哈柏，請問有什麼事嗎？」

　　是南方口音，說話的人挺有自信，是慣於接電話的口氣。

　　「是哈柏先生嗎？」芬利眼望著桌子說，一邊把那人的姓名記下來，「你好，這裡是電話公司，我是工務部經理。據報你所使用的號碼出現故障。」

　　「故障？可是我沒有發現什麼故障呀。」

　　「你的電話打出來沒問題，可是打進去可能不靈，先生。我現在已經把信號強度測定儀接上了，儀器上的讀數顯示你的信號有一點弱。」

　　「可是我能聽得很清楚啊。」

　　「喂？」芬利叫道，「你的聲音漸漸變小了，哈柏先生，請你把你的確切地址告訴我，以便弄清它與我們發射台的相對位置。」

　　「我此刻正在家裡呢。」

　　「很好，」芬利說著又拿起筆，「請你告訴我確切的地址，好嗎？」

　　「你們不是有我的地址嗎？」那是人們之間開玩笑的口吻，「你們每個月都會寄電話費用單給我呀。」

　　芬利瞥了我一眼，我報以微笑，他扮了個鬼臉。

　　「我此刻在工務部，先生。」他說，也是詼諧的口吻，好像他們兩人在討論技術問題似的。「用戶資料在另一個部門，我可以去查一下，可是要花時間，而且現在儀器已經接上了。請你繼續說話，以便我測定信號強度，好嗎？你可以說出你的地址，或者朗誦一首你喜愛的小詩什麼的。」

　　話筒裡傳出哈柏的笑聲。

　　「好吧。麥克風測試，麥克風測試，我是保羅．哈柏，現在人在家裡，門牌號碼是：瑪格雷夫鎮貝克曼路二十五號，是美國喬治亞州的瑪格雷夫，M─A─R─G─R─A─V─E。儀器上的信號強度如何？」

　　芬利沒有說話，他看起來心事重重。

　　「喂，」哈柏又問，「你還在跟我通話嗎？」

　　「是的，哈柏先生，」芬利說，「我還在線上呢。沒什麼問題了，謝謝你的合作。」

　　「哪裡，不要客氣。」

　　通話結束了，芬利放下話筒，身體往椅背一靠，兩眼凝望荖天花板。

　　「媽的，此人就住在這個鎮上。這個保羅．哈柏是誰呢？」

　　「你不認識他？」我說。

　　他對我望了一眼，有點不好意思，好像已經忘記我還在這裡似的。

　　「我到這裡才六個月，」他說，「所以不是鎮上每個人都認識。」

　　他俯身按了一下桌上的內部通話鍵，貝克走了進來。

　　「你聽說過一個叫保羅．哈柏的人嗎？」芬利問他，「住在我們鎮上，貝克曼路二十五號。」

　　「保羅，哈柏？當然啦，他是本鎮的老居民了，一個有家室的人，好像是史蒂文森的姻親什麼的，我們常在一起打保齡球。他在亞特蘭大一家大銀行工作，是個銀行家。」

　　仲分利望著他，「他是用這個電話號碼的人。」

　　「哈柏？這太不可思議了。」

　　芬利轉過頭來問我，「你是不是要說你從來沒聽過這個人？」

　　「我從來沒聽過此人。」我說。

　　他只是對我投以一瞥，就又轉身面對貝克。

　　「勞駕跑一趟，去把哈柏帶來。天知道他與這事有什麼關係，可是我們最好還是跟他談一談。對他客氣點，他也許是個值得尊敬的好人。」

　　他說完，看了我一眼就離開了，門砰地一聲關上。貝克走過來，關掉錄音機，把我帶回囚室。我進去之後，他跟進來幫我卸下手銬，然後退了出去，鎖上門，並轉身離去。

　　「嘿，貝克。」我叫道。

　　他走回來，掃了我一眼，目光十分不友善。

　　「我要吃點東西，」我說，「還有咖啡。」

　　「到州立監獄去吃吧，」他說，「車子六點鐘會到。」

　　他現在必須去把哈柏帶來。貝克會帶著歉意向那人走過去，請他來局裡一趟，芬利則會彬彬有禮地問他為什麼會在死者的鞋子裡發現他的行動電話號碼。

第四章

　　倚在囚室角落，心裡哼著巴比．布蘭德的一首歌曲，歌名是《在大路遙遠的那端》（Further On up the Road）。巴比是用Ｇ大調唱的，歌聲明快、歡暢，摒除了抒情歌曲裡的怨恨，使它產生一種憂鬱、一種預言和慰藉，就是藍調歌曲所擁有的那種效果。鬆弛的Ｇ大調讓歌曲帶著一些朦朧的美感，聽起來很甜美。

　　當我看見那個胖局長莫里森經過囚室門口，向辦公室走去時，正好要哼第三段，因此我立刻唱成降Ｅ調，一改巴比．布蘭德歌曲的甜美風格，使歌聲變得刺耳，雖然仍富有音樂性，但卻增添了煙捲加威士忌的粗獷勁。

　　莫里森撒了謊，我昨夜根本沒到倉庫去。他可能是搞錯了，也許他看見的是一個長得像我的人，但那樣的假定對他太寬容了。我現在真想伸出手臂狠狠地揍他那張髒臉，打他個鼻青臉腫；我閉上眼睛、暗暗發誓，會有那麼一天……

　　我睜開眼睛，心中的音樂戛然而止。鐵柵欄外，那位替我取指紋的女警官端著一坏熱咖啡，正要走回辦公桌。

　　「要不要我拿杯咖啡給你？」她問我。

　　「當然，」我說，「那太好了。不要加奶精，也不要加糖。」

　　她把自己那杯咖啡放下，轉身向咖啡壺走去，又倒了一杯熱咖啡，朝我款款走來。她長得很漂亮，約三十歲左右，膚色較黑，個子不高，全身充滿活力。在偵訊室裡，她的那種活力給了我輕鬆快活的感覺。她做起事來一副十分專業的樣子，但此刻她態度隨和，少了那份執行公務時擺出的模樣，而且端咖啡給嫌犯也許會違反胖子局長的規定──想到這裡，我對她有了好感。

　　她隔著鐵欄杆，把咖啡遞給我。她近距離看也很美，身上還有一股香氣。我記得先前我還覺得她像個牙科護士；如果牙科護士都像她這樣，我會常去看牙。我欣然接過那杯咖啡。我渴極了，而且我也喜歡喝咖啡，如果有機會，我會像酒鬼喝伏特加一樣地喝下它，但這時我只喝了一小口。味道好極了。我像敬酒那樣舉起杯來，「謝謝妳。」

　　「不必客氣。」她微微笑著說，眼睛裡也蕩漾著笑意。在一個陰沉的下午，她燦爛的微笑暖人心間。

　　「妳認為我沒有殺人，對嗎？」

　　她把自己那杯咖啡端起來，「你以為我不會端咖啡給有罪的人嗎？」

　　「也許妳根本不會理睬有罪的人。」我說。

　　「我知道你不會有多大的罪。」她說。

　　「妳怎麼知道？因為我的眼睛沒有擠在一起嗎？」

　　「不是的，傻瓜，」她笑了，「因為我們還沒有聽到華盛頓方面的消息。」

　　她笑起來的樣子很可愛。我想看一看她襯衫口袋上的名牌，可是又怕她會誤以為我想看她的胸部──但我的目光還是忍不住停留在她的胸部了。我記得她在替我照相時，那豐滿的胸部依托在桌沿上。我看見一對高聳的乳峯。她叫蘿絲珂。她環視了周圍一眼，然後走近囚室欄杆。

　　「我透過電腦連線把你的資料傳到華盛頓去了，」她說，「那是十二點三十六分的事。那裡的聯邦調查局有很大的資料庫，儲存著幾百萬人的指紋，送去的指紋可立即核對。你的指紋將與上千名通緝犯的指紋核對，你懂嗎？如果你是名單中的其中一人，而且依然在活動，沒有正式逮捕，我們馬上就會得到通知。可是你在這裡都快三個小時了，我們還沒有得到任何消息，因此我知道你沒有犯大罪的記錄。」

　　接待警官用不贊許的目光向我們這邊瞧了瞧，她得離開了。我喝完那杯咖啡，把杯子還給她。

　　「我根本沒有犯罪的記錄。」我說。

　　「是的。你與行為反常者不同。」

　　「我與他們不同？」

　　「我一眼就分辨得出來，」她微笑著說，「你的眼睛長得很好。」

　　她眨眨眼之後就走開了，先把杯子放下，然後回到自己的座位。我又回到原先的角落，頭靠在鐵欄杆上。六個月以來，我到處漂泊，已經學會了一些東西。我就像老電影裡的流浪者一樣，靠著陌生人的愛心過日子──但我所求的不是物質上的東西，而是信念。我凝望著蘿絲珂的背影，對自己微笑了一下。我喜歡她。

　　貝克離去已大約有二十分鐘了，這是一個小鎮，不論哈柏的家在哪裡，他都應該回來了。

　　貝克說哈柏是個有家室、在亞特蘭大上班的銀行家，那就是說他在離鎮上不遠的地方有一棟房子；房子離學校很近，便於孩子上學、與小朋友玩；離店鋪也不遠，方便太太採購物品和上鄉村俱樂部消遣，也便於他駕車駛上通往高速公路的鄉村公路，上下班來回自如。貝克曼路二十五號，離大街不會太近，也許是在一條從鎮中心通往鄉間的道路上。哈柏從事的是金融工作，所以大概很富裕，也許還會有私人游泳池。如果我們假設哈柏家的總面積是四畝，則每邊長就是一百四十碼，如果沿街左右都有房屋，那麼二十五號離鎮中心大約有十二棟房屋的距離，算起來大概是一哩左右。

　　門外陽光已漸漸變弱，地面上的陰影也逐漸拉長。我看見貝克的巡邏車沿著車道顛簸地開了過來──車頂的燈沒有亮──然後慢慢地在門口停下來。貝克下了車，像一名私人司機似地為他的乘客拉開門。他好像不知道該如何表現才合適──他的舉止要恭敬，因為來者是亞特蘭大的銀行家；又要表現出友善，因為來者是他的保齡球球友；但他還得要擺出一點公事公辦的模樣，因為來者的行動電話號碼出現在死者的鞋子裡。

　　保羅．哈柏下了車。他是個身材高大的白人，三十出頭，衣著整潔，淡茶色的頭髮有些零亂，微禿、亮出一個有智慧的前額。戴著金邊眼鏡，方下巴，皮膚曬成棕褐色。在他對接待警官微笑時，露出一排潔白的牙齒。

　　他的神情有點緊張，雙手先是放在接待櫃台上，然後又收回去垂在身體兩側。我看見他手腕上那只大金錶，可以想見如果是在平日，他自然會擺出一副闊佬的氣勢，然而此時他卻顯得心煩意亂。我不知道貝克對他說了什麼，不過，像貝克那樣精明的警官，會把這類事情留給芬利去做，因此哈柏應該不知道為什麼要他到這裡來──可是他心裡應該有數。我幹了十三年類似警察的職務，所以老遠就能嗅出別人是否心裡有鬼。

　　我靜靜地靠在鐵欄杆上，看見貝克示意哈柏跟著他向後面的辦公室走去。兩人進去之後，門關上了。接待警官離開他的崗位，出去把貝克的巡邏車開進停車場；他回來時，芬利跟著進來。芬利直接向辦公室走去，他知道哈柏在那裡等候；他經過大廳時，並沒有理睬我。我在等待貝克出來。他不可能待在裡面，至少在他的保齡球球友接受謀殺案件調查時，他不會待在裡面，因為那樣不合乎倫常，而芬利給我的印象是一個十分重視倫常的人。

　　過了一會兒，門開了，貝克走了出來，朝他的辦公桌走去。

　　「嗨，貝克。」我叫道。他轉朝囚室這邊走來，站在蘿絲珂剛才站著的位置上。

　　「我得洗個澡，」我說，「難道這也要等我到了州立監獄才行嗎？」

　　他露出一個勉強的微笑。他的嘴裡有顆金牙，使他看起來有點瀟灑風度、有點通人情。他對接待警官大聲喊了一句什麼，也許是一種程序上的暗語，然後拿出鑰匙打開電子鎖。門啪地一聲開了。

　　我們走到大廳後面，辦公室對面有一條走廊，在走廊盡頭有兩間浴室。貝克推開男浴室的門。

　　可能是因為已經知道我不是他們要逮的人了，所以他們一點也沒有戒備；在走廊裡我可以毫不費勁地把貝克擊倒，把槍奪過來再衝出去奪一輛巡邏車。全部車輛都停在外面，而且我敢保證鑰匙還插在車上。在他們調集力量進行有效追捕之前，我早已駛往亞特蘭大藏匿起來，根本不會有什麼困難。然而我什麼也沒做，只是走進浴室。

　　「不要鎖門。」貝克說。

　　我沒有鎖門。他們太低估我了──我對他們說過我曾經是名憲兵，然而他們根本就沒有把它當作一回事。憲兵面對的是軍隊中的犯罪分子，那些傢伙知道如何使用武器、如何進行破壞和格鬥，他們是突擊隊員、特種部隊士兵、海軍陸戰隊成員，是花費了國家許多錢，受過專門訓練的殺手，因此，憲兵的訓練要更加優良，更加懂得使用武器，更加會赤手格鬥。貝克一定不知道此種情況，否則他會讓幾名警察持槍押我進浴室，如果他認為我是他們要追捕的人的話。

　　我穿好衣服，回到走廊裡，貝克在那裡等我。我回到囚室，依舊靠在那個角落裡。貝克鎖上那道沉重的門後，向大廳走去。

　　接下來的二十分鐘，局裡一片沉寂；貝克在伏案工作，蘿絲珂也在忙，接待警官坐在椅子上，芬利關著門與哈柏談話。我把頭倚在鐵欄杆上等待著。

　　將近五點，我聽見後面的辦公室一片嘈雜，那是叫喊聲和物件撞擊的聲音──有人變得激動起來。貝克桌上的鈴聲響了起來，內部通話系統傳出芬利急迫的聲音，要貝克進去。貝克走了進去。

　　這時入口處的玻璃門被推開了，一個臃腫的身軀擠了進來，是莫里森局長。他直接走進大辦公室，貝克隨後退出來，疾步向接待警官走去，對他耳語了一陣，蘿絲珂也加入他們的談話。想必是有重要消息，但是離他們太遠，我聽不見。

　　貝克桌上的內部通話系統再次響起，於是他又走進辦公室。玻璃門又開了，進來的是史蒂文森。彷彿是發生了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把所有的人都吸引過來。

　　史蒂文森對接待警官說了些什麼，看起來情緒很激動；接待警官把手放在他的肩上，但他卻甩開那隻手，朝辦公室跑去。他正要進去時，門開了，一羣人走了出來；先是莫里森局長，然後是芬利和貝克，貝克的手輕輕地、牢牢地握住哈柏的手臂。史蒂文森大惑不解地注視著哈柏，然後把芬利拉回辦公室，莫里森轉過他那汗水淋淋的肥大身軀，也跟著走進去，關上了門。貝克帶著哈柏朝我走過來。

　　哈柏看起來像變了一個人似地突然老了許多，一頭一臉的汗，那健康的棕褐膚色已經褪去，好像被人放了氣，使他縮小了；他弓著腰，似乎渾身發痛，金邊眼鏡後面是一對失神的眼睛，充滿恐懼和驚慌。當貝克打開我那間囚室的門時，他站在一邊發抖、沒有挪步，貝克只得抓住他的手臂，把他扶進囚室，然後關上門，上了鎖，又回到辦公室裡。

　　哈柏站在原處，迷茫的眼睛注視著前方，慢慢向後退到牆邊，身體順著牆下滑跌坐到地上。他的頭垂在雙膝上，雙手挨著地面，我甚至能聽見他顫抖的大拇指碰到地毯的聲音。蘿絲珂抬起目光，對他看了一眼，接待警官也往他那邊瞧；他們正看著一個精神崩潰的人。

　　我聽見辦公室裡有人在爭論，聲音愈來愈高，還見有人在拍桌子，然後門開了，史蒂文森與莫里森局長走了出來。史蒂文森看起來很憤怒，大步地從大廳的另一側走過，逕自穿過玻璃門，走到室外的陽光下。莫里森跟在他後面。

　　貝克從辦公室裡出來，沉默地走到我的囚室前，開了門，示意要我出去。我披上衣服，把那張舊報紙留在地板上，跟著貝克走進辦公室。

　　芬利坐在那裡，那部錄音機還放在原處；他吐出了一口氣，示意貝克離開。

　　「我們這裡出現了狀況，瑞契爾先生，」芬利說，「一個真正棘手的問題。」

　　他陷入沉默，露出一副心神不寧的樣子。再過不到半個小時我就要被載往監獄，所以我希望他立刻把結論告訴我。芬利抬起頭，繼續說下去。他那套哈佛學者的辭令因說話速度變快而有些零亂。

　　「我們把這個叫哈柏的傢伙帶來，」他說，「也許你已經看見他了，一個銀行家，對嗎？那一身卡文．克萊的衣服就值一千美元，還有勞力士金錶，而且脾氣很壞。剛開始他只是有點惱火──我一說話，他就聽出我的嗓音與那行動電話上的聲音一樣，他指責我的欺騙行為，說我不該冒充電話公司的人……當然，他說得對。」

　　又是一陣沉默；他在思考他的倫常問題。

　　「繼續說吧，芬利，快點。」我催促道。我只剩不到半個小時的時間。

　　「他又急又惱。」芬利說，「我問他是否認識你，一個叫傑克，瑞契爾的退役軍官，他說從來沒有聽說過你。我相信他說的話。他緊張的神經開始鬆弛下來，以為我只是向他打聽一個叫傑克．瑞契爾的人，而不是他犯了什麼罪才被帶到這裡來。」

　　「然後我問他是否認識一個理光頭的高個子，並且問他Pluribus是什麼意思。我的天！這回好像我刺了他的屁股般，他一下子楞住了，好像觸了電一樣，不回答我的問題。於是我再告訴他那人死了，是被槍打死的，瞧，他那樣子好像屁股上又被刺了一下，差點沒從椅子上摔下來。」

　　「說下去。」我說。還有二十五分鐘，監獄裡的車子就要到了。

　　「他渾身顫抖起來。」芬利說，「接著我告訴他我們是怎樣發現皮鞋裡的電話號碼，以及號碼上方寫著『Pluribus』，這次他更是如坐針氈。」

　　他又停下來，用手輪番拍打著口袋。

　　「他什麼也沒說，」過了一會兒，他繼續說道，「臉色一片死灰，我還以為他心臟病突發了。他的嘴巴像魚一樣一張一合，但就是不說話，所以我又告訴他那人死後還被踢打了一頓，屍體被硬紙板掩蓋著，我問他還有誰參與此事，但他只是不斷地四下張望。過了一會兒，我看出他在苦心思考應該把什麼告訴我。他沉默了約有四十分鐘。」

　　芬利又停下來──這次是為了使他接下來要說的話更有效果。

　　「後來他坦誠了，他說：『是我幹的，是我殺死了他。』這像伙承認了，他說的話都錄了下來。」

　　「我問他：你要請律師嗎？」芬利說，「但他只是一直反覆說是他殺死那人的，於是我向他宣布米蘭達原則，說得清清楚楚。我想，這人也許瘋了，因此問他：你把誰殺了？他說一個理光頭的高個子；問他：是怎樣殺的？他說：朝他頭部開槍；再問他：什麼時間殺的？他說：昨晚凌晨左右。我問他是誰對著屍體亂踢一氣？Pluribus是什麼意思？他卻又顯出一副呆若木雞的模樣，一句話也不說。我對他說，我還不能確定他是否做了什麼；他聽了之後，竟跳起來抓住我，大聲叫道：『我坦誠他是我殺的，是我殺的！』我把他推回椅子裡，他才又安靜下來。」

　　芬利坐下來，雙手放在腦後，以詢問的目光望著我。哈柏是兇手嗎？我不相信，因為他的情緒太過激動。那些用滅音手槍對準被害人頭部射出兩發子彈，然後又把彈殼收拾乾淨的殺手是不會激動的，他們會一走了之，根本不把事情放在心上。哈柏不是兇手，他經過接待櫃台前時的輕快步履就能證明這點。然而我只是微笑著聳了聳肩。

　　「好了，」我說，「你可以放我走了吧？」

　　芬利望著我搖了搖頭，「不行，我不相信他的話。根據你的分析，一共有三個人與此案有關，那麼哈柏是哪個角色？我不認為他是個瘋子，我看他沒有力氣那樣做，而且他也不是跑腿幹雜事的，更不是開槍殺人的人，像他這種人不會射擊。」

　　我點點頭，彷彿成了芬利的搭檔，在幫他分析難題。

　　「所以我只好暫時把他關起來，」他說，「沒有別的辦法。他承認是他幹的，提供了看起來沒什麼好懷疑的細節，但最後肯定站不住腳。」

　　我又點了點頭，我知道他還有話要對我說。

　　「往下說。」我無可奈何地說道。

　　芬利目光筆直地望著我。

　　「他當時根本不在兇案現場，」他說，「他在參加一對老夫婦的家庭聚會，地點離他家不遠。他與他太太步行前往，在八點左右到達，一直待到凌晨兩點以後才離開；有二十幾個人看見他們到達和離開。他們搭某位親戚的便車回家，因為當時下著傾盆大雨。是他的姻親史蒂文森警官把他們送回家的。」

第五章

　　芬利仰坐在椅子裡，手臂交叉在腦後。他身材頎長，舉止文雅，在波士頓受過教育，是個有教養、經驗豐富的人──但他將要把我這個什麼壞事也沒做的人送進監獄。

　　「我很遺憾，瑞契爾。」他坐直身子對我說。

　　「遺憾？」我說，「你把兩個沒有罪的人送進監獄，而你只感到遺憾？」

　　他聳了聳肩，看起來很懊惱。

　　「是莫里森局長堅持要這麼做的，他說事情已經告一段落了，週末我們可以休息了。他是老板，不是嗎？」

　　「你是在開玩笑吧？他是個混蛋！他把史蒂文森警官也當作說謊的人。」

　　「他不是這個意思。」芬利聳聳肩說，「他是說這可能是個陰謀；哈柏不一定要出現在現場，他可以雇你去做這件事。哈柏的招供可能誇張一些，因為他怕你，不敢馬上把你供出來。莫里森認為你是在到哈柏家去領酬勞的途中被我們逮住的，他估計那是你在雨中等待了八個小時的原因，而那也是哈柏今天待在家裡、不去上班的原因，他是在等著付錢給你。」

　　我沒有作聲，可是感到憂心忡忡。莫里森局長是個危險的人，他的理論聽起來幾乎是合理的；我必須等芬利核實情況之後才能走──如果他真的會去核實情況的話。

　　「因此，我很抱歉，」他說，「你和哈柏得在監獄裡待到星期一。你會習慣的。監獄在沃伯頓，那地方很糟，可是拘留所還不錯。我會在星期一之前把一切調查清楚，並請蘿絲珂警官星期六和星期天來加班，她是我們最好的女警官。如果你說得對，下星期你就自由了，行嗎？」

　　我望著他，氣憤極了。

　　「不，芬利，不行，你知道那不是我幹的，你只是害怕那狗娘養的廢物胖子莫里森。我被送進監獄，就是因為你是個他媽的懦夫。」

　　他硬著頭皮聽我責罵，那張黑臉變得更黑了。我深深吸了一口氣，對他怒目而視。一陣憤怒之後，我的目光才漸漸柔和下來；我已經控制住自己。這時他瞪眼望著我。

　　「有兩件事我必須告訴你，瑞契爾。」他說，吐字很清晰，「第一，如果有必要，我會在星期一親自跟莫里森局長說明。第二，我不是懦夫，你根本不了解我。」

　　我注視著他。這時已經六點，車該來了。

　　「不見得，我了解的事比你想像得多。」我說，「我知道你在哈佛讀過研究所，離過婚，在四月裡戒煙了。」

　　芬利楞住了。這時貝克敲了門，走進來說監獄的車已經到了，芬利說他會親自帶我出去。

　　「你是怎麼知道我這些事的？」芬利問我。

　　他對此感興趣。他認輸了。

　　「這很容易。你告訴過我你在波士頓上學，然而我知道，哈佛大學部是不接受太多黑人學生的，你很聰明，但還不是科學家的材料，所以我猜你是在波士頓大學攻讀學士學位，對嗎？」

　　「沒錯。」他承認了。

　　「然後進哈佛的研究所。」我說，「你在波士頓的成績不錯，所以你順利進了哈佛，因為你說話的口吻像哈佛人。是犯罪學碩士嗎？」

　　「對，是犯罪學。」

　　「你今年四月才得到這份工作，這是你自己告訴我的。你在波士頓警局服務滿二十年領了一筆退休金，所以你到這裡時手頭很寬裕。可是你來這裡並沒有帶妻子，如果你帶來了，她會用你的退休金添置新衣服給你，她應該不會喜歡你這身寒酸的軟呢裝。來這裡開始全新的生活，而你依然穿著一身舊衣服，這就說明那女人已經走了。她不是死了，就是與你離婚了，因此這是一個對錯機會各半的猜測；看來我猜對了。」

　　他茫然地點了點頭。

　　「關於戒煙，就更好猜了。」我說，「你遇到了傷腦筋的事，總會拍拍口袋想掏香煙，這就是說你最近才戒煙。至於四月戒煙，也很容易猜到──你知道，新生活、新工作，戒煙就意味著一切重新開始。」

　　芬利目瞪口呆地望著我，有點不甘心被我猜得這麼準。

　　「很好，瑞契爾，」他說，「你使用的是基本的邏輯演繹法，對嗎？」

　　我聳了聳肩，什麼也沒說。

　　「那麼你說說看是誰在倉庫裡幹掉了那個傢伙？」他說。

　　「我才不在乎誰在什麼地方幹掉了誰呢，」我說，「那是你的事。而且你問錯了，芬利，你們應該先搞清楚死者是誰才對吧？」

　　「那麼你有什麼好辦法嗎，聰明人？」他問我，「死者沒有身分證，而且已經面目全非，指紋查不出什麼，哈柏又不說實話，你說該怎麼辦？」

　　「再查一次指紋，」我說，「我是說真的，芬利，讓蘿絲珂再做一次。」

　　「為什麼？」

　　「反正你們就再查一次，行嗎？」我說。

　　他只是嘟噥了一聲，不置可否。我打開辦公室的門，走了出去。蘿絲珂已經走了，除了貝克和哈柏之外，什麼人也沒有了。透過前門可以看見囚車司機拿著一塊夾板，那接待警官在上面寫著什麼；他們的背後是那輛監獄汽車，橫在那裡，遮斷了我的視線。它就像一輛漆上淺灰色的校車，上面寫著：喬治亞州立懲戒所。這幾個字佔滿了整個囚車的側面，字的上方是一排焊著鐵條的車窗，下方則是該州的州徽。

　　芬利跟在我後面走出辦公室，把我帶到貝克面前，貝克在我的左右手腕上各銬上一副手銬，然後打開囚室，示意那早已嚇呆了的哈柏走出來。這位銀行家神情恍惚，行動遲緩，但還是走出了囚室。貝克將我的左腕和哈柏的右腕銬在一起，另一副手銬套住了他的左腕。

　　「拿下他的手錶，貝克，」我說，「在監獄裡會弄丟的。」

　　貝克點點頭，領會了我的話。像哈柏這樣的人在監獄裡肯定會弄丟許多東西。司機敲了敲門，朝裡面張望一下；貝克趕緊把勞力士金錶放在最靠近的那張桌子上。

　　「行了，伙計們，我們上路吧。」

　　囚車離開警察局，朝北駛去，經過伊諾餐廳，又朝北趕了一段路，然後向左急拐彎，離開了鄉村公路，慢慢行駛在田野中間的一條路上。連綿的矮樹叢在窗外一閃而過，矮樹叢之間是一塊連著一塊的紅土地。太陽正徐徐下落，像一輪巨大的火球向田野降下。

　　哈柏隨著車身上下左右震盪，彎著身體沉默地坐在我身邊，臉差不多快要與地板平行了；左手舉著，因為被銬在我們面前的一根橫杆上，腕上戴手錶處有一圈淺色印記。他一副有氣無力的樣子，被恐懼緊緊攫住，好像全身都要癱瘓了一般。

　　我們繼續在寬廣的田野上顛簸了將近一個小時，老遠我就看見一羣建築挺立在近千畝平坦的田野上。在斜陽的紅光下，它們彷彿是從地獄中冒出的。那羣建築物遠看像一個化學工廠或核子設施，有混凝土碉堡和金屬走道，到處是冒著蒸氣的管子，四周全是鐵柵欄和高塔。當囚車驅近時，我看見弧光燈和刺網，而高塔上則可見探照燈和步槍，柵欄一層又一層，用犁過的紅土分隔開來──前面決不是魔法王國。

　　我們離那裡愈來愈近了，汽車放慢了速度。最外一圈柵欄大約離建築羣有一百碼，形成一道堅實的環形防線，可能有十五呎高。一對對鈉光燈裝點著整道柵欄，其中一半燈是朝裡的，照射著那一百碼寬土地，而另一半燈則朝外照亮了附近的田野。建築羣周圍燈光強烈，稍遠一點，黃色的燈光下，紅土顯得黑黝黝的。

　　汽車急促地停了下來，哈柏終於抬起頭。環顧四周之後，他呻吟了一聲，那是無望的哀嘆，然後又頹然地低下腦袋。

　　我們停在一座混凝土碉堡前，那是接收犯人的地方。司機躍身離開座位，吃力地弓著身子走到我們身邊，取出鑰匙，打開那副把我們鎖在前面座位上的手銬。

　　「好啦，朋友們，」他露齒笑了笑，「好好享受吧。」我們離開座位，蹣跚地往車門走去。司機在門口擋住我們，取下手銬，把它們扔進駕駛座的置物箱裡，然後打開車門，讓我們下車。碉堡的一扇門開了，走出來一名警衛，把我們叫過去；他在吃著一個甜甜圈，鬍子上粘著糖，顯然是一個不修邊幅的人。我們來到一間房間，裡面髒兮兮的，擺著一張桌子和幾張松木椅子；另一名警衛坐在桌邊，眼睛望著一個破爛的檔案夾。

　　「坐下吧。」拿著檔案夾的那人說。

　　「聽好，」他說，「你們是瑞契爾和哈柏，是從瑪格雷夫送過來的，沒有被判刑，這是訊問前的拘留，在此之前不許保釋。你們沒被判刑，這很重要，這樣你們就可免除獄中的許多規矩，不用穿囚衣、不用辦手續、不用大費周章，聽明白了嗎？你們住在頂層，享受很好的待遇。」

　　「對，」拿甜甜圈的傢伙說，「如果你們是罪犯，我們就可以任意打罵，你們就要穿上囚衣，與那些野獸一樣的人住在罪犯樓層，而我們只會在旁邊看熱鬧。」

　　「沒錯，」他的伙伴說，「我們的意思是，我們不為難你們，你們也不要給我們增加麻煩，懂嗎？這混蛋地方缺少人手，州長下令縮減一半人員以彌補財政赤字，所以每次值班的人數只有原來的一半。因此，不要爭吵，聽到了嗎？我們甚至沒有人力對付罪犯樓層的打架鬥毆事件，哪裡會有人力來管理頂層的事？喂，哈柏，你聽懂了嗎？」

　　哈柏抬頭望了望他，茫然地點點頭，沒有說話。

　　「瑞契爾？」拿檔案夾的人問我，「你懂了嗎？」

　　「當然。」我說。這裡人手不夠，他們的伙伴在領失業救濟金，我當然明白。

　　「很好，」他說，「那麼就這樣說定了。我們倆過一會兒就下班了，我們不想因為你們而延遲下班，因此你們趕快吃飯，然後待在這個房間裡。十點鐘熄燈之後，史匹威會親自來帶你們，他是副典獄長，今天晚上的主管警官。約十點鐘，聽清楚了嗎？如果你們不喜歡，不要告訴我，去對州長說吧。」

　　吃甜甜圈的人出去了，過了好久才端著一個餐盤進來，上面是盤子、紙杯和熱水瓶。他把盤子放在桌上之後，兩人旋即離開，從外面鎖上門，房間裡頓時像墳墓一樣死寂。

　　我們開動了，魚和米飯，熱水瓶裡還有咖啡。哈柏把大部分咖啡留給我，給了我一個好印象。吃完飯後，我把椅子往後一移，把腳架在桌子上；那樣並不舒服，但多少會好受些。

　　我沒有絲毫好奇心地對哈柏望了一眼，他依然保持沉默。除了聽過他與芬利在電話中的簡短通話外，我沒聽他說過一句話。他也對我報以一瞥，一臉沮喪和恐懼，好像我是從另一個世界來的人，也好像我使他覺得不安。

　　我大概不會向墨西哥灣去了，可是在這個季節北上又太遲了，北方太冷。也許我該直接到南方的島嶼去──可以去牙買加，那裡有美妙動聽的音樂；住在牙買加海灘的小屋裡，每星期抽一磅大麻，照牙買加人的方式生活；也許抽兩磅煙草，找一個女人作伴。我腦海裡浮現出蘿絲珂的模樣，她的制服整潔極了，我從沒見過那麼完美的襯衫；在陽光明媚的牙買加海灘上，她不需要穿襯衫……

　　這全是因為她對我眨了眨眼，勾起我的幻想。她端起我的杯子，對我說我的眼睛很好看，然後眨了眨眼睛。一個曾與我共度一段美好時光的英國女孩也說我的眼睛長得好。我的眼睛是藍色的，人們說它們像北極海的冰山；我如果注視著什麼，不眨眼，那就會變成有威力的凝視。蘿絲珂眨巴著的眼睛是這一天留在我腦海裡的最佳印象，也許是唯一的好印象，我想念她。我思緒飄忽地度過那空虛的夜晚。

　　十點鐘過後不久，走廊上的門開了，一個身穿制服的人走了進來，拿著記事板，手持霰彈槍。他是個南方人，一身結實的肌肉，曬紅的皮膚，大腹便便，粗壯的脖子，一對小眼睛，一身油膩的制服把他的身體裹得緊緊的。他是副典獄長史匹威，值夜班的最高警官，因為人手不足，只好親自來照料住進來的客人。

　　他仔細看了一下記事板。

　　「你們哪一個是哈柏？」他問。

　　他說話尖聲尖氣，與他龐大的身軀很不協調。哈柏像小學生似地舉了舉手，史匹威以那酷似蛇眼的小眼睛對他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後揮了揮記事板，要我們站起身往外走。哈柏茫然若失，一聲不響，就像一個精疲力竭的士兵。

　　「向左轉，沿著紅線走。」史匹威說。

　　牆上齊腰的地方有一道紅線，那是一條火警警示線；我猜它一定是通到外面去的，但我們卻沿著相反方向走進監獄，而不是走出去。我們沿著紅線穿過走廊，上了樓梯；樓梯間很黑，只有幽暗的緊急指示燈。到了樓梯口，史匹威喝令停下，然後用鑰匙打開一把電子鎖。

　　「不許說話，」他說道，「熄燈以後絕對禁止說話，這是這裡的規定。你們的囚室在右邊走到底。」

　　我們走進門，監獄裡的惡臭氣味撲面而來，那是無數絕望的人們的呼氣所積聚起來的臭味。裡面幾乎是漆黑一片，只有一線微光，我感覺到──而不是看到──一排排的囚室。夜間含糊不清的呼吸聲和打鼾聲交織在一起，還有呻吟和嘟噥聲。史匹威把我們帶到一排囚室的最後一間，我們擠了進去，然後他關上門走開了。

　　房間很小、很黑，我依稀看見一張疊牀、洗臉台和便池。我脫下衣服，扔到上面的鋪位，並爬上去整理了一下。

　　哈柏默默地坐在下鋪。我上過廁所、洗了臉，就上牀睡覺了。我躺在那裡，聆聽監獄裡的聲音，然後又想起牙買加和蘿絲珂。我一定是想著想著就睡著了，因為我醒來時已經是星期天。我依然身陷囹圄，更糟糕的一天在等待著我。

第六章

　　燈光倏地亮了起來，我醒了。監獄裡沒有窗戶，白天和黑夜是用電來控制的；七點一到，電路接通，新的一天就開始了。

　　燈光並沒有驅走監獄裡的陰森氣氛。囚室的正面是鐵欄杆，有半扇可以打開，那就是門了。囚室的一半剛好夠容納兩張疊牀，靠近後才能發現澴有一個洗臉台和一個便池。牆是磚石結構，上面塗著一層厚厚的油漆，看起來很結實，就像地堡一樣，在我的頭頂上則是混凝土的天花板。這間囚室看起來不像是一個由牆、地板和天花板組成的房間，反倒像是一塊堅固的磚石，裡面開鑿了一個個很小的洞穴供人居住。

　　囚室外，夜間的呻吟聲已被白天的吵鬧聲取代。由於這裡的一切都是由金屬、水泥和磚石建構的，所以那一片嘈雜產生了很大的回聲，像可怕的地獄之聲。欄杆外什麼也看不到，因為我們的囚室正面對著一堵牆。哈柏仍坐在下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整夜都那樣坐著。

　　我看見的第二個人是名清潔工。他出現在我們的囚室外面，手裡執著一把掃帚，是一個年歲很大的黑人，頭髮已經花白，弓著背，瘦弱得像隻掉毛的老鳥，身上的橙色囚衣已經幾乎被洗成白色。他看起來有八十歲了，想必已在這裡待了起碼六十年──也許是在經濟大蕭條時期偷了一隻雞被逮進來的。

　　他看見了我和哈柏，就拄著掃帚站住，搖了搖頭，若有所思地發出一聲竊笑，然後更咯咯地大笑起來。那是愜意的笑聲，彷彿他終於看到了一件神話裡的稀世珍寶。他好像想跟我們攀談，但每次一開口，就不由自主地咯咯笑起來，並且趕緊抓住掃帚。我沒有催促他，我能等待；我有整個週末的時間，而他有他的餘生。

　　「啊，真是的，」他張開口，裡面沒有牙齒，「真是的。」

　　「真是什麼，老爹？」我也露齒笑了一笑。

　　他又咯咯地笑了一陣。

　　「是的，真是的。」他說。這次他總算控制住沒有再笑了。「我在這個監獄裡過了大半輩子了，可是今天有件事我可真的是沒見過。」

　　「什麼事你沒見過，老頭？」

　　「哦，我在這裡很多年了，可是從沒見過穿這樣衣服的人來蹲監獄。」

　　「你不喜歡我的衣服嗎？」我吃驚地問。

　　「我不是這個意思，先生，我很喜歡你的衣服，好看極了，先生。」

　　「那麼是怎麼回事呢？」

　　老人又咯咯地笑了起來。

　　「問題不在於衣服的好壞，」他說，「不是的，先生，那根本不是問題的關鍵。而是──你沒有穿犯人的橙色制服。正如我剛才說的，自從恐龍絕跡以來，我就待在這裡了，但我就是沒見過犯人不穿囚衣的。現在我算是什麼都見過了。」

　　「可是被拘留的人是不用穿囚衣的。」我說。

　　「是的，你說得對，」老人說，「那是事實，千真萬確。」

　　「那麼還有什麼問題呢，老頭？」

　　「嗯，我說過了呀，你們沒穿橙色囚衣。」

　　我們在兜圈子，話題又轉了回來。

　　「我不需要穿囚衣。」我說。

　　他很驚訝，兩隻眼睛緊盯著我看，像一對鳥眼。

　　「你不需要穿？」他說，「為什麼，朋友？告訴我。」

　　「因為住在拘留層的人不需要穿囚衣，你剛才不是同意我的話了嗎？」

　　沉默良久，他與我終於理會了對方的意思。

　　「你以為這是拘留層嗎？」他問我。

　　「這裡不是嗎？」我幾乎是同時發問。

　　那老人停了一會兒，舉起掃帚，弓著背走開了。

　　「這不是拘留層，朋友，」他邊走邊喊，「拘留層在頂層，第六層，而你們在第三層，是專門關無期徒刑犯人的。這層的犯人都是危害社會的人，都很危險。真是的，你們搞錯地方了。你們惹上麻煩了，說真的，會有人來拜訪你們的。我得離開這裡了。」

　　從長期的經驗裡，我學會了分析和評估形勢，在面臨意料之外的事情時，不要浪費時間去考慮它是怎麼發生的，以及為什麼會發生；不要去想是誰的過錯，也不要去想以後該如何避免發生同樣的錯誤。只要你能活下來，這一切有的是時間。當務之急是分析形勢，分析有利和不利的條件，然後計劃該如何對付，這樣你才可能活下來，才可能去考慮其他種種事情。

　　我們不是在第六層的拘留所裡，而是被安置在無期徒刑罪犯住的第三層。有利條件是不存在的，但對我們極為不利的事卻很多。在這一層我們是新來者，沒有地位而難以生存。我們會受到威脅，會被迫忍受屈辱。我們正面臨著一個極不愉快的週末，可能是一個致命的週末。

　　我記得以前曾有一個很年輕的新兵，因為信仰一種奇怪的宗教而無故離隊，後來在華盛頓參加遊行出了事，被關進監獄，跟一些罪犯關在一起，第一天晚上就被整死了。他遭到了雞姦，據估計達五十次，屍體解剖時發現肚子裡有一品脫精液。正因為他是個沒有地位的新來者，是犯人中最下等的，所以其他犯人可以對他任意凌辱。

　　我再估量一下自己。我可以施展經過刻苦訓練的本事，那些本領和經驗並不是為了應付監獄生活而累積的，但遇到這種情況卻很管用。我接受過許多不愉快的教育；當我還是學生的時候，我曾在二、三十個學校就學，因為像我這樣在軍中長大的孩子必須隨軍轉移──有的學校在軍事基地內，但大多數是基地附近的學校。那些學校的環境都不好，而且遍佈世界各地。每到一個新學校的第一天，我都是個沒有地位的新生；但由於當過太多次新生，所以我很快就學會了如何爭取地位──我和我的哥哥總是肩並肩地拼搏去獲得地位。

　　後來在軍隊裡，我經過專門訓練，提高了技能。教官們是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韓戰和越戰戰火鍛練的專家，他們教給我方法、技能和知識，更教導我：膽怯怕死就死定了，要先發制人，全力以赴，一出手就要置敵於死地，達到報復的目的。要善於欺騙，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是當不了教官的，他們早就死了。

　　七點半鐘，一排排囚室前發出一陣刺耳的金屬聲，時控開關把囚室的門打開了，我們那間囚室的鐵欄杆也微微地開啟。哈柏一動也不動地坐著，依然保持沉默。我心中沒有計劃。我們最好能找到警衛，向他說明情況，要求轉到六樓去，可是我並不敢奢望，因為監獄裡缺乏人力，而且他們也不會單獨到這樣的樓層巡邏。就算我真的遇到一名警衛，我該說什麼呢？說我不應該在這裡？也許他們整天都能聽見這種話。他們會問：是誰把你安排在這裡的？我如果說是史匹威，那個值夜班的最高警官安排的，那麼他們一定會說：那就對了，不是嗎？這樣一來，唯一的計劃就是沒有計劃。現在只有看一步走一步，看情況行動了。

　　我能聽到其他囚室的犯人拉開門，把門拴在一邊的刺耳聲音，也能聽到他們的腳步聲以及嘈雜的談話聲。他們踱出囚室，開始了一天毫無意義的生活。我等待著。

　　不久，從我鋪位的狹小角落裡，我看見隔壁囚室裡的犯人走出來，與另外一夥犯人會合。他們都穿著那種橙色的囚衣，剃光的腦袋上紮著紅頭巾，都是些大塊頭的黑人。

　　有幾個人把袖子撕掉了，也就是說他們身材太高大，監獄裡沒有合適的衣服。他們這樣做也許是對的，因為這樣能營造出一股嚇人的氣勢。

　　最靠近我的那個人戴了一副太陽眼鏡，就是那種在陽光下會變成深色的鏡片。那傢伙大概從七〇年代以後就沒見過太陽，也許今後也不會再見到了，因此根本沒必要戴變色眼鏡，但他戴起來卻挺合適的，就像那一身結實的肌肉、紅頭巾和撕掉袖子的囚衣一樣，使他看起來更嚇人。

　　戴太陽眼鏡的傢伙看見了我們，那驚訝的表情很快就轉成興奮。他碰了碰他們當中塊頭最大的傢伙的胳膊。大塊頭先是朝四周看了一眼，感到莫名其妙，後來也露齒笑了。那夥人站在我們囚室外面，往裡張望。大塊頭拉開門說：「瞧，他們送什麼來給我們了？」

　　「送來什麼？」戴太陽眼鏡的傢伙說。

　　「他們送嫩肉來了。」大塊頭回答說。

　　「你說對了，」戴太陽眼鏡的傢伙說，「鮮嫩的肉。」

　　「又鮮又嫩，大家都可以嚐嚐。」大塊頭說。

　　他咧嘴笑了起來，其他人也跟著笑了，而且說了些淫穢下流的話。大塊頭跨進我們的囚室；他可真是個龐然大物，雖說比我矮一到二吋，但體重卻是我的兩倍，龐大的身軀堵住了門。他那對渾濁的眼睛很快就對準了我，然後又打量了哈柏一下。

　　「你，白仔，過來！」他對哈柏說。

　　哈柏非常害怕；他沒有動。

　　「過來，白仔。」大塊頭重複一遍，態度平靜。

　　哈柏站起來，朝他走近一步。那大塊頭突然目露兇光，顯出一副嚇人的模樣。

　　「聽著，這裡是紅頭巾的地盤，」大塊頭說，「你到這裡來幹什麼？」

　　哈柏沒敢作聲。

　　「你要繳稅，就像住旅館一樣，你得付錢。脫下你的毛衣，白仔。」

　　哈柏嚇得呆若木雞。

　　「把毛衣交給我，白仔。」

　　哈柏脫下昂貴的毛衣，把它遞過去；大塊頭一把奪過，看也不看就扔在背後。

　　「把眼鏡交給我，白仔。」

　　哈柏絕望地看了我一眼，摘下金邊眼鏡，遞了過去。大塊頭接過去，把它摔在地下，用腳使勁地踩碎，並一腳把破眼鏡踢到走廊裡，其他犯人也輪番去踩。

　　「好孩子，」大塊頭說，「你交了稅了。」

　　哈柏嚇得渾身發抖。

　　「現在走過來，白仔。」

　　哈柏慢慢走了過去。

　　「再過來些。」

　　哈柏再向前挪了一步，離那傢伙只有一呎了。他在顫抖。

　　「跪下，白仔。」

　　哈柏跪了下來。

　　「解開我的褲子，白仔。」

　　哈柏沒有動，他心裡充滿了恐懼。

　　「拉下拉鏈，」大塊頭又說，「用你的牙齒咬。」

　　哈柏恐懼又嫌惡地叫了一聲，然後就往後跑到便池後面躲藏，他幾乎是抱住便池了。

　　我該站出來干預了；不是為了哈柏，而是為了我自己。哈柏的怯懦表現會殃及我，害我也跟他一樣被當作怕死的弱者。

　　「過來，白仔，難道你不喜歡我嗎？」大塊頭對哈柏叫道。

　　我深深吸了一口氣，雙腳早已越過牀沿，輕輕落在大塊頭跟前。他瞪眼望著我，我也不動聲色地望著他。

　　「你現在是在我的地盤上撒野，肥仔，」我說，「但我可以給你一個選擇。」

　　「什麼選擇？」大塊頭愣愣地說，顯出吃驚的樣子。

　　「選擇怎麼從這裡出去。」我說。

　　「你在說什麼？」

　　「我的意思是，你得離開這裡，這是肯定的。你的選擇是怎樣離開：要麼你自己乖乖走出去，要麼讓你背後站著的其他肥仔用籃子把你抬出去。」

　　「哦，是嗎？」

　　「沒錯。」我說，「我數三下，你最好趕快作出選擇，懂嗎？」

　　他瞪圓眼睛對我怒目而視。

　　「一──」我數了一下。沒有反應。

　　「二──」我又數了一下。還是沒有反應。

　　然後我耍了個花招。我沒有數三，就直接朝他的雙腿飛起一腳，同時猛一擺頭，對準他的鼻梁撞去。我覺得我幹得漂亮極了！人的額頭是拱形結構，非常硬，而且我的額頭上還有一道像混凝土般堅實的稜角。另外，人的頭很有分量，頸項肌肉和背部肌肉使它均衡有力。所以他就好像被一個保齡球擊中臉部，而且始料未及。我這一撞想必把那張臉揍得凹陷進去，鼻子撞得稀爛，頰骨碎了，腦勺也結結實實地挨了一下。

　　我望了其他傢伙一眼；他們在重新衡量我的地位。

　　「誰還想來試試？」我說，「不過這可是像拉斯維加斯的賭局，要麼不幹，要麼押雙倍賭注。這傢伙必須住院，也許要戴六個星期的金屬面罩，所以下一位就得在醫院住十二個星期，明白嗎？」

　　沒有人吭聲。我指了指戴太陽眼鏡的傢伙：「把毛衣給我，肥仔。」

　　他彎腰撿起毛衣遞給我；我接過來，扔到哈柏的鋪位上。

　　「把眼鏡撿起來。」

　　他俯身撿起那副已被踩得不成樣子的金邊眼鏡，把它遞給我，但我又扔了回去。「這眼鏡破了，肥仔，把你的給我。」

　　一陣沉默。我們互相凝視，眼睛都沒眨一下。終於他摘下眼鏡，遞給我。

　　「現在把這混球拉出去。」我說。

　　那夥穿橙色囚衣、紮紅頭巾的傢伙把那癱在地上的大塊頭拖走了。我回到自己的鋪位。一陣憤怒的衝動使我顫抖起來，我喘著氣，感到胃不舒服。我覺得可怕，可是如果我不這麼做，後果會更可怕：他們收拾了哈柏之後，下個目標就是我。

　　我沒有吃早餐，只是躺在鋪位上，直到我感到舒服一些。哈柏坐在牀上前後搖擺著，依然不說一句話。過了一會兒，我下了牀，到洗臉台去洗了把臉。不斷有人到門口來張望。消息傳開了，最後那間囚室一個新來的人把一名「紅頭巾」打傷送進醫院，他們都想過來看看；我成了名人。

　　哈柏不再搖晃了，他看了我一眼，張開嘴巴，又合上。

　　「我受不了。」他說。

　　自從他在電話裡與芬利談笑風生以來，這是他第一次張口說話。他的聲音低沉，可是意思表達得很清楚，不是抱怨、呻吟，而是在陳述一個事實。我看了他一眼，暗自思忖他的話。

　　「你怎麼會到這裡來呢？」我問，「你做了些什麼？」

　　「我沒做什麼呀！」他茫然地說。

　　「你供出了自己沒做的事，你是自作自受。」

　　「不，我做了我說的那件事。我做了，而且也向警探長承認了。」

　　「胡說，哈柏，你根本就沒到那裡去過，你當時在參加一個聚會，而且開車送你回家的人是個警察，看在上帝的份上，根本不定你做的，你自己心裡有數，大家也都知道。不要對我胡說八道。」

　　哈柏凝視著腳下的地板，想了一會兒。

　　「我不能解釋，」他說，「我也不能說什麼。我只想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麼事。」

　　「會發生什麼事？」我說，「你待在這裡，直到星期一上午，然後就可以回瑪格雷夫去了。我想他們會放過你的。」

　　「他們會嗎？」他問道，好像在跟自己爭論一般。

　　「你甚至沒有到過倉庫，他們知道這個事實。他們可能只想知道既然你沒做，為什麼要承認，也想知道那個人為什麼會有你的電話號碼。」

　　「如果我不能告訴他們呢？」

　　「是不能說，還是不願說？」

　　「我不能告訴他們，我不能告訴任何人任何事！」

　　他移開視線，打了個冷顫，看起來很害怕。

　　「我不能待在這裡，」他說，「我受不了。」

　　「你為什麼不能對任何人說？」我問他。

　　「因為我不能說。」他回答完後就不再說話了。

　　我突然感到疲乏了。二十四小時之前，我在交流道附近跳下灰狗巴士，大步在雨地裡行走，清晨溫暖的雨水淋得我很舒服。我避開人羣，避開麻煩，沒有行李，是一個無牽無掛的人。我不願讓我的自由被哈柏、芬利，或者那個遭到謀殺的人破壞掉，我只想擁有一份寧靜，以便可以到處打聽瞎子布雷克的消息。我想找個已經八十歲而且可能會記得在某個酒吧裡遇過布雷克的老頭，也許我應該跟那個打掃監獄的老頭談一談，而不要與哈柏多費口舌。他只是個不中用的雅痞。

　　他在苦苦思索，嘴巴無聲地顫動；他扳著指頭，好像在數著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

　　我望著他。他作出決定，轉過身，對我打量了一下。

　　「我需要一些建議，」他說，「我遇到一個問題。」

　　「哦，真是怪事，」我哈哈地笑了起來，「我以為你到這裡來是因為感到週末打高爾夫球太膩煩了。」

　　「我真的需要幫助。」

　　「你已經得到你需要的幫助了，要不是我，你此刻可能還趴在牀上，而且有一長列粗野的傢伙站在門口等待著他們的機會呢。然而到目前為止，我還沒聽你說過一句感激的話。」

　　「真抱歉，」他眼睛望著地下，點了點頭，「請你相信，我真的是萬分感激你救了我的命，而那也正是為什麼你一定要告訴我我該怎麼辦；我面臨著威脅。」

　　「我知道，」我敷衍地說，「這是顯而易見的。」

　　「哦，不光是我，我的家庭也受到威脅。」

　　我對他望了一眼，他又開始思考起來，嘴角微微地顫動，眼睛左右張望。

　　「你有家庭嗎？」他問我。

　　「沒有。」我說。我的父母早就過世了，許久沒見的哥哥在哪裡我也不知道，因此我只能說我沒有家庭，而且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想有個家庭。

　　「我結婚已經十年了，」哈柏說，「到上個月剛好滿十年。我有兩個孩子：男孩九歲，女孩七歲。可愛的妻兒，我愛他們愛得發瘋。」

　　他講的是真話，我看得出來。想到家人，他的眼睛濕了，他想不到自己怎麼會孤身陷入囹圄。

　　「我們有一棟好房子，在貝克曼路，是五年前買的，花了很大一筆錢，但那是值得的。你知道貝克曼路嗎？」

　　「不知道。」我說。他害怕談到重點，但我仍繼續聽他說下去，反正監獄裡的談話本來就沒有中心主題，只是閒扯而已。

　　「不過，」他說，「現在一切都完了。」

　　他坐在那裡，上穿POLO襯衫，下著絲光黃斜紋長褲，把白毛衣披在肩上。沒有戴眼鏡的他，顯得老了點，更增添了幾分悵惘。

　　他說的威脅是指什麼？是指被揭發，還是面臨尷尬的處境？是不是他在貝克曼路完美的生活就要毀於一旦了？還是他的太太被捲進一個漩渦？也許他是在掩護她吧，也許她與那身材高大的死者有段婚外情；也許還有許多別的可能。我沒有在哈柏的圈子裡生活過，對他毫無了解，只看見他害怕得發抖，然而我不知道要有多少事才能使他那樣恐懼，也許只要一點小事就足以使他心驚膽顫吧。昨天我在警察局初次見到他時，他就顯出心神不定的樣子；從那以後，他就時而顫抖，時而露出聽天由命的神態，顯然有件事使他十分恐懼。我靠在牆上，等著聽他還要對我說什麼。

　　「他們威脅我，」他說，「如果我把實情說出來，他們就會把我們全家抓起來，把我釘在牆上，割掉我的睪丸，逼我的太太吞下去，然後殺掉我們。他們說要讓我們的孩子在一旁觀看，等我們死了之後，再折磨孩子們！」

第七章

　　「我該怎麼辦？」哈柏問我，「如果是你，你會怎麼辦？」

　　他睜眼望著我，等我回答。我會怎麼辦？如果有誰敢威脅我，那他就是找死，我會叫他們粉身碎骨，不管是在威脅的當時，還是幾年之後，俗語說得好：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我會找到他們，殺掉他們。然而哈柏不能那樣做，他有妻兒，有三個人可以當人質。

　　「我該怎麼辦呢？」他再次問道。

　　我感到壓力。我得說話，可是我的額頭痛了起來；與那傢伙相撞之後，前額已經開始青腫。我思考了一會兒，想到了一個答案，然而那不是哈柏期盼的答案。

　　「你什麼也不能做，」我說，「他們不讓你說，你就永遠不要對任何人說。」

　　他垂下腦袋，雙手捧著頭，發出一聲痛苦的呻吟，彷彿就要被絕望壓垮了。

　　「我得找人談談，」他說，「我得離開這裡，我要出獄。我得找人談談！」

　　他抬起頭，顫抖了一下。

　　「有件很可怕的事即將發生，我得盡最大的努力制止它。」

　　如果用那種手段來威脅他的人正在策劃一件可怕的事，那他是阻止不了的；他既然上了賊船，就得待在船上。我對他慘笑了一下，搖了搖頭。他好像懂了我的意思，而且終於接受了眼前的事實。他又開始坐著前後搖晃，呆呆地望著那堵牆，眼圈發紅。他沉默地坐了很久。

　　我不懂他為什麼要認罪。他本該保持緘默，否認跟那件事有任何關聯，他應該說他不知道自己的電話號碼怎麼會落到死者的鞋子裡去，也不知道的意思，那樣他早就回家了。

　　「哈柏，你為什麼要承認呢？」我問道。

　　他抬起頭，過了好久才說話。

　　「我不能回答你的問題，我對你說得太多了。」

　　「可是實際上我已經知道許多我不該知道的東西了。芬利問你有關死者和Pluribus的問題，你就失去控制，因此我知道你跟死者和那個什麼Pluribus的有某種關聯。」

　　他露出一副茫然的表情，呆呆地望著我。

　　「芬利就是那個黑人警探嗎？」

　　「是的，他是警探長。」

　　「他是新來的，」哈柏說，「我從來沒見過他。以前是葛瑞，他在我還是個小孩時就已經在這裡了。局裡只有一名警探，所以我不明白為什麼還要稱他為警探長。警察局裡只有八個人──莫里森局長已經在局裡待了多年，然後是一名值班警員、四名警察、一個女警，再來就是葛瑞警探。如今芬利頂替了葛瑞，他是我們這裡的第一位黑人警官。葛瑞在一個倉庫裡懸樑自盡了，我想，那是二月間的事。」

　　我讓他嘮嘮叨叨地說下去。監獄裡的閒聊會使時間過得快些，所以聊天頗有益處。可是我的前額痛得厲害，得用冷水澆它一下，我還想到處閒逛一會兒，吃點東西；我無心聽哈柏訴說瑪格雷夫的歷史。這時他突然停下來。

　　「你剛剛問我什麼來著？」

　　「你為什麼承認殺了那個人？」我重複了一遍。

　　他環視了一下四周，然後目光筆直地看著我。

　　「這之間有某種聯繫，」他說，「這是我現在唯一能透露而不會招致危險的內容。那個警探提到死者，並且這個字眼；我聽到時嚇了一跳，然後我確信他並不知道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你明白嗎？我露出了馬腳，我覺得我把事情搞砸了，暴露了祕密。而我是絕不能洩露祕密的，因為他們威脅我，要我保守祕密。」

　　他的聲音愈來愈小，最後停了下來，彷彿在芬利辦公室裡所感受到的那份恐懼感又重新湧現在心頭。

　　「我心裡很恐慌，」他又抬起頭，深深吸了一口氣，「後來警探告訴我那個人死了，是被槍殺的，我更害怕了，因為他們既然已經殺了他，也會殺了我。我不能對你說明為什麼，然而就如你剛才所分析的那樣，我得考慮清楚。我甚至不知道是誰殺了那個傢伙。芬利把情形全告訴我了，他也告訴你了嗎？」

　　「你是指死者遍體鱗傷的情況嗎？」我點了點頭，「聽起來使人毛骨悚然。」

　　「是啊，而我從他的描述證實了我的猜測；我知道是誰幹的，因此我真的很害怕。我一直在思考他們是否正在四處找我，我恐慌極了。那個警探簡直急瘋了，我沒有說話，因為我在思索。我心裡充滿恐懼，你知道嗎？」

　　他又陷入沉思，腦海裡再度浮現出那可怕的情景；也許已經不止一千遍了。

　　「我突然想到我該怎麼辦。我有三個問題：如果他們在找我，我得避開他們，為了保護自己，我要躲藏起來。可是如果他們沒有找我，我得保持沉默，以保護我的太太和孩子。再者，從他們的角度來看，那個人必須被殺死。就因為這三個問題，所以我承認了。」

　　我不懂他的這番分析，他的解釋使我如墜五里霧中；我茫然地望著他。

　　「基於這三個獨立的問題，」他說，「我決定使自己被逮捕。這樣如果他們想找我，也無法到這裡來抓我，那麼第一個問題就解決了。可是我又想──這就更加複雜了──如果他們根本沒有找我，那麼我被逮捕進來之後就什麼也不說，他們會以為是警察搞錯了，而且會知道我什麼也沒說，這樣我的安全就又有了保障，因為這就證明我是可靠的，這樣第二個問題也解決了。而且由於我承認人是我殺的，所以自然就使自己站到他們那邊，就好像我在宣誓效忠一樣，我想他們會十分感激我把警方的偵查工作引導到錯誤的方向，那第三個問題也解決了。」

　　我瞪大眼睛望著他──難怪他在芬利的辦公室裡會足足沉默了四十分鐘，也就是苦苦思索了四十分鐘。一石三鳥，原來他是這樣盤算的。

　　被送入監獄而不洩露祕密，等於通過一次忠誠的考驗，可以獲得榮譽獎章，並能獲得信任。真虧他想得到！

　　然而不幸的是，其他部分聽起來卻是令人難以置信。他們不能到監獄裡來抓他？那肯定是在開玩笑，沒有任何地方比監獄裡更容易找人了。你知道他在什麼地方，你有的是充分的時間，許多人會樂意幫助你，有許多機會，又不需要花大錢。在監獄裡，你只要支付一盒香煙就行了，而且沒有危險，因為沒有人會注意。監獄決不是一個安全的場所。

　　「星期一你打算做什麼？」我問他，「你會被釋放回家，如果他們要抓你，難道他們不會等到那個時候再下手嗎？」

　　他又開始思考起來。先前他並沒有作太長遠的打算，因為當時他是處於盲目緊張的狀態。先把眼前的事處理好固然不錯，只是將來的事情如果發展太快，也需要一併處理。

　　「我只是往好的方向考慮，」哈柏說，「我總覺得如果他們想來抓我，會等事情平靜一段時間之後。我對他們太有用了，我希望他們能想到這一點。目前情況很緊張，然而很快就會平靜下來，我可能會通過難關。如果他們要找我，就讓他們來找我吧，我不在乎了，我擔心的只有我的家人。」

　　他停下來，舒出一口氣。他人並不壞，而且並不是真的打算當一名罪人，只是偶然走錯了路，現在他想從中脫身。如果他運氣好，他們就不會在他死掉之前敲碎他所有的骨頭。

　　「你太太知道多少？」我問他。

　　他對我望了一眼，臉上露出驚恐的神色。

　　「她什麼都不知道，我什麼也沒對她說……那是我一個人的祕密，沒有其他人知道。」

　　「你得告訴她一點，」我說，「她一定已經發現你不像平常週末那樣在家做這做那，比如說清洗游泳池。」

　　我想使氣氛輕鬆一點，可是沒用。哈柏默默無言，眼眶又變得濕潤了。

　　「也許她會認為這只是一場誤會。」他說，「也許他們已經告訴她了。我不知道。我們認識一個警察，他叫德懷特，史蒂文森，我弟弟跟他小姨子結了婚，我不知道他會不會跟她說什麼。我想我可以在星期一理清這些事，我會說這是因為他們搞錯了，她會相信的。」

　　他在自言自語。

　　「哈柏，」我說，「那個人做了什麼惹怒他們的事，才遭到頭部中彈的下場？」

　　他站起來，靠在牆上，腳踩在便池的邊緣上，望著我，沒有說話。這時我單刀直入地向他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

　　「你呢？你又做了什麼對不起他們的事，讓他們也想一搶打死你？」

　　他沒有回答，囚室裡是一片可怕的沉默。我想不出還可以說什麼。

　　「你聽說過一個叫瞎子布雷克的人嗎？」我問他。

　　「誰？」他毫無表情地問道。

　　「沒什麼，只是隨便問問。我要去找一塊濕毛巾放在頭上，我頭痛得厲害。」

　　「我跟你一道去。」

　　他害怕一個人待在那裡，這是可以理解的；這個週末我成了他的監護人，而且沒有其他選擇。

　　我們從一排囚室門口走過，來到史匹威昨晚領我們經過的安全門，門再過去則是一道砌了瓷磚的入口，通道的上方掛了一個鐘。在監獄裡掛鐘是件奇怪的事，既然這裡的人們以幾年、幾十年來計算時間，又何必掛個鐘在那裡，讓它一分一秒地走呢？

　　入口處擠滿了人，裡面是一個砌滿瓷磚的方形大房間，有一股刺鼻的消毒藥水味。

　　左邊是一排淋浴間，後面是一排便池，以齊腰高的隔板分開，正面沒有任何遮掩，右邊是一排洗臉台。這裡的一切都是公開的，這對一個一生都待在軍隊裡的人來說並沒什麼大不了，但對哈柏來說就不一樣了，這根本不是他所習慣的一切。

　　我走近一個洗險台，擰開水籠頭，將一疊紙巾在水裡浸了一下，把它敷在額頭上；冷水從我臉上往下流，感覺好極了。

　　我湊近鏡子仔細看了看傷口，情況尚好。我靠在洗臉台邊，手指接觸到口袋裡的太陽眼鏡，便將它拿出來戴上，然後凝視著鐃中朦朧的自己。

　　正當我站在鏡子前面時，卻聽到背後有些動靜，而哈柏也低聲提醒我注意，於是我轉過身去。太陽眼鏡使浴室的光線變得暗淡。有五個白人從房間那端漸漸逼近。他們就像是一羣飆車族，雖然穿橙色囚衣，衣袖撕去一大截，但增添了許多黑色皮革行頭：皮帽、寬皮帶、露指皮手套，還留著大鬍子。五個全是人高馬大的大漢，手臂上和臉上──還有前額和眼眶下──有卍字刺青。他們是亞利安仔的成員，監獄裡的白人幫派。

　　他們闖進來之後，其他人就紛紛離去。不識相的人被一把抓住，往門口一推，就倒在外面的走廊上；有的人光著身子、帶著一身肥皂泡沫從淋浴間被攆出來。浴室一下子變得空蕩蕩的，只剩那五條大漢、哈柏和我。他們五人立刻散開，把我和哈柏圍在中間。

　　我還以為他們是來吸收我加入他們的團體，也許他們聽說我把一個紅頭巾仔打得趴在地上站不起來，就想用我的名聲去加強他們的勢力，為亞利安仔增添種族的光榮。然而我錯了，我犯了個先入為主的錯誤，使我沒有防備。站在中間的那個傢伙很快地把我和哈柏打量了一遍，最後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對，就是他，」他說。兩眼直勾勾地望著我。

　　接著，殿後的兩個人抓住哈柏，把他頂在門上，為首的那傢伙掄起拳頭朝我臉上揮過來。等我意識到時已經太遲了，我向左一躲，但還是閃避不及，這一拳落在我的肩膀上，打得我身體側轉過去。有人從後面抓住我的脖子，想要掐死我，為首的那個人則擺好架勢準備向我的腹部猛擊。如果被他擊中，我必死無疑，我清楚這一點，因此我往後一退，朝前飛起一腳，正好踢中他的睪丸，就像要把足球踢出體育場似的。這一擊有如鈍斧敲頭，量他再也不能逞威風了。

　　然後我將雙肩聳起，用頸部的力量去反抗那雙掐住我的手。他在繼續使勁，而我卻漸漸使不上勁，這時我猛地高高伸直手臂，折斷了他的手指，在一片咆哮中我聽見手指斷裂的聲音。他終於鬆手了。

　　第三個傢伙向我逼近。他那一片片肥肉就像甲冑般披掛在軀體上，使我不知道從哪裡下手才好；他用拳猛擊我的臂膀和胸部。我退到兩個洗臉台之間，而那身肥肉則向我逼近。我無從下手，只有朝他的眼睛出擊；我用力把大拇指插進他的眼眶，其餘手指則伸進他的耳朵，使勁地擰。我的大拇指從他的眼珠邊斜穿進去，他的眼珠差點沒掉出來。他尖叫起來，拚命地拉我的手腕。我堅持不放手。

　　這時為首的那個傢伙跪了起來，我又朝他臉上踢了一腳，但沒踢中，反而踢中他的喉嚨；他的喉頭破裂了，仰面倒了下去。我又伸手去掏那胖子的另一隻眼睛，可是沒有摸到，我彷彿在一塊鮮血淋淋的牛排上找那隻眼睛。他也倒下了，我躍身離開。手指斷掉的傢伙往門口跑去，眼珠被掏出來的傢伙尖叫地在地板上摸索著，而為首的那個人則因為喉頭破了而發不出聲音來。

　　又有人從背後抓住我，我掙開了，是兩個紅頭巾仔。我漸漸支撐不住，要輸了，可是他們只是把我向門邊推去。就在這時，警報拉響了。

　　「喂，快離開這裡，」他們的叫喊聲大過警報聲，「這是我們幹的事懂嗎？紅頭巾仔幹的，我們來承擔責任。」

　　他們把我往人羣裡推。我懂了──他們會說是他們幹的，這不是為了讓我免於承擔責任，而是因為他們想要把這份殊榮加在自己身上。這是一次種族的勝利。

　　我看見哈柏在人羣中亂竄。我看見警衛，也看見了好幾百個人。我拉了哈柏一把，我們得趕緊回到囚室。警衛從門裡衝出來，手執霰彈槍和警棍，皮靴發出沉重的聲音，叫喊聲和尖叫聲響成一片。我們跑回囚室，幾乎是跌進門裡。我感到頭昏腦脹，喘不過氣，也說不出話來。太陽眼鏡不見了，肯定是在混亂中弄丟了。

　　我聽見尖叫聲，是史匹威在尖聲催促我們趕快離開。我從牀上抓起大衣，史匹威抓住哈柏的胳膊，然後又拖住我，把我們兩個人拖了出去。他帶著我們跑過安全門，往樓上跑，上了一層又一層，我覺得肺就快要炸了。最後一階樓梯通向一道門，門上寫著「六」。他推著我們經過一排房間，我們跌撞地往前跑。他把我們送進一間空房裡，用力關上鐵門後，便急忙走了。我倒在牀上，閉上眼睛。

　　等我睜開眼睛時，發現哈柏坐在牀上望著我。我們在一間大房間裡，面積大約是樓下那間的兩倍，有兩張單人牀，一個洗臉台，一個便池。這裡的一切都比較光潔、乾淨，而且很安靜，空氣也清爽許多。這裡是第六層：拘留層，我們本來就應該待在這裡。

　　「你究竟遇到什麼事？」哈柏問道。

　　我只是對他聳了聳肩。一輛餐車出現在門口，是一個白人老頭推過來的，看起來像是遠洋班機上的老空中少爺。他透過鐵柵欄上的一個窗口遞進一個盤子，上面是加蓋的碗碟、紙杯和熱水瓶。我們坐在牀上吃著。第六層靜悄悄的，有清潔的大房間、單人牀，有鏡子、毛巾；我感到舒服多了。

　　哈柏把吃剩的食物堆在盤上，從門下塞出去，然後躺在牀上，眼睛凝視著天花板；我也一樣──這就是坐牢了。然而我在苦苦思索，因為我覺得他們分明採取了一個有步驟的行動。他們仔細地把我和哈柏看了一番，最後選上我，想把我掐死。

　　如果不是出了個差錯，他們早就殺死我了。那個用手掐住我喉嚨的人犯了一個錯誤：他沒有把手指收攏。他應該從我頸後用大拇指使勁，同時其餘的手指要捏成一團。

　　力量應集中在大拇指上，而不是其餘的手指上。可是那傢伙卻張開手指，這使我能折斷他的手指。我利用了他的錯誤，救了自己一命，這是無疑的。擊敗他之後，就只剩下兩個人對付我，這樣的力量差距對我來說，根本不成問題。

　　這顯然是蓄意殺人。他們走進來，選定了我，要把我殺死，而史匹威正好在浴室外面。他是故意安排了亞利安仔來殺我的，他下令發起襲擊，打算等我被殺之後衝進來看屍體。

　　顯然昨晚十點鐘以前他就策劃好了，那就是他錯誤地安排我們在第三層的原因。第三層是關犯人的，而不是拘留層。接待室的兩名警衛知道我們應該在拘留層，那破舊的記事板上明明白白地寫著，然而十點鐘，史匹威卻把我們安排在第三層，他知道在那裡他可以找人把我殺了。然而他的計劃被攪亂了，我沒有被殺死，亞利安仔被我擊敗了，而紅頭巾仔想乘機鬧事，形成一片混亂，眼看事情就快要鬧大了。史匹威驚慌起來，就拉響警報，召來鎮壓小組，並匆忙將我們推上六樓。根據公文，我們本來就應該被關在六樓。

　　這是一條萬無一失的退路，可以讓我不受到審查。現在有好幾個人受了傷，而且我想那為首的傢伙肯定活不了，史匹威知道那是我幹的，可是他不能說，因為根據公文，我從來就沒去過第三層。

　　我躺在牀上，凝望著天花板，輕輕地舒出一口氣。毫無疑問，史匹威的這個計劃是很清楚的，可以說是天衣無縫，退路也配合得很好。但這對史匹威有什麼好處？他對我有什麼怨恨？我從來沒見過他，沒接近他或他的監獄，他到底為什麼要精心策劃置我於死地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第八章

　　哈柏在我對面的那張牀上睡了一會兒，然後翻了個身，醒了。他在牀上輾轉著，一時搞不清楚自己在什麼地方，過了一陣才明白過來。他想看看時間，但只看到原來戴錶的位置上留著空白印記；又順手想去推推眼鏡，這才記起眼鏡已經丟了。他嘆了口氣，倒頭睡在枕頭上。

　　我理解他的恐懼，可是他看起來還是很沮喪，好像落入絕望之中。

　　我漸漸明白其中的原因。

　　「那個死掉的人想幫助你，對嗎？」我說。

　　我的問題使他吃了一驚。

　　「我不能告訴你，不行。」他回答說。

　　「我需要知道。也許你去找那個人幫忙，而那正是他被殺的原因。如果現在你也想把真相告訴我，那麼我也可能因此被殺。」

　　哈柏點了點頭，深深吸了口氣，眼睛直勾勾地望著我。

　　「他是個調查員，」他說，「我把他帶到這裡，是因為我想阻止這整件事，不讓它繼續發生下去。我不想再捲進去，我害怕極了，想退出不幹。他想幫助我脫身，並且揭穿一切，然而不知怎地失敗了，所以他遭到殺害。如果他們知道是我把他帶到這裡來的，他們也會殺了我。即使他們不殺我，我也可能坐牢，因為現在這整件事已經被揭發出來了。」

　　「死者是誰？」

　　「他沒有真實姓名，只有一個聯絡代號，他說那樣比較保險。我不相信他們有能力幹掉他，他看起來很厲害。說實話，你使我想起他，因為你也很厲害。」

　　「他到倉庫去幹什麼？」

　　「我並不清楚真實情況。」他搖搖頭，「我設法讓他跟另外一個人聯繫，他們就約定在倉庫碰頭，可是他們為什麼不把那個人也一塊幹掉呢？」

　　「約好與他見面的那個人是誰？」

　　「我對你說太多了，」他說，「我簡直瘋了，他們會殺死我的。」

　　「誰最知道內情？」我再問他。

　　「你沒聽見嗎？我不能再說了。」

　　「這是一件大買賣嗎？」

　　「很大，是你前所未聞的大買賣。」

　　「有多少人參與其中？」

　　他聳了聳肩，想了一下，在心裡計算著人數。

　　「有十個人，」他說，「不包括我在內。」

　　「十個人聽起來並不像是樁大買賣。」我不以為然地說道。

　　「哦，還有其他雇用來的幫手。我是說核心人物就有十個人，不包括我在內。請你相信我，那是樁大買賣。」

　　「你安排去跟調查員見面的那個人呢？他是十個人中的一個嗎？」

　　哈柏搖了搖頭，「他也沒有計算在內。」

　　「這麼說來，除了你和他之外，還有十個人？是一樁大買賣？」

　　「這樣的大買賣是你從來沒有聽說過的。」他又說了一遍。

　　「而現在那件事快被揭露了？為什麼？就因為調查員前來探查？」

　　他顯得坐立不安，好像我的問題使他如坐針氈。

　　「不是的，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這就好像一扇脆弱的窗子已經大開，這很危險，而且情勢每分鐘都在惡化。但是現在有兩種可能──如果我們能熬過去，那麼就沒有人會察覺；如果我們熬不過去，就會造成最悚人聽聞的大事件。請你相信我，無論是哪一種可能性，都是非常危險的。」

　　我望著他。瞧他那模樣，根本不像是能造成駭人聽聞大事件的人。

　　「這次危機將持續多久呢？」我問他。

　　「差不多過去了，也許持續到下星期天。也許我能活著看見危險過去。」

　　「也就是說過了下星期天，你們就沒有危險了？下星期天會發生什麼事？」

　　他把臉轉開，彷彿他只要看不見我，我就會消失、不再向他提問題似的。

　　「Pluribus是什麼意思？」我問道。

　　他不願回答，只是直晃著腦袋，眼睛因為恐懼而緊閉著。

　　「它是個代號嗎？」

　　他沒有聽見我的問話。談話結束了，我也不想再追問，我們又陷入沉默。這正合我的意，因為我也不想再知道更多的東西。我是個局外人，而且哈柏做事情看起來不夠聰明；我可不想遭到和那剃光頭的人同樣的下場，慘死在倉庫裡。我只想等到星期一，然後出獄，到一個離這裡很遠的地方去。

　　「好啦，哈柏，」我說，「我不再提什麼問題了。」

　　他聳聳肩膀，點了點頭，默默地坐在那裡。過了很久，他才開口；聲音很平靜，但夾雜著某種無可奈何的味道。

　　「多謝了。」

　　我把身體轉過去，嘗試進入夢鄉，可是哈柏安靜不下來，他在牀上翻來覆去，唉聲嘆氣，差點把我惹火了。我翻轉身面對著他。

　　「對不起，」他說，「我很緊張，跟別人談談可以讓我好過些，否則我會發瘋。我們能不能談點別的事？能說說你自己嗎？你是什麼樣的人，瑞契爾？」

　　「我是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只是路過這裡。星期一我就要走了。」

　　「世界上沒有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我們大家都有各自的故事。請你告訴我吧。」

　　因此我躺在牀上，把過去這六個月來發生的事情對他說了一遍。他眼望著混凝土天花板聆聽著，一邊把自己的煩惱忘掉。我對他說自己是從國防部退役的，到過許多地方，主要的交通工具是火車和汽車，一個人獨來獨往，像一個節省的旅遊者那樣浪跡故土各地，見到許多新奇的東西、許多課本上學過的重要史實和遺跡，也尋覓一些較不起眼的東西：出生地、俱樂部、鄉間道路和傳說。我想把那些代表「家」概念的大、小事情都瀏覽一遍，而且的確找到了一些。

　　我對哈柏談起那次穿過了無垠的平原和河流三角洲，從芝加哥到紐奧良，沿著墨西哥灣到達坦帕的長途旅行；後來我搭乘灰狗巴士北上，向亞特蘭大方向而去，中途突然決定在瑪格雷夫附近下車。下車後在雨地裡行走，直到黎明，那完全是一個突然興起的念頭，因為我好像曾經聽我哥哥說起，他到過一個小地方，六十年前瞎子布雷克可能就死在那兒。我一邊對哈柏說，一邊覺得自己太愚蠢。然而他卻能理解我的一時衝動。

　　「我也做過這種事。」他說，「我與妻子到歐洲去度蜜月，途中在紐約稍事停留。我花了半天的時間找達科他大廈，約翰，藍儂（編註：John Lennon，1940─80，英國搖滾歌星，披頭四合唱團的節奏吉他手）就是在那裡被刺殺的。後來我們又在英國待了三天，到利物浦找洞窟俱樂部，披頭四就是在那裡發跡的。但是沒有找到，也許他們早就把它拆了。」

　　他又談了一會兒，主要是談旅遊。他與他太太都喜歡旅遊，足跡遍及各地。

　　「你不覺得孤單嗎？」他問，「總是一個人出外旅遊？──」

　　我對他說我喜歡一個人旅遊，享受孤獨和自由自在的感覺，好像自己是個隱身人。

　　「你說的隱身人是什麼意思？」他問，好像很感興趣。

　　「我喜歡陸地旅遊，有時步行，有時搭乘汽車，有時乘坐火車。總是付現金，不使用信用卡，不使自己的姓名出現在旅客名單上，沒有人能找到我，我也從來不把姓名告訴別人。我住旅館也付現金，並留下一個假名。」

　　「為什麼呢？有誰在跟蹤你嗎？」

　　「沒有人跟蹤我，只是這樣做很有趣。我喜歡隱姓埋名，我覺得我在打破制度。而現在，制度真是把我給惹毛了。」

　　我發現他在深思。我看得出來他因為無法排解壓在心上的煩惱問題而感到沮喪，而且他心裡的恐懼就像大海的波濤一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請你給我建議好嗎？」他說，「當他們問起我為什麼坦白承認時，我就說因為工作中受到的壓力太大；我有個競爭對手，家人受到威脅。我將否認一切，然後設法把事情擺平。你認為如何？」

　　我覺得他的計劃不可行。

　　「請你告訴我一件事，」我說，「但不必告訴我細節。你對他們而言很重要嗎？或者你僅僅只是個旁觀者？」

　　他拉著自己的手指，想了很久。

　　「我很重要，甚至是關鍵人物。」

　　「假如你不打算替他們幹，他們是不是會找別人呢？」

　　「是的，可是在現有的條件限制下，他們要找到人是相當困難的。」

　　他在衡量自己可能繼續存活下來的機會有多大，那樣子就像他在辦公室裡審查一份信用貸款申請一樣。

　　「很好，」我說，「你的計劃不錯，就照你的計劃做吧。」

　　我實在想不出別的主意了。他是一項偉大行動裡的一個具關鍵性齒輪。誰也不願因為一個小環節而壞了整個行動，因此他的前途實際上已是相當清楚──如果他們猜出是他引來外面的調查員，那他就死定了，但如果他們沒有發現，那他就不會有危險。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他承認殺了人，因為他認為監獄是一個庇護所，他們不可能到監獄裡來殺他，這是他認罪動機的一部分。其實這樣想是失策的，他在監獄裡逃不掉襲擊，相反地，如果他們想要襲擊他，就能找到他。事實上遭到襲擊的是我，而不是他，因此我想這可以證明他不會有事，他們並沒有到處找他，因為如果他們要殺他，很可能早就下手了。

　　「對，哈柏，」我肯定地說，「你就照你的計劃去做吧，這是你最好的選擇。」

　　大約七點鐘，那老工友送來了晚飯。晚飯後我們無所事事地混時間，十點鐘熄燈之後，我們就只能待在黑暗裡。夜深了，我沒有脫鞋，也不敢睡得太沉，因為我擔心史匹威還會對我耍花招。

　　清晨七點鐘，監獄裡的燈又亮了起來。我醒過來，覺得很累，但我還是強迫自己起牀，活動一下。哈柏也醒了，愣然地望著我，依然思緒不定。還是那個老工友拖著餐車過來。我吃了早餐，推開門出去，正好與一個要進來的警衛碰個滿懷。

　　「今天是你們的幸運日，」他說，「你們可以出去了。」

　　「是我們嗎？」我問。

　　「沒錯，瑞契爾和哈柏，遵照瑪格雷夫警局的命令予以釋放。五分鐘內收拾好東西，行嗎？」

　　我回到囚室內。哈柏用雙臂支撐著身體坐了起來。他沒有吃早餐，而且看起來比任何時候都焦急。

　　「我很害怕。」

　　「你會沒事的。」

　　「真的嗎？我一離開這裡，他們就會追殺我。」

　　「你待在這裡，他們更容易逮住你，請你相信我，如果他們真要殺掉你，你早就死了。你是在明處，哈柏。」

　　他點了點頭，站起來。那警衛帶著我們穿過走廊，經過一排上了鎖的房門，走進電梯，然後用鑰匙啟動了電梯，並趁電梯門關上之前踏了出去。

　　「再會，」他說，「不要再回來。」

　　我們順著電梯來到一個通道，從那裡出去便是炎熱的混凝土空地，空地上停著兩輛汽車。一輛是黑色的英國本特利轎車，大約用了二十年，可是看上去仍然很新，車裡坐著一個金髮女人。她想必就是哈柏太太了，因為我看見哈柏急忙向她走過去，彷彿她是他見過最怡人的事物。另外一輛車裡則坐著蘿絲珂警官。

　　蘿絲珂從車裡出來，向我走近。她穿著棉質襯衫和牛仔褲，套著一件皮夾克，那張臉蛋透著一股嫻靜的智慧，還有那黑色的秀髮和大而靈活的眼睛，看起來美極了。我星期五見到她就對她產生好感，我想我是對的。

　　「妳好，蘿絲珂。」我說。

　　「你好。」她微笑道。

　　她的聲音悅耳，微笑甜美。我望著那甜蜜的笑容，很久很久，直到那微笑悄然褪去。哈柏夫婦駕車從我們面前離去。他們揮著手向我告別，我也向他們揮手致意，心想不知道他們以後會怎麼樣；也許我根本就不會知道，除非他們遭遇到不幸，而我也能碰巧在報上讀到他們遭遇不幸的報導。

　　蘿絲珂和我鑽進車裡。她解釋說那是局裡一部沒有警局標記的車，暫時給她用。那是一輛嶄新的雪佛蘭車，很寬敞，行駛起來很平穩，沒有噪音。我安坐在車裡，感覺好極了。出獄是人生一大樂事，不用顧慮明天會發生什麼事也是件樂事，而身旁一個美麗的女人握著方向盤，讓汽車在陽光燦爛的路上靜靜奔馳，更是生命中最愜意的時刻。

　　「這是怎麼回事？」行駛一哩之後，我問蘿絲珂，「請妳告訴我。」

　　她把事情簡單扼要地描述了一遍。為了證明我的確不在現場，星期五晚上她和芬利工作到很晚。他們打電話到坦帕和亞特蘭大找到那班車的其中一名乘客和坦帕站的售票員，他們都記得我。後來他們又找到了司機，他證實他在瑪格雷夫交流道附近讓我下車，時間是星期五早晨八點鐘。這就確定了案發當時我不在現場。

　　星期六早晨，五角大廈發了一份長達好幾頁的傳真，介紹了我在軍隊服役的情況，與我所說的完全吻合。凌晨二時三十分，聯邦調查局資料庫傳來我的指紋檔案，是十三年前入伍時留取的。我的不在場證明確實可信，我以往的歷史也查清楚了。

　　「芬利感到滿意，」蘿絲珂說，「星期四午夜你在四百哩以外的地方，這已經確定了。他又打了電話給法醫，唯恐法醫對死者的死亡時間有新的見解，可是他仍然堅持原來的判斷。」

　　我點了點頭，芬利的確是個小心謹慎的人。

　　「關於死者身分的確認有新進展嗎？」我問，「妳重新查過他的指紋檔案了嗎？」

　　她對我看了一眼，點了點頭。

　　「芬利告訴我，你要求重查他的指紋檔案，但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否定的結果回來得太快了。」我說。

　　「太快了？」

　　「妳告訴過我，核對的程序類似一座金字塔結構，先與尖頂上的十個人的指紋檔案對照，然後與一百個人對照，然後與一千個人對照，一直核對下去，對嗎？」

　　她又點了點頭。

　　「那麼就以我為例吧，資料庫裡有我的指紋檔案，可是我在金字塔的最下面幾層。妳剛才是說花費了十四個小時才找到我的檔案吧？」

　　「對，我在大約十二點半吃午餐時把你的指紋資料送出去，然後到凌晨二點半時才得到回音。」

　　「那就對了，要花費十四個小時才能接近金字塔底部，那麼如果要全部校對完，就得花十四個小時以上的時間了。這是說得通的，對嗎？

　　「然而，屍體是在八點鐘發現的，那麼死者的指紋資料是什麼時候送出去的？最快也得八點半。可是兩點半他們偵訊我的時候，貝克已經告訴我資料庫裡沒有與死者相吻合的指紋，也就是說只經過了六個小時。如果核對我的指紋要費時十四個小時，那怎麼可能在經過六個小時之後就能確定資料庫裡沒有死者的指紋呢？」

　　「天呀，」她說，「你說得對。芬利取了死者的指紋資料，讓貝克送出去，他一定是搞錯了。傳送資料時一定得小心，如果螢幕不清楚，資料庫就會顯示出讀不出的訊息，貝克一定是把它誤認為否定的訊息了，因為這兩者的代碼顯示很相似。不過我已經按照芬利的指示，重新發出死者的指紋資料了，我們很快就會知道結果的。」

　　車子繼續向東駛去。蘿絲珂告訴我昨天下午她就催促芬利立即把我從沃伯頓釋放出來，芬利雖然不太樂意，但還是同意了。不過後來發生了一件事，所以他們只好等到今天；因為昨天下午沃伯頓監獄關閉了，那裡的浴室裡發生鬥毆，一名犯人被打死，另一名失掉一眼睛。監獄裡騷亂起來，白人和黑人的幫派開始打鬥。

　　我坐在蘿絲珂身邊，眼睛望著迎面而來的地平線──我打死了一個傢伙，還讓另一個瞎了一隻眼。

　　「謝謝妳，」我說，「我真心誠意地感謝妳，妳為了救我出獄盡了最大的努力。」

　　她擺了擺手，臉上泛出紅暈。我更加地喜歡她了，但那並不足以打消我盡快離開喬治亞的念頭。我只想再待上一、兩個小時，然後請她送我到車站去。

　　「我想請妳吃午飯，」我說，「也算表示我對妳的謝意吧。」

　　她考慮了一會兒，然後對我微笑說：「好的。」

　　汽車向右上了鄉村公路，加速朝南向瑪格雷夫駛去。

第九章

　　我請她把車開到警察局，因為我要去領取我的私人物品和錢。然後我們又驅車到了鎮中心，她讓我在那裡下了車，並約好兩個小時以後在局裡碰面。在陽光燦爛的星期日早晨，我揮手看她把車開走，感覺好多了，因為我又可以自由行動了。我要去探訪一下關於瞎子布雷克的事，接著與蘿絲珂一道吃中飯，然後我就離開喬治亞，再也不回頭了。

　　我在街頭閒逛了一會兒，看看這裡的小鎮風光，做了一些本來計劃要在星期五下午做的事。這個地方很小；那條道路從北到南貫穿四個街區，稱為主街，小店面分布在街道兩旁，間或有小巷通到房屋的後面。這裡有一家雜貨店、一家理髮店、一家服裝店、一家診所、一家律師事務所和牙科診所。商店後面有些空地，周圍有白色的籬笆和裝飾用的樹。商店前有遮陽棚，人行道上設有長椅，可是沒有人去坐。

　　主街向北延伸幾百碼是警察局和消防站，再往北半哩便是伊諾餐廳，再向前走幾哩，就到了那個向西可以通往沃伯頓監獄的路口；路口以北直到倉庫和交流道的路上則什麼也沒有。

　　小鎮的南邊有塊綠地，那裡立了一座銅像，有一條住宅街向西伸展出去。我沿著大街朝那兒走去，看見一塊不顯眼的牌子，上面寫著：貝克曼路，哈柏就住在這條街上。眼前是一片寬闊無垠的草地及一座白色教堂，教堂周圍栽種著櫻桃樹，草地旁則整齊地停放著許多色調鮮明柔和的汽車。我依稀聽到教堂裡管風琴的聲音和人們的唱歌聲。綠地上的銅像是為了紀念一個叫卡斯珀．蒂爾的人而豎立的，他在大約一百年前曾經對這個鎮有番貢獻。與貝克曼路幾乎相對稱，綠地的另一邊也有條住宅街向東延伸，街角有一家便利商店。就此而已，根本算不上一個鎮，沒有什麼好參觀的，不到三十分鐘我就把整個小鎮看了一遍。

　　然而，這是我所見過最整潔的小鎮，整潔到令人驚訝。每棟房屋不是全新的就是最近剛整修過，路面光潔得像玻璃，人行道也平整乾淨，商店像是每個星期都要重新粉刷一次一樣。草地、樹木修剪得很整齊，老卡斯珀．蒂爾的銅像看上去彷彿被人舔得乾乾淨淨。教堂光輝奪目，燦爛的陽光下旗幟飄揚，十分好看。這裡是如此整潔，讓人走在路上都生怕留下骯髒的腳印。

　　便利商店裡有各種日用品，星期天早晨也照常營業，可是生意清淡，除了坐在收銀機後面喝著咖啡的店員之外，沒有別人。我在小櫃台旁邊坐下來，要了一大杯咖啡，並買了一份報紙。

　　頭版依舊是關於總統的報導。他目前人在加州，他在彭薩科拉發表有關海岸警衛隊的言論依然有強烈的回響。警衛隊船艦已於星期六夜間返回港口，如果沒有追加的預算，他們就不會再出港了。

　　這時我聽見開門聲，於是抬頭看了一下。進來的是一個女人，她在櫃台的那端坐下。她的年紀比我大些，約四十歲，黑頭髮，身材苗條，衣著昂貴，膚色白淨得幾乎透明。她的舉止顯出幾分的緊張，我能夠看到她手腕上像細繩般的青筋和臉上透出的一種焦慮。店員問她要什麼，她要了杯咖啡，那聲音輕得幾乎聽不見，儘管店裡一片寂靜，而且她也離我很近。

　　她沒有待多久，只喝了半杯咖啡，眼睛老是望著窗外。當一輛黑色小貨車在店外面停下時，她顫抖了一下。那是一輛新車，顯然從來沒有載過什麼重的東西。我瞥了司機一眼，他非常高大，寬肩粗脖，一臉橫肉，還有一頭長得可以披到手臂上的黑髮，年約三十歲。那女人像鬼魂似地站起來，嚥了一口氣，然後打開店門，上了車，可是貨車沒有開走，只是停在路邊。

　　我轉過身面對店員，「她是誰？」

　　那人望著我，彷彿我是從另一個星球來的人。

　　「她是克林納太太，」他說，「你不知道克林納夫婦嗎？」

　　「我聽說過。」我說，「我剛到這個鎮上。克林納先生擁有靠近公路的那些倉庫，對嗎？」

　　「對，除了倉庫之外，他還有許多別的財產。克林納先生是這裡的重要人物。」

　　「是嗎？」

　　「當然啦！你聽說過基金會嗎？」

　　我搖了搖頭，喝完那杯咖啡，並把杯子遞給他，請他幫我續杯。

　　「克林納先生建立了克林納基金會，對鎮上很有好處。他五年前來到這裡，從此之後，這個鎮就繁榮起來。」

　　我點了點頭，「克林納太太還好嗎？」

　　他邊倒咖啡邊搖著頭，「她病了，而且病情嚴重。你看她臉色多麼蒼白，是不是？可能是肺結核。她曾經是個漂亮的女人，可是現在就好像生長在密閉空間裡的東西一樣，她肯定病得不輕。」

　　「貨車裡的男人是誰？」我問。

　　「他是克林納和他的前妻生的兒子，剛才那位是他的第二任太太。我聽說她與那年輕人關係不好。」

　　他對我點了點頭，終止了我們之間的閒談，然後就到櫃台另外那一頭去了。我同意他的說法，那女人的確像是生長在密閉空間裡的植物──像一枝缺乏陽光雨露的蘭花，然而我認為她沒有病，而是在遭受另外一種折磨。我想她心裡有某種恐懼，是什麼樣的恐懼我不知道，而我也不想知道，因為那與我無關。我站起來，付了帳。那輛貨車還停在外面，司機歪斜在方向盤上，目光從他繼母身上掠過，落在我的臉上。

　　櫃台後面有一面鏡子正對著我，鏡裡的我看起來就像一個經過整夜旅途勞頓，又在監獄裡待了兩天的人。我這時才想起要理髮洗澡，然後再與蘿絲珂一起吃午餐。

　　那個店員似乎看出我的心思。「去理個髮吧。」

　　「在星期天上理髮店？」我問。

　　「理髮師總是一直待在店裡，」他說，「從來不打烊，也從來不正經八百地做生意。」

　　我點點頭，推門走出去。一小羣人正從教堂裡出來，三三兩兩地站在草地談話或上車，其他地方依舊行人稀少。

　　我在陽光下向北走去，那輛貨車也開始緩慢地移動，跟我保持著一段距離，那個司機俯在方向盤上，兩眼左右張望。我猛地朝前跨出幾步，貨車也加快速度跟上我，後來我突然止步，貨車就衝到前面去了。我站在那裡不動，那傢伙顯然認為往後倒車不是他原來計劃中的事，所以他就把貨車開走了。我聳了聳肩，繼續往前走到理髮店門口，推門走進去。

　　理髮店由兩個黑人經營，他們正閒著無事，很樂意為我服務一下。我想當時我那模樣也的確急需他們的技藝；我要求他們幫我理髮、修臉、拿熱毛巾以及擦皮鞋。牆上貼滿了從報上剪下的頭版消息，桌上放著一部無線電收音機，正在播放節目，新到的星期天報紙疊得好好的，放在窗邊的凳子上。

　　其中一個理髮師幫我理髮，另一個則閒著沒事。那理髮師邊工作邊聊天，就像所有的理髮師一樣，他對我說起他倆幹這一行的歷史。他們從小就是好朋友，一生都住在瑪格雷夫，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就開始學理髮，在亞特蘭大當過學徒；後來他倆開了家理髮店，在舊址拆毀以後，他們就搬到這裡來。他從一個理髮師的角度談起這裡的歷史，告訴我許多讓他們理過髮的人的大名，向我描述了各種類型的人。

　　「那麼你對我說一說克林納夫婦的事情吧。」我說。

　　那個愛說話的人被我問住了。他停下來，想了一下。

　　「我不能回答你的問題，絕不能，我們這裡寧願不要討論這個主題。你最好問我關於別人的事。」

　　我聳了聳肩，「好吧。那麼你有沒有聽說過一個叫瞎子布雷克的人呢？」

　　「他呀，當然聽說過啦，」老理髮師說，「這個人我可以對你說說，沒問題。」

　　「太好了，你能告訴我些什麼呢？」

　　「他在很久以前常常到這裡來，聽說他出生在佛羅里達州的傑克遜維爾，就在州界的另一側。他時常從那裡長途跋涉，路過這裡到亞特蘭大，再從那裡往北直到芝加哥，然後又從芝加哥返回，經過亞特蘭大到這裡，從這裡回家。你要知道，那時情況不一樣，沒有高速公路，沒有汽車──至少對黑人和他們的朋友來說──出趟遠門是件非常艱難的事，只能靠步行或搭乘貨車。」

　　「你聽過他的表演嗎？」我問。

　　他停下來，望著我。

　　「老弟，我已經七十四歲，這些都是我孩提時期的事了。瞎子布雷克是在酒吧裡演奏的，而我小時候可從來不進酒吧，如果進去的話，屁股會被打爛。你應該問問我的搭檔，他比我年歲大得多，也許他聽過瞎子布雷克演奏，只是他可能記不清楚了。他的記性不好，甚至連早飯吃了什麼都會忘記。我說得對不對，喂，朋友，你今天早餐吃了什麼？」

　　另一個理髮師蹣跚地走了過來，倚在我旁邊的洗臉台上。

　　「我不知道早飯吃了什麼，」他說，「甚至不記得我是否吃過早飯。你們聽著，我可能是老了，可是老頭能記住有用的東西，尤其是過去的事情。你得把自己的腦袋比作一個木桶，桶裡裝滿了舊東西，新東西就裝不進去了，你懂嗎？所以我記不住新東西，因為腦袋裡已經裝滿舊東西，那些發生在許多年以前的事，你懂我的意思嗎？」

　　「當然懂啦。」我說，「那麼許多年以前，你是否聽過他演奏？」

　　「誰的演奏？」他說。

　　我輪番地望著他倆，心想他們是否已經習慣於這種繞圈子的談話方式。

　　「瞎子布雷克，」我說，「你聽過他演奏嗎？」

　　「沒有，我從來沒聽過他演奏，可是我姐姐聽過。我有個姐姐，已經九十多歲了。她很早以前是個歌手，和瞎子布雷克一起唱過好多次。」

　　「真的嗎？她和瞎子布雷克一起唱歌？」

　　「當然嘍，她和每個經過這裡的人一起唱歌。你要知道，這個古老的小鎮正好在通往亞特蘭大的大路上。這條道路從亞特蘭大延伸下來，經過這裡，再向南通往佛羅里達，是條貫通喬治亞州南北的路線。當然，現在有了高速公路，汽車經過這裡時根本不停，飛機更不會在這裡停下來。瑪格雷夫已經不再重要了，沒有人經過這裡。」

　　「那就是說，瞎子布雷克常在這裡停留了？而你的姐姐與他一起唱過歌？」

　　「大家都在這裡停留過。各色各樣的人在這裡停留、演奏，而我姐姐和他們一起唱歌。」

　　「她還記得瞎子布雷克嗎？」我問他。

　　「當然記得，」老頭說，「她從前總認為他是最了不起的人，她說他演奏得真的很精彩。」

　　「你知道他後來的下落嗎？」我問。

　　老頭使勁地想，從淡忘的記憶裡搜索多年前的聽聞。最後他搖了搖頭。

　　「詳細情形我不清楚，他常常往來於這條路上，我最記得這一點，三、四年以後他就死了。那時我在亞特蘭大，不在這裡，所以不知道。據說有人把他殺掉了，也許就在瑪格雷夫。出了大亂子，他就被人幹掉了。」

　　我坐在那裡聽了一會兒收音機，然後給他們二十塊錢，就匆匆回到大街上。這時已經接近正午了，太陽曬得厲害──九月的太陽竟還這麼炙人──街道上沒有別的行人。瞎子布雷克曾經在這裡行走過，或許也是在這樣炙熱的中午；那時候老理髮師還是小孩子，而且這裡有條主要幹道，通往亞特蘭大、芝加哥等等提供人們職業、希望以及金錢的地方。然而如今它只是蜿蜒在原野上的一條鄉間小路。

　　我在酷熱的陽光下走了好幾分鐘才回到警察局。我拉開那扇沉重的玻璃門，一股清涼撲面而來。蘿絲珂倚在接待桌邊等候我，在她身後，史蒂文森在大廳裡打電話。她的臉色蒼白，看起來很焦急。

　　「我們又發現一具屍體。」她說。

　　「在什麼地方？」我問。

　　「又是在倉庫附近，這次是在路的另一側。」

　　「誰發現的？」

　　「芬利。他今天早晨到那裡去轉一轉，想找點有利於破案的線索，可是沒想到又發現一具屍體。」

　　「知道這個死者是誰嗎？」

　　她搖了搖頭，「身分不明，就像前面那個死者一樣。」

　　「芬利上哪兒去了？」

　　「去找哈柏了，他想哈柏也許知道點情況。」

　　我點了點頭。

　　「這次這個人死了多久？」我問。

　　「也許有兩、三天了。」她說，「芬利說星期四晚上發生的可能是一樁雙重謀殺案。」

　　我又點了點頭。哈柏一定知道情況──這個死者顯然就是他請去與那光頭高個子見面的人。先前哈柏猜不透為什麼這傢伙能幸免於難，然而現在事實證明他並沒有逃過厄運。

　　我聽見一輛車停在外面，接著玻璃門被推開了，芬利探頭進來。

　　「我們到停屍間去，蘿絲珂，」他喊道，「還有你，瑞契爾，你也跟我來。」

　　我們跟著他上了蘿絲珂那輛沒有警局標記的車，由蘿絲珂駕駛，我坐在後排，芬利則坐在前面的座位裡。他轉過身來，以便我們能同時聽到他說的話。

　　「我沒有找到哈柏，」芬利望著我說，「他家裡沒人。他有說過要到哪裡去嗎？」

　　「沒有，一個字也沒提過，整個週末我們差不多沒說過一句話。」

　　芬利不滿意地對我嘟噥了幾句，「我要問問他是否知道點什麼，這件事很嚴重，而他肯定知道一點情況。他對你說過什麼沒有，瑞契爾？」

　　我沒有說話。我不知道自己該站在哪一邊，也許我應該幫助芬利，但如果芬利插手調查哈柏參與的事，那哈柏和他的家人就死定了，這是毫無疑問的。我想我應該採取中立的態度，盡快脫身；我不想捲進這件事裡。

　　「你試過他的行動電話嗎？」我問道。

　　芬利嘟噥了一聲，搖了搖頭，「關機了。」

　　「他來領回他的手錶了嗎？」我問。

　　「他的什麼？」

　　「他的手錶，」我說，「星期五那天，他曾把一只價值上萬美元的勞力士金錶交給貝克。他來過沒有？」

　　「沒有，」芬利說，「沒聽說他有來取回手錶。」

　　「很好，那麼這說明他外出辦急事去了。像哈柏那樣的人，不可能忘記自己那價值上萬美元的手錶。」

　　「什麼急事？」芬利問道，「他對你說過什麼急事嗎？」

　　「他沒有告訴我，」我說，「我跟你說過，我們根本就沒有交談。」

　　芬利從前面的座位上掉過頭來，瞪大眼睛望著我。

　　「你不要把我惹毛，瑞契爾！在我逮到哈柏之前，你不要想開溜，而且我一定要讓你說出他對你說過的話。你不要撒謊說哈柏整個週末都沒有說過一句話，像他那樣的人絕不會不開口，我知道，你也知道。聽明白了嗎？」

　　我只是對他聳了聳肩──他不會再逮捕我的。也許我可以在停屍間所在的地方搭乘汽車離開這裡，只是與蘿絲珂一起吃午餐的計劃可能會落空了，真可惜。

　　「這個死者的情況如何？」我問他。

　　「與前一個差不多，」芬利說，「看起來像是在同時發生的──被槍擊死亡，也許是同一把槍。這具屍體沒有被踢的痕跡，但還是很可能屬於同一事件。」

　　「你知道他是誰嗎？」我問。

　　「只知道他的名字叫薛曼，除此之外，什麼也不知道。」

　　「能說得詳細點嗎？」我出於職業習慣，向他提出問題。芬利想了一下，決定回答我的問題，彷彿我們是一對搭檔似的。

　　「白人，男性，情況與前一個死者相同，沒有身分證明，沒有皮夾，沒有任何能說明身分的東西。可是這個人有個金錶，錶背刻著：給薛曼，愛你的茱迪。他大約三十歲到三十五歲之間，很難斷定，因為屍體躺在那裡已經三天了，被老鼠咬得一塌糊塗，你能想像得到吧？他的嘴唇不見了，眼睛也沒了。所幸他的右手因為壓在身體下面，所以還是完整的，使我能取得較清楚的指紋。一個小時前，我們把指紋資料發出去了；如果我們走運，也許可以得到一點線索。」

　　「有槍傷嗎？」我問他。

　　芬利點了點頭，「看起來是同一把槍，小口徑的。我想第一槍只是把他打傷了，他還能跑，接著又中了數槍，但還是堅持跑到高速公路下面躲起來，最後流血過多而死。他沒有挨踢，因為他們沒能找到他。」

　　我思索了一會兒。星期五早上八點鐘我正走過那裡，從兩具屍體之間穿過。

　　「你認為他的名字叫薛曼？」我問。

　　「他的名字刻在錶背上。」芬利說。

　　「也許那不是他的手錶，可能是他偷來的，或者別人送給他的，或從當鋪裡買來的，也有可能是在街上撿到的。」

　　芬利只是低聲地嘟噥了一聲。

　　蘿絲珂保持飛快的速度，左轉之後在一條叉路上滑行，那條路向遙遠的地平線伸展出去。

　　「我們到底要去哪裡呀？」我問。

　　「去黃溪的郡立醫院。」芬利說，「黃溪是瑪格雷夫南方唯一的鄰鎮，一會兒就到了。」

　　當汽車一駛進黃溪，我們就看到了醫院。那是一座孤零零的醫院，是許多年前為了隔離病人而興建的，病房是一排平房，佔地數畝。蘿絲珂放慢速度，汽車閃進通往醫院的車道。

　　一名醫務人員迎上來，把我們帶到辦公室。他在一張桌子後面坐下，並示意要芬利和蘿絲珂也坐，我則把身體倚在櫃台上。他露出一臉倦容，年歲也許與芬利相仿，穿著白色工作服，看起來很老練，頗能使人相信他的判斷。

　　他沒有作自我介紹，就直接問：「你們想知道什麼？」

　　他把我們三人輪番地看了一遍，等我們說話。

　　「他們死於同一件事故嗎？」芬利問。在這間簡陋的辦公室裡，他那深沉的哈佛腔調聽起來很不協調。

　　「第二具屍體到這裡才一個小時，可是，你說得對，我相信他們是死於同一事故，而且幾乎可以肯定是同一把槍。他們看起來都是被小口徑的軟彈頭子彈打死的，子彈的速度不快，那把槍好像裝有滅音器。」

　　「小口徑？」我問，「有多小？」

　　醫生把疲倦的目光轉移到我的臉上。

　　「我不是一個火器專家，」他說，「可是我認為是點二二口徑，這樣的口徑對我來說算是小口徑了。以第一個死者為例，一側是子彈穿進去時留下的兩個粉碎性小傷口，另一側是子彈穿出時形成的兩個大面積傷口，這是小口徑軟彈頭子彈的特徵。」

　　我點點頭。軟彈頭子彈的確有此特徵。它穿進去之後會立刻擴散開，變成像有兩角五分硬幣那樣大的鉛團，有很強的穿透力，穿出時會炸裂出一個大孔。慢速軟彈頭子彈配合滅音器的說法是有道理的：當子彈以慢速度離開槍口時需要滅音器，要不然子彈射向目標時就會像一架小型戰鬥機那樣隆隆作響。

　　「很好。」我說，「那麼他們被害的地點與屍體被發現的地點一致嗎？」

　　「那是毫無疑問的，」醫生說，「兩具屍體的沉積性充血都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他望著我，等我問他什麼叫沉積性充血。其實我知道那是怎麼回事，然而基於禮貌，我故意裝出一副迷惑的樣子。

　　「死後的沉積性充血呈青灰色。」他說，「人死之後，血液循環就停止了，可是血液仍遵循重力法則，流到最下面的血管裡，通常是流到身體倒下後接觸地面的那部分微血管裡，紅血球會沉積下來，把皮膚染紅，過了幾個小時之後，那斑跡就永遠不會變了。第一具屍體皮膚上的斑跡與他在倉庫前倒下的位置一致。他中彈後倒下，被瘋狂地亂踢了一陣，然後躺在那裡約八個小時，那是沒有疑問的。」

　　「請你談談你對屍體被踢的看法，好嗎？」芬利問他。

　　「我從沒遇到過這種情況。這顯然是一種精神錯亂的行為，沒有辦法解釋。這對死者並沒有什麼影響，因為他已經死了，感覺不到痛苦，只能滿足那踢他的人。兇手的勁道十足，死者遍體鱗傷的樣子慘不忍睹。」

　　「那第二個死者呢？」芬利問。

　　「我猜他是在趕緊逃命的時候被擊中的。第一發子彈擊中他的後背，途中又挨了兩槍，一發打中頸部，但是致命的是擊中腿部打斷大動脈的另一發，他勉強支撐著跑到高速公路下，鮮血流盡，他就死了。要不是星期四徹夜下雨，我確信那條路上所留下的血跡至少有一加侖半。」

　　我腦海裡浮現出那個人疾奔在路上的情景，子彈射穿他的身體，他拼命朝一個可以躲避的地方跑去，最後倒在高速公路下，夜間出來覓食的老鼠貪婪地哨著他的肉。

　　「那麼，」芬利說，「我們可以肯定兩名被害人是一道的。殺手是三名兇手之一，他出其不意地襲擊了他們，對第一個人的頭部開了兩槍，第二個人見狀奪路而跑，途中挨了三發子彈，對嗎？」

　　「你認為有三名兇手？」醫生問。

　　芬利對我點了點頭──那是我的判斷，因此應該由我來解釋。

　　「是三個個性完全不同的人。」我說，「一個是槍法很準的殺手，一個是瘋子，另一個則是企圖掩飾罪證但卻笨手笨腳的人。」

　　「我同意你的判斷，」醫生慢慢地點點頭，「第一個人是近距離被射殺的，因此我們可以推測他認識那三名兇手，所以沒有提防他們。」

　　「想必是那樣。」芬利說，「五個人約好要碰面，三個人襲擊了另外兩個人。」

　　「知道兇手是誰了嗎？」醫生問。

　　「我們甚至不知道被害人是誰呢！」蘿絲珂說。

　　「你對兩名被害人有何判斷？」芬利問那醫生。

　　「對第二個死者，除了手錶上的名字之外，什麼也不知道。」

　　「那麼你對第一個死者有結論了？」芬利說。

　　醫生翻閱著桌上的筆記，此時電話響了，他接聽了電話，然後把它遞給芬利。

　　芬利俯身接過話筒，聽了一會兒。

　　「好的。」他說，「你把它印出來，然後傳真過來，好嗎？」

　　他把話筒還給醫生，然後往椅背上一靠，臉上出現一絲笑容。

　　「是史蒂文森從局裡打來的電話，」他說，「我們總算核對上了第一個被害人的指紋；看來我們重報一次指紋資料是做對了。史蒂文森待會兒就會把它傳真過來。醫生，現在請你談談你的判斷，我們要把各種資料匯集起來。」

　　那滿臉倦容的醫生聳了聳肩，從桌上拿起一張紙。

　　「你是說第一個死者？我沒有多少可說──屍體一塌糊塗。死者個子很高，身體健壯，剃光頭，滿口假牙，有的是美國假牙，有的看上去像美國假牙，有的是外國假牙。」

　　靠近我身旁的傳真機開始發出聲音，薄薄的傳真紙出現在機器上。

　　「那麼我們應該作什麼樣的假定呢？」芬利問，「那人是外國人？還是僑居國外的美國人？」

　　這時傳真機完全推出那張薄紙，上面印滿了字。我拿起那張紙看了一眼，然後又把它從頭到尾讀了兩遍。我的手腳變得冰涼，彷彿全身癱瘓，不能動彈──我簡直不能相信那張紙上的內容是真的──感覺天彷彿要塌了。我呆呆地望著醫生。

　　「他在國外長大，」我說，「到過許多國家，他的假牙不是在一個國家裡鑲的。他八歲時折斷了右臂，然後在德國把它接上了。他是在漢城的醫院割除扁桃腺的。」

　　醫生轉頭看著我，「他們能從指紋裡獲得那麼多資料嗎？」

　　我搖了搖頭。

　　「他是我哥哥。」我說。

第十章

　　他們帶我到後面的停屍間去辨認屍體。他的臉已被子彈打得不成樣子，骨頭全被踢碎了，然而我還是能認出頸上的一個星狀疤痕，那是二十九年前我們倆玩一個破瓶子時，不小心留下的。後來他們帶我回到瑪格雷夫警察局，由芬利駕車，蘿絲珂陪我坐在後座上，她一直握著我的手。雖然車程只有二十八分鐘，但是在這短短的時間裡我重溫了發生在我和我哥哥之間的往事。

　　我哥哥叫喬，比我大兩歲。他出生在遠東地區的一座軍事基地上，那是艾森豪時代的後期（編註：美國第三十四任總統，任期1953─1961），我則出生在歐洲的某個軍事基地上，是甘迺迪時代的前期（編註：美國第三十五任總統，任期1961─1963）。後來我們就在世界各地的軍事基地上過著漂泊不定的生活。軍人家庭對這種生活是最熟悉不過的了，生活就是隨時搬家，誰也說不準什麼時候要搬。頻繁的搬遷使我們無法在一個地方讀完一學期的書。我們隨軍走南闖北，結果有好幾年沒有遇上冬天──我們初秋離開歐洲，南下到南太平洋某處，於是又開始過著夏天的生活。

　　我們的朋友經常離去。有的部隊要調動到別處去，於是一批孩子就跟著部隊走了；也許過了幾個月之後，我們會在一個陌生的地方與他們重逢，但也可能再也見不到了。

　　我和喬長大一點之後，生活更加地不安定，越戰時，軍隊的調動更加頻繁，更加快速。我們根本沒有財產，每人只許帶一個旅行袋登上運輸機。

　　我們在一起漂泊了十六年，在那些歲月裡，喬是我唯一的伴侶。我像愛一個哥哥一樣地愛他。我的意思再清楚不過了，就好像當人們說自己睡得像嬰兒一樣，他們是說自己睡得很好呢，還是他們每二十分鐘就要大叫大嚷地醒過來一次？我像愛一個哥哥一樣地愛著喬──在我們家裡，這句話具有深遠的涵義。

　　事實上我不能確定自己是否愛他。雖說我們只差兩歲，但他是五○年代出生的人，而我是六○年代出生的，這好像要比只相差兩歲的意義深遠許多；因此我們經常惹對方生氣，也常打架、爭吵，並且默默地等待長大，以便擺脫對方。我們不知道是愛對方，還是恨對方。

　　然而我們有軍人家庭共同的信念：你的家庭就是你的部隊。基地上的軍人都接受過「忠誠於自己部隊」的教育，因此，儘管有時你會恨自己的兄弟，但你絕不允許別人欺負他。我和喬就有這個特徵──我們對彼此無條件地忠誠。我們背靠背地站在每個新學校的校園裡，共同對付別的孩子的挑釁，用拳頭打出一條路，他保護著我，我保護著他。雖然那不是很正常的童年，然而對我來說，它是獨一無二的。

　　十六年裡，喬自始至終都與我在一起，而現在他被人殺了。我坐在車裡，腦海中一個細小的聲音在問：我應該怎麼辦？

　　芬利把車停在正對警察局玻璃門的車道邊。在中午灼熱的陽光下，我們默默地站了一會兒，然後芬利推開門，我們走了進去，回到那間大辦公室。

　　芬利在桌後坐下，蘿絲珂拉過一把椅子坐在我身邊。他準備好錄音機，然後坐直身子，眼睛望著我。

　　「你哥哥不幸的遭遇使我很難過。」

　　我點了點頭，什麼也沒說。

　　「可是我恐怕還是得問你許多問題。」

　　我又點了點頭。我知道他的處境。

　　「他最親近的親人是誰？」

　　「就是我，」我說，「除非他結了婚而沒告訴我。」

　　「你認為他可能結過婚嗎？」芬利問我。

　　「我們不很親密，」我回答道，「可是我認為他沒有結過婚。」

　　「你們的父母都不在世上了嗎？」

　　我點點頭。於是芬利把我寫成死者的直系親屬。

　　「他的全名是什麼？」

　　「喬．瑞契爾，沒有中間名。」

　　「喬是約瑟夫的簡稱嗎？」

　　「不是的，就是喬，就像我的名字叫傑克一樣，我們的父親喜歡簡單的名字。」

　　「我明白了。」芬利說，「他比你大多少？」

　　我告訴他喬的出生年月日，「他比我大兩歲。」

　　「這麼說起來，他三十八歲了？」

　　我點了點頭。貝克曾經說過死者可能是四十歲。

　　「你有他目前的住址嗎？」

　　「沒有，只知道他大概是在華府的某個地方。我說過我們不很親密。」

　　「好的。你上次見到他是什麼時候？」

　　「大約二十分鐘前，」我說，「在停屍間裡。」

　　芬利溫和地點了點頭，不過他又問：「在這之前呢？」

　　「七年前，在我們母親的葬禮上。」

　　「你有他的照片嗎？」

　　「你看過我的私人物品了，我什麼照片也沒有。」

　　他沉默良久，顯然是覺得談話很困難。

　　「你能向我描述一下他的模樣嗎？」

　　「你是指他的臉被子彈打得不成樣子之前的模樣嗎？」

　　「那可能對案情有幫助，你要知道，我們得查出有誰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見過他。」

　　我點了點頭，「我想他長得像我，也許比我高一吋，體重比我輕十磅。」

　　「這麼說是六呎六吋了？」

　　「對，體重約兩百磅。」

　　芬利把這些都記錄下來。

　　「他理光頭？」

　　「上次我見到他的時候，他像別人一樣留著頭髮。」

　　「那是七年前的事了，不是嗎？」他說。

　　「也許他開始禿頭了，」我聳了聳肩，「因為愛慕虛榮而把頭髮剃光。」

　　芬利點了點頭。

　　「他從事什麼職業？」他又問。

　　「以前聽說是在財政部服務，但確實的工作內容我不太清楚。」

　　「他的經歷呢？他也在軍隊裡服過役嗎？」

　　「他曾在軍事情報單位幹了相當長的時間，」我點了點頭，「然後轉業到政府部門。」

　　「他在給你的信中曾經提到他到過這裡，是嗎？」他問。

　　「他提到瞎子布雷克的故事，」我回答道，「但沒說他為什麼到這裡來，不過要查清楚並不難。」

　　「我們明早就打電話去查，」芬利點了點頭，「在這之前，你真的確信你不知道他為什麼會來到這裡？」

　　我搖了搖頭。我不知道他為什麼到這裡來，不過我相信哈柏知道──喬就是哈柏所說的高個子、理光頭、用代號與他聯繫的調查員。是哈柏要他到這裡來的，因此他為什麼到這裡來，哈柏知道得最清楚，所以我首先要找到哈柏，向他問清狀況。

　　「你說你找不到哈柏嗎？」我問芬利。

　　「他下落不明，」他說，「他不在家，也沒人在鎮上遇到過他。哈柏知道這一切，對嗎？」

　　我感覺到我不能毫無保留地全盤托出。如果非要逼哈柏說出他不願說的事，我會私下進行，而不願意在芬利的監督下行動，因為他也許會認為我逼得太緊。另一方面，我一定不會讓芬利去追問哈柏，我會認為他逼問得不夠嚴厲，而且哈柏可能會更願意告訴我，而不願意向一名警察說。事實上他已經快要告訴我了。因此，哈柏究竟知道多少，是我要保守的祕密，至少目前是如此。

　　「我不知道哈柏了解多少。」我說，「你不是說他已經精神崩潰了嗎？」

　　芬利只是哼了一聲，隔著辦公桌望著我。我等著他把話挑明。對於兇案，有條經驗法則，就是每當你發現一名死者時，首先要仔細調查他的家庭背景，因為許多兇殺案都是親人所為，丈夫、妻子、兒女都有可能是兇手──還有兄弟。芬利在波士頓的二十年資歷中，已經看過這種理論化為實際的例子，我看他現在是想把它引用來分析瑪格雷夫的兇殺案。我必須干擾他的思路，不讓他朝這個方向去思考；我不想再去監獄裡浪費時間了，我的時間可以用在別的事情上。

　　「你對我不在場的結論很滿意，對嗎？」我問。

　　他看出我的意圖，彷彿我們是一起分析棘手案件的同事。他咧嘴笑了一下。

　　「這個結論可以成立，案發當時你在坦帕。」

　　「很好。莫里森局長對這個結論也滿意吧？」

　　「他不知道此事，我一直沒聯絡上他。」

　　「我不想再聽他信口雌黃，」我說，「那胖子說他見過我在倉庫那裡徘徊。我要他知道那是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事。」

　　芬利點了點頭，拿起桌上的話筒，撥了一個號碼。鈴響了好一會兒，沒有人接。

　　「他不在家。」他說。

　　然後他從抽屜裡拿出一本電話簿，翻到字母Ｈ開頭的部分，找到並撥了哈柏的電話號碼，鈴聲響了好久，就是沒有人接電話。接著他又撥了哈柏的行動電話，一個電子聲音告訴他，用戶關機了。

　　「我找到哈柏之後，一定要把他關進監獄！」芬利說，「他應該把他知道的事告訴我們，可是他沒有。在找到他之前，我沒有什麼可做的了。」

　　他說得對，現在線索全斷了，他唯一的根據就是星期五那天哈柏的驚恐模樣。

　　「你有什麼打算，瑞契爾？」他問我。

　　「我要好好思考這整件事。」我說。

　　芬利的眼睛筆直地望著我。他並非不友善，而是非常嚴肅，那冷峻的目光彷彿在向我表達一道命令，同時也向我提出一個要求。

　　「你心裡想必很難受，很想替你哥哥報仇，然而我不希望你採取單獨的行動，這是警察的事，而你只是一個普通公民。交給我來處理好嗎？」

　　我聳了聳肩，又點了點頭，隨後站起來，對他們兩人看了一眼。

　　「我要出去走一走。」我說。

　　午後的天氣依然很炎熱。我漫步在停車場上，穿過草坪，走近一座銅像，然後倚在溫暖的基座上，沉思起來。

　　美國幅員遼闊，我與喬闊別了七年，然而我們都來到這個小鎮，先後相隔僅八個小時，而且我從距離他屍體只有五十碼的地方走過。真是天大的巧合，巧得幾乎使人難以相信。芬利肯把此事看作是一次巧合，我應該十分感激。按理說他可以否定我的不在場證明。也許他已經這麼做了，也或許他正在打電話到坦帕去重新調查。

　　不過他不會有什麼新發現，因為那真的完全是巧合，我會在瑪格雷夫下車真的是突然心血來潮。如果我對鄰座給我的地圖再多看一分鐘，汽車就會從交流道駛過，我就會到亞特蘭大去，根本不會知道喬悲慘的命運，也許必須再過七年才會知道他已不在人世。因此對這種巧合沒有必要再感到悲痛，要緊的是思考我該怎麼做。

　　我大約四歲時就開始有兄弟之間的忠誠觀念，突然感到應該關心喬，就像他關心我一樣；不久之後，那變成了我的第二天性，成了一種自然的反應。我總是記得環視周圍，留心不讓喬受人欺負。不知道有多少次我衝進一個新學校的校園，看見一羣孩子圍著瘦高的哥哥，想要動手欺負他這個新生，我疾步向前，把他們摔在地上，並且打破了幾個孩子的腦袋，盡了一個弟弟應盡的責任。我們這樣共同生活了十二年，從我四歲開始，直到他離家。那十二年的生活想必依然在我心裡留下影響，因為後來我常聽到一個細小的聲音在問自己：喬到哪裡去了？其實他已長大成人，他在什麼地方對我已經無所謂，然而我依然時常聽到那熟悉的聲音，因為在我的心靈深處，我總是感到如果有必要，我應該站出來保護他。

　　但現在他死了。我倚在警察局前面的銅像基座上，聽見那細小又熟悉的聲音在對我說：你應該有所行動，為你哥哥報仇！

　　警察局的門開了，我看見蘿絲珂走出來。她背朝著陽光，所以看起來頭上頂著一圈光環。她發現我倚在銅像旁，便朝我走過來。

　　「你沒事吧？」

　　「沒事。」

　　「你確定？」

　　「我好得很，也許我應該感到自己快要崩潰了，但是我沒有。說實話，我只是感到有些麻木。」

　　我的反應也許很不尋常，但無可否認的，我的感覺的確是如此。

　　「好吧，」蘿絲珂說，「要不要我帶你去兜風？」

　　也許是芬利派她來盯住我的，然而我對她的邀請沒有表示反對。她站在陽光下，模樣楚楚動人。我每見她一次，就更喜歡她一分。

　　「妳能告訴我哈柏住在哪裡嗎？」我問她。

　　我能看出來她在思考我的要求。

　　「我們還是讓芬利來處理這件事，好嗎？」她說。

　　「我只想去看一下哈柏回家了沒有，不會吃掉他的。如果他在家，我們就立刻向芬利報告，可以了吧？」

　　「好吧，」她聳了聳肩，微笑了一下，「我們走。」

　　我們一起鑽進車裡。她發動汽車，朝南急駛而去。

　　不一會兒，就到了貝克曼路。蘿絲珂在一個白色郵筒前放慢速度，開上了貝克曼路二十五號的車道，然後在門口停下來。

　　我們下了車。四周一片靜謐，除了午後炎熱空氣中的蒸發聲之外，什麼聲音也沒有。我們按了門鈴，又敲了門，但是沒有人應門，於是就走到屋側的草坪上。草坪的面積有好幾畝，在花房周圍有一片盛開的鮮花，還有一個寬敞的露台和一片長草坡，草坡盡處是一個很大的游泳池。陽光下池水澄藍，空氣中飄散著消毒水的味道。

　　「這地方真美。」蘿絲珂說。

　　我點了點頭。我在想我哥哥是否到過這裡。

　　「我聽見汽車聲了。」她說。

　　我們回到門前，一輛本特利汽車正慢慢地停下來。一個金髮女子從車裡走出來，帶著兩個孩子，一個男孩，一個女孩。這就是哈柏的家人。然而現在他並沒有與他們在一起。

　　那女人和蘿絲珂互相問好，蘿絲珂並替我作了介紹。她叫夏莉。她看起來是個有身分地位的女人，身材修長而勻稱，衣著端莊，舉止也顯得有教養，臉上透出一股活力；就是這股活力讓我立刻喜歡上她。她握著我的手，微笑了一下，可是笑容掩飾不了她的緊張。

　　「雖然我不能說這個週末是有生以來過得最愉快的，」她說，「但我得好好謝謝你，瑞契爾先生，我丈夫告訴我你在監獄裡救了他一命。」

　　她的聲音中透出一股逼人的寒意，但並不是對著我來的，而是針對那件迫使她在一句話中同時用了「丈夫」和「監獄」兩個字眼的事情而發的。

　　「那不算什麼。他在哪裡？」

　　「出去辦事了，我估計他待會兒就會回來了。」

　　我點了點頭。這是哈柏早就盤算好的，他說過他要編造一番假話哄住她，然後再慢慢讓事情平靜下來。我不知道夏莉是不是樂意談論這件事，可是我明白她不會當著孩子的面談什麼的。我咧嘴對他們笑了笑，希望他倆會不好意思地跑到別處去玩，然而他們只是對我報以微笑。

　　「他叫班，」夏莉說，「她叫露西。」

　　他們長得很可愛。露西依然保持著小女孩那胖呼呼的模樣，前排沒有牙齒，梳著兩條黃褐色的小辮子；男孩也不比她大多少，個頭小，神情嚴肅，不像那些愛搗蛋的男孩。他們是一對可愛的孩子，斯文又很懂禮貌。我望著他們三個人，心想：可怕的烏雲正在他們的頭頂聚結，如果哈柏再不謹慎，他可能會使妻兒喪命，就像他使我哥哥橫屍荒野一樣。

　　「進來喝杯冰茶吧？」夏莉邀請我們。

　　她年約三十歲，與蘿絲珂年齡相仿，然而卻充滿富家的風度；如果在一百五十年前，她可能是位大農莊的女主人。

　　「好的，」我說，「謝謝。」

　　孩子們跑出去玩了，夏莉把我們引進門。我並不是真的想喝冰茶，可是我想多待一會兒，因為哈柏可能會回來。我要在他一進門時就把他逮住，單刀直入地問他幾個重要問題。

　　這是一幢裝潢美麗，光線充足的大房子，清爽的淡黃色調與溫暖的金黃色調相得益彰，四處洋溢著溫馨的花香。夏莉領著我們走進我倆剛才看到的花房，蘿絲珂跟著她去準備茶點，只剩我單獨留在那裡。我不習慣待在大房子裡；我已經三十六歲，可是從來沒有住過大房子，我住的是軍隊營房，在西點軍校時則住在簡陋的宿舍裡，因此我就像一個醜陋的外國人般坐在一張有繡花座墊的籐沙發上傻等著。我感到很不自在，不知該做什麼。

　　兩個女人端著茶回來了。夏莉她也是個美麗的女人，可是與蘿絲珂相比，她就黯然失色了。

　　接著發生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蘿絲珂挨著我在籐沙發上坐了下來。這是件不經意的小事，然而卻是一個親暱的舉動。我那麻木的神經突然抖動了一下，彷彿在告訴我：她也喜歡你呢！她接觸到我的腿，向我傳遞了這層意思。

　　我以新的眼光回顧了一些事情。我想起她幫我取指紋、拍照片的情景；記起她端咖啡給我時，對我微笑了一下，眨了眨眼睛；記起她爽朗的笑聲；她星期五和星期六夜以繼日地工作，為了使我能早一點出獄；她老遠地駕車到沃伯頓接我出獄；我到停屍間看過哥哥的遺體後，她同情地握住我的手；她開車載我出來散心。我知道，她也喜歡我。

　　我突然為自己那天決定在瑪格雷夫下車感到高興而輕鬆，心底那微細的聲音消失了。我覺得自己完全脫離了這整件事──一切等見到哈柏再說吧！現在我只想與一個美麗又友善的黑髮女人坐在沙發上。

　　夏莉．哈柏在我們對面坐下來，開始倒茶，空氣裡立刻飄散起檸檬和茶的香味。她遇上我的目光，像剛才見面時那樣緊張地笑了一笑。

　　「通常在這個時候我應該問你，這次到瑪格雷夫來是否過得愉快？」她說。

　　我不知該回答些什麼，所以只是聳了聳肩。夏莉顯然什麼都不知道，她以為她的丈夫被逮捕，完全是一個誤會。好在蘿絲珂插進來，使談話能夠愉快地進行下去。她們倆開始聊天，我則坐在一旁喝著茶，等待哈柏回來。可是他並沒有回來。我們得走了。夏莉一陣手忙腳亂，蘿絲珂則挽住我的手臂，我感到一陣悸動。

　　「我們走吧，」她說，「我送你回鎮上去。」

　　我不能留下來等哈柏回家，心裡有點不高興；我感到如果我走了，會對喬不忠誠。然而我又很願意與蘿絲珂待在一起，那是個熱切的願望。也許我心靈深處那股失去親人的悲哀使這個意願變得更加強烈吧，於是我決定把喬的事情留到明天再處理。我對自己說：沒有別的選擇了，哈柏沒有回家，我無能為力。

　　「瑞契爾，」蘿絲珂說，「你要在這鎮上待一陣子，等我們把你哥哥的事情查清楚之後才離開嗎？」

　　「我想是的。」

　　「那麼你打算住在哪裡呢？」

　　「我不知道。」

　　她把車開到草坪旁邊，溫柔地望著我。

　　「到我家去住吧。」

　　我欣喜若狂，這正是我熱切期盼的。我們接了吻，她的唇和秀髮都給我一種全新的感覺。她緊緊摟著我，時間彷彿靜止了許久。

　　當她把車駛進她家的車道時，我看見綠意在陽光下發散出朦朧之美。車輪嘎地一聲停了下來，我們幾乎是從車裡翻滾出來，急忙向門口跑去的。她用鑰匙打開門，門還沒有來得及關緊之前，她已經重回我懷裡了。我們熱吻著，相擁走進客廳。

　　我們急切地脫下彼此的衣服。她美極了，肌膚潔白光滑得像絲綢一樣，既豐腴又結實，宛如夢中的仙女。她把我推倒在地板上，我們在地板上翻滾，瘋狂地做愛，彷彿世界末日就要來臨。當我們顫動著停止下來時，已經渾身是汗，精疲力竭了。

　　我們相擁臥在地板上，撫摸著對方的身體，然後她把我拉起來，我們熱吻著向臥室裡走去，撲倒在牀上，依偎著沉沉睡去。我累垮了，好像骨骼和肌肉都變鬆軟了。我躺在一張陌生的牀上，飄飄忽忽地到一個非常放鬆的世界，我在飄浮，蘿絲珂溫暖的身體緊偎在我身旁，我能聞到她秀髮的芳香。

　　她問我是否想找家汽車旅館，或者就住在她那裡，我笑著說，唯一能把我從她身邊趕走的辦法就是到警察局拿把霰彈槍，將我攆走。她咯咯地笑了起來，依偎得更緊了。

　　「我才不會去拿霰彈槍呢，我會找一副手銬，把你扣在牀上，永遠不放你走。」

　　我們睡了整整一下午。晚上七點我打電話到哈柏家裡時，他還沒有回家，我把蘿絲珂的電話號碼留給夏莉，囑咐她請哈柏回到家裡以後立刻打電話過來。但哈柏一直沒有打電話給我。

　　星期一早晨，我隱約聽到蘿絲珂起牀去上班，也知道她輕輕吻了我一下。我繼續睡到九點多鐘，電話還是沒響。也好，我需要一點時間，靜靜地思考，以作出抉擇。我舒展四肢，躺在蘿絲珂那溫暖的牀上，開始回答腦海裡那微細聲音所提出的問題。

　　喬的事怎麼辦？我的答案很快就出來了，其實當我站在停屍間望著他那血肉模糊的屍體時，答案就產生了。很簡單，我要為他伸張正義，並且完成他沒有做完的事情──不管是什麼事，也不管要付出什麼代價。

　　我沒有去想眼前會遇到多少困難。哈柏是我手中唯一的線索，也是我唯一需要的線索。他曾經指望喬幫他擺脫困境，他會好好地跟我合作。我不能指望芬利來處理這件事，他不可能理解我四歲時就學會的簡單道理：不許你們欺負我哥哥。因此這是我個人的事，我與喬的事。這是我作為弟弟的責任。

　　我躺在牀上，思考我的行動計劃。這將是一個簡單的過程。哈柏不難找到，我已經知道他家的地址，也知道他的電話號碼。我伸展了一下身體，暗自得意地微笑，覺得渾身充滿力量。我起牀，發現咖啡壺旁立著一張紙條：要到伊諾餐廳吃午餐嗎？十一點鐘？讓芬利去找哈柏，好嗎？紙條上印著她的吻，還畫了一副手銬。我讀了紙條，對著她的唇印和手銬微微一笑；可是我不會讓芬利去找哈柏的，門兒都沒有，找哈柏是我的事。我又撥了一次哈柏家的電話號碼，沒有人接。

　　我倒了一大杯咖啡，在屋裡轉了一圈。房子不大，只有一間客廳，一個兼作餐廳的廚房、兩間臥室、一間半浴室，佈置得簡潔而清爽。這正如我意料之中的，它與蘿絲珂的風格一致，簡潔又明快。還有些印第安藝術品，色澤鮮艷的地毯，粉白的牆壁。想必她去過新墨西哥州，而且喜歡那個地方。

　　這裡一片靜謐。我倒了更多咖啡，然後從廚房的後門走到院子裡，站在陽光下，喝著咖啡。

　　然後我又回到室內，打電話給哈柏。還是沒有人接。我沖了個淋浴，穿好衣服，再打一次。我讓鈴聲響了很久，看來他家裡沒有人，我只好等午飯後，讓蘿絲珂開車帶我去找他了。這件事不能久等。我鎖上後門，從前門出去。

　　已經十點半了，到伊諾餐廳有一哩多的路程，在陽光下慢慢走半個小時就足夠了。天氣已經逐漸炎熱起來，快要到華氏八十度，真是南方秋高氣爽的好天氣。這裡的一切都井然有序，美極了，到處是挺拔的木蘭樹，灌木叢中零星可見遲開的鮮花。

　　我邁步上了主街。人行道已經被打掃乾淨，街旁的小公園裡能見到一些園藝工人，他們有的在豎立噴水裝置，有的在油漆籬笆，有的則負責把貨物從綠色貨車裡卸下來；那些綠色貨車上寫著金色的大字：克林納基金會。我向那兩個理髮師揮了揮手，他們正倚在店門口，好像是在等待生意上門。

　　我看見伊諾餐廳了，蘿絲珂的雪佛蘭車已經在停車場上，旁邊是我昨天在便利商店喝咖啡時看見的那輛黑色小貨車。不知道餐廳裡的那些人是不是還記得我，我想他們很可能還記得，因為瑪格雷夫是個僻靜的地方，沒有多少人經過這裡。

　　蘿絲珂就坐在我那天的座位上。她穿著制服，看起來很有魅力。我向她走近，她對我嫣然一笑，我俯身吻了她的唇。

　　黑色小貨車司機，也就是克林納的兒子，正坐在櫃台旁邊。他把椅子轉過來，背靠在櫃台上，叉開雙腿，仰著腦袋，虎視眈眈地朝我看。我轉身背對著他，又吻了蘿絲珂一下。

　　「這會有損妳的權威嗎？」我問她，「一個星期五在這裡被逮捕的流浪漢對妳吻了又吻？」

　　「也許會，」她說，「可是誰在乎呢？」

　　於是我又吻了她。克林納的兒子在盯著我們，雖然我背朝著他，但是我能感覺到。我轉身望著他，他與我對視了一會兒，然後站起來走到門口，止步回頭，再看了我一眼，就匆匆把車開走了。餐廳裡空蕩蕩的，就如同星期五那天的光景一樣，有兩、三個老人及兩個女侍，其中一個比較壯，而較矮的那個戴著眼鏡。

　　「我已經決定──」我說，「我要查清楚喬的事情，所以我得事先向妳道歉，因為這麼做可能會妨礙你們執行公務。」

　　蘿絲珂聳了聳肩，臉上浮起溫柔的微笑。她看起來對我很同情。

　　「不會有什麼妨礙的。」

　　「我們已經查明第二個死者的身分，」她繼續說，「他的指紋與兩年前在佛羅里達被逮捕的一名罪犯相同。他的姓名是薛曼．史托勒。你聽說過這個名字嗎？」

　　我搖了搖頭，「從來沒聽說過。」

　　這時她的呼叫器響了，她伸手把它關上。

　　「見鬼，」她說，「我得回個電話到局裡。對不起，我去車上打電話。」

　　我從座位上站起來，以便讓她通過。

　　「你幫我點些吃的，好嗎？」她說，「你吃什麼，我就吃什麼。」

　　「好的。」我說，「負責招呼我們的是哪一個？」

　　「戴眼鏡的那個。」她說。

　　她側身坐在車裡打電話，然後站在停車場上向我作手勢，告訴我有緊急情況，她得立刻回警局，並要我待著別走開。她跳進車裡，向南駛去。我茫然地向她揮手，但是並沒有目送她離去，因為我正呆呆地望著那位女侍──我幾乎停止呼吸了。我需要哈柏，然而剛才，蘿絲珂是否在暗示我哈柏已經死了？

第十一章

　　我出神地望著那個金髮女侍。我問蘿絲珂是哪個女侍負責招呼我們時，她是怎樣回答的？她說那個戴眼鏡的。是否戴眼鏡是她們倆之間的主要差別，它使其他差別變得不重要了；高矮、胖瘦、美醜、膚色等等都是相對的，然而是否戴眼鏡是絕對的區別，不會搞錯……

　　星期五晚上史匹威就是這樣來識別我與哈柏的。他十點多來到接待室，劈頭便問我們兩人中誰是哈柏。史匹威為什麼要問誰是哈柏？他不需要知道，可是他問了，還用那像蛇一樣狡猾的眼睛將哈柏上下打量了一番。他看到哈柏比我塊頭要小一些、矮一些，然而什麼是他可當作依據的主要區別？哈柏戴眼鏡，而我沒有，那是我們兩個人之間的絕對區別。

　　然而第二天我卻成了戴眼鏡的人。哈柏的金邊眼鏡被踩爛了，而我卻從一個紅頭巾仔那裡搶來了一副太陽眼鏡當戰利品；因為鏡片只在有陽光的情況下才會變黑，因此它看來就像普通眼鏡一樣。也就是說，當亞利安仔們魚貫而入的時候，我正戴著眼鏡站在浴室裡。史匹威對他們說過，要他們殺死那個戴眼鏡的人，因此他們幹得很賣力他們要使出渾身力氣去殺「哈柏」。

　　他們襲擊我是因為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我成了戴眼鏡的人。

　　史匹威一定已經把此事據實報告，但那個買通他殺害哈柏的人並不會就此善罷甘休，他們會再次下手。看來他們已經成功了──現在全體警察集合起來，一定是趕到貝克曼路二十五號去了。他死了，一家四口都死了，他們遭到折磨後被砍死了！這都是我的錯，我考慮不周！

　　我向櫃台跑過去找那個戴眼鏡的女侍。

　　「可以幫我叫輛計程車嗎？」

　　廚師從廚房裡探出頭來，也許他就是這家餐廳的老板。

　　「不，不行，」他大叫，「你以為這裡是旅館嗎？如果你要搭計程車，你就自己去叫。我們這兒不歡迎你，朋友，你是惹麻煩的人。」

　　我冷冷地注視著他，一時反應不過來，可是那女侍笑著把手搭在我的手臂上。

　　「不要理伊諾，」她說，「他是個壞脾氣的老傢伙。我去幫你叫計程車，你到外面的停車場等著。」

　　不一會兒，計程車來了。

　　「去哪裡，先生？」司機問。

　　我告訴他哈柏家的地址，他慢慢地大角度拐彎向鎮上駛去。我們經過消防站和警察局，停車場上沒有看到蘿絲珂的雪佛蘭，也沒看到巡邏車──他們全部出動了，都到哈柏家去了。我想，計程車再行駛一哩，我就會看到貝克曼路二十五號門口停著一堆警車，驗屍官也會從黃溪那間簡陋的辦公室趕過來。

　　然而，街道上冷冷清清。我下了計程車，向哈柏家走過去。那裡沒有人，沒有警車，沒有救護車，沒有喧嘩聲，沒有警方攝影師，也沒有封鎖現場的黃色警戒帶。

　　那輛黑色的本特利停在碎石路邊。我繞過它走到門口，前門驀地開了，夏莉──哈柏飛奔了出來，歇斯底里地尖叫著。

　　「哈柏不見了！他失蹤了，我找不到他！」

　　看來只有哈柏一人遇難。他們把他帶走，扔在什麼地方了。也許是有人發現了他的屍體，報了警，警車和救護車開到那兒去了。

　　「出事了，」夏莉哭道，「警察抓過他，一定是銀行裡出了問題。他最近一直緊張兮兮的，現在又不見了。他失蹤了！一定出事了，我知道一定出事了！」

　　她又開始尖聲叫喊起來，而且愈來愈歇斯底里，我不知道怎樣安慰她才好。

　　「他昨晚很晚才回來，」她說，「今天早晨他還在家裡，我送班和露西到學校去，之後他就不見了。他沒有去上班，因為他接到辦公室打來的電話，叫他待在家裡，他的公事包還在家裡，行動電話、外套、皮夾、信用卡和駕照都沒帶走，前門敞開著。他沒有去上班，他失蹤了。」

　　我呆呆地站在那裡，心想哈柏肯定是被強行拉走了，他遇害了。夏莉癱倒在我面前，然後開始低聲向我訴說，聲音比尖叫還要淒楚。

　　「他的車還在這裡，」她的聲音低得像耳語，「他不可能步行到什麼地方去，他出門從來不走路的。」

　　「哈柏的本特利是綠色的，」她向屋後指了指，「那輛車還在車庫裡，我去看過。你得替我找到他，瑞契爾先生，求求你，求求你幫幫我們。哈柏出事了，我知道他遇到麻煩了。他說過你能幫助他，你救過他的命，你知道如何處理事情。」

　　她在懇求我幫助，然而我已經無能為力，她很快就會知道的。貝克和芬利很快就會到來，把驚人的消息告訴她。也許芬利很善於處理這種事情，因為他看起來既有威嚴又十分穩重。他會告訴她這個悲慘的消息，而把細節搪塞過去，並且帶她到停屍間辨認屍體；那裡的人會先用紗布把難看的傷口裹好。

　　「你願意幫助我們嗎？」夏莉問我。

　　我決定不跟她在一起等待芬利他們，我要到警察局去問清情況。由於這是我的判斷錯誤所鑄成的慘事，因此我會再與芬利一道回到這裡。

　　「妳待在家裡，」我說，「把車借給我用。」

　　她在袋子裡翻找了一會兒，取出一串鑰匙交給我，我駕著本特利車沿著彎曲的車道駛去。

　　巡邏車和沒有警方標記的汽車橫七豎八地停在警察局門口的停車場上。我走進大廳，看見貝克、史蒂文森、芬利和蘿絲珂，以及星期五那兩個後備警察，但莫里森局長不在場，那位接待警官也不在。他們的表情茫然，目光呆滯，顯然都嚇得心神不定。沒有人搭理我，現場氣氛肅靜。最後蘿絲珂哭泣著向我走過來，把臉靠在我胸前。她非常激動，用雙臂緊緊環住我不放。

　　「太可怕了！」她說，然後就再也說不出話來。

　　我扶著她走回桌邊，讓她坐下，輕輕地拍了拍她的肩膀。芬利坐在一張辦公桌上，臉上毫無表情，我點頭向他示意，要他跟我到後面的大辦公室裡去。我需要知道情況，而芬利是知情的人。

　　「發生了什麼事？」我問。

　　他費力地抬起頭來望著我，「這件事用不著你來關心。他對你很重要嗎？」

　　問得好！這是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芬利不知道我對哈柏的了解，因此也就不會知道他對我有多麼重要。

　　「你只要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

　　「事情很慘……」他只說了一句，就不再往下說了。

　　他的回答讓我很納悶。我的哥哥頭部中彈，臉也給打碎了，屍體被踐踏成肉餅似的，芬利目睹那慘狀時，態度冷靜；另外一個死者被老鼠咬得不成樣子，身上不剩半滴血，而芬利也處之泰然。哈柏是一個當地人，情況當然不能相提並論，這我能理解。但是星期五那天芬利根本就還不認識哈柏，而此刻他卻好像見了鬼似的，因此這裡面必然有相當驚人的內幕。

　　這說明瑪格雷夫鎮有一件大陰謀正在進行，因為除非是為了一個既定的目的，否則沒有必要做那麼引人矚目的事。事先的威脅會對即將被下手的目標造成影響，就像使哈柏恐懼一樣，這就是威脅的目的。然而，將威脅轉化為實際行動則有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目的；對某個人下手並不光是對這個人本身，而是針對下一個人進行威脅，它等於在說：你看到我們怎樣收拾他了嗎？這將是你的下場。因此殺害哈柏的驚人行動，幕後主使者便是要透露他正在進行一件大陰謀，而且還有一些人也將是他的下一個目標。

　　「告訴我，芬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又問道。

　　他俯身向前，雙手捂住嘴巴和鼻子，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太可怕了，」他說，「這是我見過最慘的兇案之一。他被剝光衣服；他們把他釘在牆上，六、七枚大鐵釘從手掌、手臂穿進，刺進肌肉。他們也把他的腳釘在地板上，然後割掉他的睪丸，到處是血跡，真夠慘的！然後他們割開了他的喉嚨。那幫人真可惡，瑞契爾，這種事都做得出來。」

　　我幾乎說不出話來──我想起夏莉，她會問我打聽到什麼消息。芬利應該自己去把事情告訴她，可是我知道他為什麼猶豫不決，因為他難以啟口，那悲慘的細節難以相瞞；然而那是他職責。

　　「是的，」我說，「聽起來真夠慘的。」

　　他四下環顧了一眼，然後對著天花板長嘆了一聲，顯出一副憂鬱的模樣。

　　「這還不算是最慘的，你要是看到他們把他妻子折磨成什麼樣子，就會感到更慘了。」

　　我一時說不出話來，只感到天旋地轉。

　　「他的妻子？你到底在說什麼？我剛才還看見她，」我說，「就在二十分鐘之前。她好端端的，什麼事也沒有。」

　　「你看見誰？」芬利問。

　　「夏莉，哈柏的太太。她沒事，他們沒有傷害她。」

　　「哈柏跟這件事有什麼關係？」他又問。

　　「我們在說什麼？」我不解地望著他，「到底是誰遇害了？」

　　芬利望著我，彷彿我發瘋了。

　　「我以為你已經知道了！」他說，「被殺的是莫里森局長，他和他的妻子遭人殺害了。」

第十二章

　　我仔細地觀察芬利的神情，以便判斷我該信任他多少。我的決定攸關生死──我想他對一個簡單問題的回答將會使我下定決心。

　　「他們會讓你當局長嗎？」我問他。

　　「不會，」他搖了搖頭，「他們不會讓我當局長。」

　　「你確定嗎？」我說。

　　「當然。」他說。

　　「這件事該由誰決定？」

　　「由鎮長決定。他待會兒就會到；他叫蒂爾，出身於喬治亞一個古老的家庭，祖先是鐵路大亨。你在這裡看到的一切都是屬於他家的。」

　　「是那個你們為他豎立銅像的人嗎？」我問。

　　芬利點了點頭，「那是卡斯珀．蒂爾，他是第一代。這裡是蒂爾家族繁衍的地方，鎮長想必是老蒂爾的曾孫或什麼的。」

　　我覺得自己恍如置身於地雷區中，需要找出一條安全的通路。

　　「目前這位蒂爾呢？」我問他。

　　「他是個南方佬，」芬利聳了聳肩膀說，「他們家族的人從一開始就在這裡當鎮長，我只能說目前這個不會比以前的差。」

　　「你打電話通知他莫里森的事時，」我問，「他感到難過嗎？」

　　「我想他會感到憂慮，」他說，「他討厭出事。」

　　「那他為什麼不任命你當局長呢？」我問，「你是這裡的資深警官啊。」

　　「他就是不會。」芬利說，「我會不會被任命為局長用不著你來管，那是我自己要操心的事。」

　　我對他凝視了一會兒。這是件生死攸關的大事。

　　「我們出去談談，好嗎？」我說。

　　他隔著桌子望著我。「你原以為被害的是哈柏，為什麼？」

　　「我相信哈柏確實被人殺了；」我說，「莫里森被殺改變不了哈柏遇害的事實。」

　　我們走進便利商店，並排坐在靠窗的櫃台旁。

　　「為什麼你得不到晉升？」我問他。

　　「我的確應當得到晉升，」他說，「我比其他人都符合條件，因為我在大城市工作了二十年，那才是一個真正的警察部門。而他們幹過什麼？你瞧瞧貝克，他自以為聰明過人，可是在一個荒僻的小鎮一待就是十五年，他懂什麼？」

　　「那麼你為什麼得不到提拔呢？」

　　「那是我個人的事。」

　　「你以為我會把你說的話公佈在報紙上？」

　　「說來話長──」

　　「那麼你就告訴我吧，我必須知道。」

　　他望了我一眼，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今年三月我辭掉在波士頓的工作──我已經幹了二十年，完全沒有污點，八次得到表彰。我是一個出色的警探，瑞契爾，我可以領取全部退休金。然而這時我的妻子發瘋了，從去年秋天開始，她就愈來愈歇斯底里。這件事說來真是諷刺啊，我們結婚二十年了。波士頓警局就像個瘋人院，我們每天夜以繼日地工作，周圍朋友的婚姻都破裂了，一對接著一對地離婚。」

　　他停下來，喝了一大口咖啡，咬了一口甜甜圈。

　　「可是我沒有。」他說，「我妻子能忍受，她從不抱怨，沒有發過一次牢騷。她真是個好妻子，從來不使我為難。」

　　他又沉默了。我想像他在一座繁忙的舊城市夜以繼日地辛苦工作著，分管十九世紀留下來的骯髒轄區，設備陳舊、工作壓力又大，面對著一批批的流氓、惡棍、怪人、政客和一堆問題。芬利熬過來了，他幹得真不錯。

　　「問題是去年秋天開始的。」他接著說道，「眼看再過四個月我就要做滿二十年了，苦日子總算有盡頭了。我們想也許可以在什麼地方買座小房子，或者可以去度假，長時間待在一起。然而她突然發作起來，說她不願長時間跟我待在一起，她不要我退休待在家裡。她說她突然覺悟了，她不喜歡我，她不愛我了，她愛那二十年，不希望有任何改變。我簡直不敢相信她的話！那是我的美夢：工作二十年，四十五歲退休，然後趁我們變老之前，再快快活活地共同生活二十年。為了圓夢，我辛苦工作了二十年！然而她卻說她不要，她說一想起要在林間小屋裡與我再共同生活二十年就會使她渾身不舒服……我感到心酸，我們鬧翻了，我的精神面臨崩潰！」

　　他又默默無言了。我們又喝些咖啡。這是個悲慘的故事，破滅的夢總是悲慘的。

　　「因此，我們顯然只有選擇離婚，沒有別的辦法。她要求離婚──真是太可怕了，完全不是我的意願。最後一個月我開始注意警察協會發佈的空缺位置。我發現這裡需要人，於是我打電話給亞特蘭大聯邦調查局的朋友，徵詢他的意見。他要我打消這念頭，因為這是個地圖上找不到的小鎮上的小小警察局，儘管職位是警探長，但實際上局裡只有一名警探。原先的警探是個怪人，他上吊自殺了；局長是個又蠢又肥的傢伙；鎮長是個守舊的喬治亞人，他甚至不知道奴隸制度已經被取消了。我那位亞特蘭大的朋友對我說：算了吧！然而當時我的生活糟透了，我想得到這份工作，我想我到這裡來可以埋頭工作，把它當作對自己的懲罰、一種懺悔；另外我需要錢，他們肯付高額薪水，而且我還期望得到生活津貼和律師費，因此我就申請到這裡來了，由蒂爾鎮長和莫里森局長對我進行面試。我那時是一個精神瀕於崩潰的人，瑞契爾，我狼狽極了，語無倫次，那是世界上最糟糕的面試，我給人的印象很可能是個白痴。然而他們還是錄取我了，我猜他們想要個黑人來裝點門面。我是瑪格雷夫鎮的第一個黑人警官。」

　　我從椅子上轉過身，眼睛緊盯著他。

　　「你是說你是到這裡來裝裝樣子的？這就是你認為他們不會讓你當局長的原因嗎？」

　　「我想這是很明顯的，」他說，「他們已經把我當作一個白痴，一個可用來裝點門面的黑人，不可能進一步提拔我。我的想法就某方面來說是有道理的，剛開始時我並不相信他們會錄用我。」

　　我向櫃台邊的侍者示意付帳。聽了芬利的故事我很高興──他當不了局長，因此我能信賴他。我也信賴蘿絲珂。我們三個人就能對付其他任何人。

　　「你錯了，」我搖了搖頭，對他說，「那不是真正的原因。你不能當局長，是因為你是個守法的公民。」

　　我請芬利帶我去看看莫里森的家，因為我需要了解所有的情況。我們拐彎，向南走去，經過那塊綠地，離開了鎮中心。

　　「我是第一個到達現場的人，」他說，「時間大約是早上十點。從星期五以後我就沒再見到莫里森，我得向他報告那件兇殺案的最新進展，可是電話卻一直聯繫不上。因此我就直接到他家去找他。」

　　他逕自地向前走，一面回憶當時見到的情景。

　　「大門是開著的，大約有半吋。看起來情況不妙。我走進去，在主臥室裡發現他們的屍體。那裡彷彿成了一個屠宰場，到處是血；莫里森被釘在牆上，就像懸掛在牆上一樣，他和他妻子被人用刀割成一片片的，樣子很可怕。因為天熱，屍體經過二十四小時之後已開始腐爛，發出難聞的氣味。我把局裡的人都叫過去，一起對屍體進行仔細檢查，然後把碎片重新拼好──真的是一塊塊地拼起來的。」

　　他的聲音逐漸變小，最後沉默下來。

　　「那麼這是發生在星期天早晨的事了？」我問。

　　他點了點頭。「星期天的報紙還攤在桌子上，有幾張已經讀過了，有的根本沒有碰過，早餐剩下的食物也還沒收拾掉。法醫認定是星期天上午十點左右發生的事。」

　　「現場留有任何線索嗎？」

　　「血跡中留有腳印。」他的臉色變得很陰沉，「臥室裡到處是血，也到處都有他們的腳印。然而他們穿的是冬季橡膠鞋，就像北方冬天裡穿的那種，我們不可能把它當作有用的線索，因為每年都要售出幾百萬雙這樣的鞋子。」

　　可見他們是做好充分準備而來的──他們事先知道莫里森夫婦會流許多血，因此他們穿橡膠鞋；想必他們也帶工作服來，就像屠夫殺牲口時穿的那種帶帽白色尼龍罩衣，鮮血飛濺時，工作服染上鮮紅的血跡。

　　「他們還戴著手套，牆上的血跡是橡皮手套留下的。」

　　「他們來了幾個人？」我問他。我嘗試構想當時的情景。

　　「四個人。腳印看不清楚，可是我想我能辨別出四個人的腳印。」

　　我點了點頭。他的判斷聽起來有道理，莫里森和他的妻子必然會作垂死的掙扎，這的確需要至少四個人才能對付得了。

　　「用什麼交通工具？」我問。

　　「說不準，」芬利說，「碎石車道留有不少不規則的車輪痕跡，不過我看有幾道較寬的痕跡是新的。也許是一輛大的四動汽車，或是輛小貨車。」

　　到了離大街約幾百碼的地方，我們轉身向西，沿著一條碎石路走去，莫里森的房子就在碎石路的盡頭。那是一幢頗具規模的房屋，門口有白色圓柱，兩旁栽種著常青樹，門旁停著一輛林肯轎車。現在白色圓柱間已拉起齊腰高的警戒帶。

　　「我們要進去嗎？」芬利問。

　　「還是進去看一下吧。」我說。

　　我們從警戒帶下鑽過去，推門進了莫里森的屋子。裡面一片狼藉，到處撒著採集指紋時所用的金屬粉，每件家具都被移動過、翻找過、拍過照片。

　　「你找不到什麼有用的東西的，」芬利說，「我們搜遍了這裡的每個角落。」

　　我點了點頭，朝樓梯走去，來到主臥室門口，往裡看了一下。除了牆上鐵釘的痕跡和血污之外，的確什麼也沒有。血跡變黑了，好像有人往牆上潑了整桶瀝青般。門口的鑲木地板上能看到橡膠鞋留下的腳印，能看出兇手行走的步態。

　　我回到樓下，芬利倚在門口的圓柱上等我。

　　「怎麼樣？」

　　「真可怕！你們搜查過那輛車了嗎？」

　　「車是莫里森的，」他搖了搖頭，「我們只搜尋了闖入者可能留下的痕跡。」

　　我朝那輛林肯轎車走過去，車沒有上鎖，裡面散發著一股新車的氣息，除此之外什麼也沒有。然而我還是仔細地檢查了一遍，搜了車門旁和座位底下，什麼也沒有。然後我打開手套箱，發現了一把帥氣的彈簧刀，雙面刀刃，有七吋長，是日本製的外科手術刀，全新的，沒有使用過。我把刀收起來，放進口袋。在我沒有帶武器，卻又面臨著一次大麻煩時，莫里森的刀可能會派上用場。我從車裡鑽出來，與芬利會合。

　　「發現什麼了嗎？」他問。

　　「沒有。」我說，「我們走吧。」

　　我們踩著碎石路向鎮中心走回去。遠處陡坡上的教堂和銅像在向我們招手。

第十三章

　　「我要與你核對一下情況。」我說。

　　芬利有些不耐煩地望了望手錶，「你最好不要浪費我的時間，瑞契爾。」

　　太陽已經開始西斜，可是天氣依然炎熱。我們穿過草地，肩並肩地斜倚在卡斯珀．蒂爾的銅像上。

　　「他們割掉莫里森的睪丸，對嗎？」我問。

　　他點了點頭，望著我，等我往下說。

　　「好，」我說，「那麼我的問題是，你們找到他的睪丸了嗎？」

　　「沒有，」他搖了搖頭，「我們和那名法醫尋遍了所有的地方，但就是找不到。」

　　說到這裡，他微笑了一下。他恢復了警察的職業幽默感。

　　「這正是我需要知道的。」我說。

　　他的臉上綻開笑容，連眼神中都露出笑意。

　　「為什麼？你知道睪丸的下落嗎？」

　　「什麼時候驗屍？」我問他。

　　「就算驗屍也解決不了你的問題，」他依然在微笑，「他的睪丸被割掉了，不在他身上，根本就找不到。對他進行解剖又怎能找到睪丸？」

　　「不是對他進行驗屍，」我說，「而是對他的妻子。當他們查驗她吃了些什麼的時候，也許就能找到他的睪丸。」

　　芬利不再微笑了，只是用眼睛望著我。

　　「你說清楚一點，瑞契爾。」他說。

　　「好的，」我說，「我們到這裡來不正是為了交換意見嗎？現在你再回答我一個問題：瑪格雷夫發生過多少次殺人案件？」

　　他想了一會兒，然後聳了聳肩，「從來沒有，至少在這三十年來沒有發生過。」

　　「而現在四天之內就死了四個人，而且我相信馬上就會發現第五個。」

　　「第五個？誰會是第五個遇害人？」

　　「哈柏。」我說，「我哥哥、那個叫薛曼．史托勒的傢伙、莫里森夫婦，再加上哈柏，正好五個。這裡三十年沒發生過兇殺案，可是如今在短短幾天內就有五個人被殺害。這事絕非偶然，對嗎？」

　　「當然不會是偶然──它們是互有關聯的。」

　　「沒錯，現在我還要告訴你更多線索。然而首先你要明白，我只是偶然經過這裡。在我哥哥的指紋被確認之前，我對此事根本就不關心，我只是想在鎮上逗留幾天，然後盡快離開。」

　　「那又怎麼樣呢？」他問。

　　「在沃伯頓監獄裡，哈柏告訴我一些事情，可是當時因為我對他不感興趣而沒有仔細聽，所以也許我已記不清全部內容了。」

　　「比方說？」

　　我把自己能記起的事情對芬利說了──哈柏捲進了某個非法活動之中，某人用言語威脅他和他妻子的安全，後來這個威脅句句都兌現在莫里森身上。那是芬利親眼看見的。

　　「你確定嗎？」他問，「每字每句都兌現了？」

　　「的確如此，」我說，「完全相同：他被釘在牆上，睪丸被割掉，他的妻子被迫吃下睪丸，然後他們的喉嚨被割斷。這是一條重要的線索，除非我們能找到會進行完全同樣威脅的兩批人。」

　　「也就是說，莫里森和哈柏捲進了同一樁陰謀？」他問。

　　「他們受雇於同樣的人，被同一批人操縱。」我說。

　　然後我告訴他，哈柏已經與一名調查員取得聯繫，我還告訴他該名調查員曾經與薛曼．史托勒談過話。

　　「誰是調查員？喬又是怎樣捲進去的？」

　　「喬就是那個調查員。哈柏告訴我一個剃光頭的高個子調查員在幫助他擺脫那個組織。」

　　「你哥哥是哪一種調查員？他在哪個單位服務？」

　　「我不知道，上次我聽說他在財政部服務。」

　　芬利離開銅像，又繼續向北走。

　　「我得打幾通電話，」他說，「現在得開始查清楚這件事了。」

　　「別急著走，」我說，「我還沒說完呢。」

　　芬利走在人行道上，我走在街道上，避開每個商店門口的遮陽棚。街上沒什麼大車輛來往，可以放心地走。此刻是下午兩點，鎮上行人稀少。

　　「你怎麼知道哈柏已經死了？」芬利問我。

　　我告訴他我是怎樣確信哈柏已經死了的，他思索了一會兒，同意我的分析。

　　「是因為他與調查員聯繫上了嗎？」他問。

　　我搖了搖頭，在理髮店門口停了下來。

　　「不是，他們不知道那件事。如果他們知道的話，早就要哈柏的命了，最遲不會超過星期四。後來你們發現了喬鞋子裡的電話，連忙就把他逮捕了，所以他們安排史匹威去幹掉他。可是史匹威手下的人把事情搞砸了，於是今天他們又再次動手。哈柏的太太說他曾接到電話，叫他在家等待；這是他們設下的第二個圈套。看來這次他們應該得手了。」

　　「該死，」他說，「他是我們能掌握案情的唯一線索呀！瑞契爾，你本該把握時機，狠狠揍他一頓的。」

　　「謝謝你的忠告，芬利，如果我早知道死者是喬的話，我早就狠狠地揍他，讓你們老遠就聽到他的慘叫。」

　　他嘟噥了一聲。我們在理髮店窗下的長凳上坐下。

　　「我問過他Pluribus是什麼意思，」我繼續說，「他不願回答。他說有十個本地人參與那個陰謀，如果人手不夠，還會雇用外地人。他還說，在星期日那天有事會發生，但在那之前，那個陰謀組織是不堪一擊的，隨時可能曝光。」

　　「下星期一會發生什麼事？」

　　「他沒有告訴我。」

　　「你也沒有追問？」

　　「我並不感興趣，我告訴過你了。」

　　「他也沒告訴你陰謀是怎麼回事？」

　　「沒有。」

　　「他說過這十個人是誰嗎？」

　　「沒有。」

　　「天啊，瑞契爾，你真是幫了一個大忙，你知道嗎！」他說。

　　「我很抱歉，芬利，但當時我認為哈柏只是個小癟三。如果我能重新來過，我一定會用截然不同的方式去做，請你相信我。」

　　「十個人？」他又問了一遍。

　　「不包括他本人，」我說，「也不包括薛曼．史托勒。可是我猜他把莫里森局長算在內。」

　　「好極了，」芬利說，「那就是說我還得去找其他九個人。」

　　「今天你將可以找到其中一人。」我說。

　　這時，克林納家那輛黑色小貨車在對面的人行道邊急忙停下，但引擎並未熄火，克林納的兒子把頭枕在手臂上，透過車窗隔街注視我。芬利低頭望著地面，沒有看見他。

　　「你應該好好思考莫里森被殺的事情。」我說。

　　「他怎麼啦？」他問，「他不是已經死了嗎？」

　　「可是他是怎麼死的呢？你從中能得到什麼啟示？」

　　「是不是有人想殺一儆百？」他說，「想以此傳達一個訊息？」

　　「說對了，芬利。可是他做錯了什麼事？」

　　「我猜也許是他把事情搞砸了。」

　　「沒錯。有人通知他在星期四晚上去倉庫掩護，那是他的任務，所以他那天午夜到倉庫去過。」

　　「他去過倉庫嗎？可是你曾說那是胡說八道。」

　　「是的，他明明沒有在那裡看見我，但他卻說有，那的確是胡說八道。可是他到過倉庫，而且看見了喬。」

　　「真的嗎？」芬利問，「你怎麼會知道？」

　　「他第一次看見我是星期五，對嗎？」我說，「在辦公室裡，他瞪大眼睛望著我，好像見過我似的，可是他說他記不起在那裡見過我；那是因為他看過喬，他發現我與我哥哥有相像之處。哈柏也說過相同的話，他說我使他想起那個調查員。」

　　「這麼說來，莫里森的確是去過倉庫了？是他開槍的嗎？」

　　「我想不是，喬是個相當精明能幹的人，他不會讓莫里森那樣的蠢豬向他射擊，槍手肯定是別人。莫里森也不是像那個踢屍體的人，所以我猜他是那個清理現場的人。可是他沒有搜查喬的皮鞋，所以哈柏被逮捕了，這使得主使者十分憤怒，因此他們要把哈柏幹掉，並且殺死莫里森當作一種懲罰。」

　　「某種懲罰？」

　　「也是一個訊息。所以好好思考一下吧。」

　　「思考什麼？」他說，「又不是向我傳達訊息。」

　　「那麼這個訊息是給誰的呢？」我問他。

　　「給他們的下一個目標，對嗎？」

　　我點了點頭，「現在你該明白我為什麼急於知道誰來當警察局長了吧。」

　　「天呀，」他說，「你認為他們要讓陰謀組織裡的一個成員來當局長？」

　　「那是肯定的，」我說，「為什麼他們要吸收莫里森？不會是因為他的人品吧？他們吸收他，是因為他們的組織裡要有一名警察局長，這樣對他們特別有利。因此如果他們沒有找到取代莫里森的人，他們是不會幹掉他的。不管誰來接替莫里森，我們都會面對一個非常危險的對手，因為莫里森的下場會使那個人隨時毛骨悚然，人家只要對他耳語一聲：『你想想，我們是怎樣處理莫里森的？如果你把事情搞砸了，我們也會用同樣的手段對付你。』他就會乖乖聽話了。」

　　「那麼會是誰呢？誰來當新局長？」

　　「我正要問你呢！」

　　我們在理髮店外的長凳子上靜靜地坐了一會兒，陽光從遮陽棚邊射下來，使人感到十分愜意。

　　「你、我和蘿絲珂三個人是可靠的，」我說，「就目前的情況來看，為了安全起見，只好把其他人都當作與陰謀組織有牽連的人。」

　　「為什麼蘿絲珂是可靠的呢？」他問。

　　「有許多理由，」我說，「然而主要是因為她努力把我從沃伯頓解救出來。莫里森要送我進監獄，作為星期四那件兇殺案的替死鬼，如果她是他們的一員，她就會讓我在監獄裡待著，可是她設法讓我出獄。她與莫里森持著相反的態度，所以如果他是歹徒，她就不是。」

　　芬利嘟噥了一聲。「只有我們三個人？你真是個小心謹慎的人，瑞契爾。」

　　「我必須謹慎，芬利，因為這裡的人動輒被殺，而且其中一個遇難者是我唯一的哥哥。」

　　我們從長凳上站了起來。克林納家的兒子讓貨車熄了火，從駕駛座裡鑽出來，慢慢朝我們走過來。芬利用手擦了擦臉，好像在洗臉一樣。

　　「我們該怎麼辦呢？」他問。

　　「你有許多事要做。你去找蘿絲珂，悄悄地把詳情告訴她，囑咐她要多加小心，然後打電話向華盛頓查明喬到這裡來幹什麼。」

　　「很好，那麼你呢？」

　　我朝克林納的兒子點了點頭。

　　「我要和這小子談一談，」我說，「他老是盯著我。」

　　克林納的兒子向我走過來時，發生了兩件事：第一，芬利匆匆離開，他沒有再說一句話就朝北走去；第二，我聽見身後理髮店的百葉窗簾突然放下。我四處觀察了一下，周圍除了我和克林納家的兒子之外，沒有旁人。

　　近距離看起來，克林納家的兒子是個有趣的人物。他的個頭不小，身高有六呎二吋，體重約一百九十磅，身上好像有使不完的勁，眼睛閃爍著某種奇異的亮光。他的眼神告訴我，眼前的這個人可能是我一生中所見過最不理性的人。

　　他走近我，站在我面前，兩隻眼睛愣愣地望著我。

　　「你侵犯了我的東西。」他說。

　　「這人行道是你的？」我問。

　　「當然，我老爹的基金會為這裡每吋土地付了錢，每塊磚、每片瓦都是我們家的。可是我不是指這人行道，我是說蘿絲珂小姐。她屬於我，當我第一次見到她，她就是我的人了。她要等我五年，直到時機成熟。」

　　「你懂英語嗎？」我說。

　　他激動起來，氣得又蹦又跳的。

　　「我是個講道理的人，」我說，「如果蘿絲珂小姐說她要的是你而不是我，我就離開這裡。但在那之前，你最好閃開，懂嗎？」

　　那孩子顯得十分暴怒。可是他突然改變了，彷彿他是受遙控的，有人碰了一下按鍵，使他態度鬆軟下來。他聳了聳肩膀，像孩子一樣咧嘴微笑。

　　「算了，」他說，「不要把我的話放在心上，好嗎？」

　　他伸出手來要與我握手言和，我差一點就上了他的當──所幸最後一剎那我迅速縮回手，捏緊他的手指。這是軍隊裡的奇招。當某人裝出要與你握手的樣子時，實際上是想捏碎你的手；這是男人之間的儀式，你得要有所防備才不致吃虧。你要迅速把手縮回，同時使勁捏緊對方的手指，這樣他的狠勁就起不了作用。如果掌握好時機，你就不會輸。

　　他開始使勁，然而並沒有得逞；我先是捏緊他的指關節，然後又稍用力捏了一次，最後我鬆開手，轉身離去。大約走了六十多碼，我才聽到貨車發動的聲音。它朝南駛去，車聲漸漸消失在熱氣蒸騰的大路上。

第十四章

　　回到警察局，我看見一輛嶄新的白色凱迪拉克轎車停在門口，把整個門都擋住了。與它比較起來，夏莉，哈柏的本特利就寒酸多了。

　　大廳裡，大家圍繞著一個身材魁捂、滿頭銀髮的老人。他穿著舊式西裝，鞋帶上飾有銀扣，一看就像個貨真價實的渾球，一個十足的政客。他想必有七十五歲的高齡，走起路來一拐一瘸，身體倚在一根銀把手杖上。我猜他就是蒂爾鎮長了。

　　蘿絲珂正從後面的大辦公室裡走出來。莫里森家裡的慘狀使她震驚，此刻她的臉色還是不太好，但她對我微笑著揮了揮手，要我跟她進辦公室去。我對蒂爾鎮長瞥了一眼，然後走近蘿絲珂。

　　「妳沒事吧？」

　　「我沒事。」

　　「事情有新發展，妳知道嗎？芬利把情況對妳說了嗎？」

　　她點了點頭。「芬利把一切都告訴我了。」

　　我們走進那間大辦公室。芬利坐在辦公桌旁，蘿絲珂關上門，我把他倆來回看了一遍。

　　「告訴我，誰得到這個職位？」我問道，「新局長是誰？」

　　芬利抬頭望了我一眼。「蒂爾鎮長將親自掌管警察局。」

　　我退回門口，將門打開一條縫，向外張望，看見大廳那邊的蒂爾正把貝克逼到牆邊，看起來他正在訓斥貝克。

　　「你們對此事有何看法呢？」我問他們。

　　「我想，除了莫里森之外，局裡的其他人都是清白的。」蘿絲珂說。

　　「看來是這樣，」我說，「可是這證明蒂爾跟他們是一夥的，他是他們的走狗。」

　　「你怎麼能確定他只是一條走狗呢？」她問，「說不定他還是他們的大老板呢，也許他是操縱這件事的人。」

　　「不對，」我說，「那位大老板叫人把莫里森殺了，以此來傳達警告訊息。如果蒂爾就是大老板，他為什麼要警告自己呢？所以蒂爾是受人指使的，他被安排到這裡來干擾辦案的工作。」

　　「那是一定的，」芬利說，「他已經開始這麼做了。他告訴我們，喬和史托勒的事情可以暫擱一旁，集中力量去調查莫里森的案件；他要我們自己動手調查，不要依靠外面的力量，更不要聯邦調查局插手，因為這關係到警察局的榮譽。他把我們引進一條死胡同裡──他說莫里森顯然是被某個剛出獄的人殺的；莫里森在很久以前將那個人送進監獄，現在他出來報仇。」

　　「而且那是一條糟透了的死胡同，」蘿絲珂說，「我們得仔細查核積存了二十年的老舊檔案資料，一一對照檔案中的所有姓名與全國的假釋名單，那要花費幾個月的時間。他要史蒂文森停止外勤工作，全力參與此事，由我和他各負責一部分的查檔工作。」

　　「這比死胡同還要糟，」芬利說，「因為這是個暗示性的警告。在我們的檔案中沒有人會採取暴力手段進行報復，這裡還沒有發生過這種犯罪行為，我們知道，蒂爾也明白這一點，然而我們卻不能揭穿他的花招！」

　　「你們難道不能不去管他的命令，」我說，「只管做需要做的事嗎？」

　　芬利靠在椅背上，眼睛望著天花板，舒了一口氣，最後搖了搖頭。

　　「不行，我們是在敵人的鼻尖底下工作。目前蒂爾沒理由懷疑我們知道任何情況，我們必須保持現狀，只管裝聾作啞，好像什麼都不知道，不然我們的活動範圍會受到限制。然而最大的問題是，我需要申請搜捕令之類的東西，那必須得到他的同意，可是我得不到，不是嗎？」

　　「我並沒有打算使用搜捕令。」我說，「你打過電話給華盛頓方面了嗎？」

　　「有，他們將會回電話給我，」他說，「我只希望蒂爾不要搶在我前面接電話。」

　　我點了點頭，「你需要另外找個地方工作……你那個在亞特蘭大聯邦調查局的朋友那兒怎麼樣？你能利用他的辦公室做一些私人工作嗎？」

　　芬利思索了一會兒，也點了點頭。

　　「這個主意不錯，今天晚上我就從豕裡打電話給彼卡。他是個好人，你會喜歡他的。他是紐奧良人，很久以前在波士頓工作過一段時間。大塊頭，人很精明，身體很結實。」

　　「你告訴他必須保密，」我說，「在我們充分準備好之前，他不需要派人到這裡來。」

　　「你要怎麼對付蒂爾？」蘿絲珂問我，「他為殺死你哥哥的人工作。」

　　「那取決於他陷得多深。他不是開搶殺死我哥哥的人。」

　　「他不是？你怎麼知道他不是呢？」

　　「他手裡拄著拐杖，走起來一拐一瘛的，而且動作太慢，不可能來得及拔槍射擊，即使他開了槍，也擊不中喬。他也不是踢屍體的人，因為他太老了，沒有那麼大的力氣。他更不是掩蓋屍體的人，莫里森才是幹那雜活的人。但如果他來找我的碴，那他是自找麻煩；只要他不惹我，我就不會理他。」

　　「現在怎麼辦？」她問。

　　我對她聳了聳肩，沒有回答。

　　「依我看，星期天是個關鍵，」芬利說，「哈柏說他們的問題將會在星期天得到解決。我認為蒂爾被安插到這裡來是權宜之計，因為那老傢伙已經七十五歲了，而且毫無警察經驗。這是個臨時安排，為的是讓他們平安地等到星期天。」

　　桌上的電話響了。史蒂文森透過內線找蘿絲珂一起核對檔案。我幫她打開門，可是她停住腳步，突然想起了某件事。

　　「史匹威呢？」她說，「那個沃伯頓監獄的史匹威？他們安排他襲擊哈柏，對嗎？也許這是條有用的線索。」

　　「也許。」我說，然後為她關上門。

　　「別浪費時間了，」芬利對我說，「你以為史匹威會把這種事情告訴你？」

　　「如果他知道，他就會告訴我，」我對他微笑了一下，「這種事情往往取決於你怎麼個問法。」

　　「你要當心，瑞契爾，」他說，「如果他們發現你快要查出哈柏所知道的祕密，他們會幹掉你，就像幹掉哈柏那樣。」

　　我突然想起夏莉和她的孩子們，不由得打了個冷顫。他們會以為夏莉了解一些哈柏所知道的事，他們必然會那樣想，一個謹慎的人甚至會假設孩子們可能也聽到點什麼。此刻是四點鐘，正好是孩子們放學回家的時間；也許有人在等候他們──那些人穿著橡膠鞋和尼龍工作服，戴著手套，握著鋒利的刀，還帶著一袋鐵釘和一柄榔頭。

　　「芬利，立刻打電話給彼卡！」我說，「我們需要他的幫助，請他把夏莉，哈柏和她的孩子們送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去。現在趕快打！」

　　蘿絲珂回座位工作了，蒂爾鎮長遞給她一大疊卷宗。我拉過一把空椅子，坐在她身旁。

　　「妳什麼時候才能幹完？」我問。

　　「大約六點左右吧。」她說。

　　「帶副手銬回家，好嗎？」我說。

　　「你這個傻瓜，傑克．瑞契爾。」她說。

　　蒂爾在一旁看著，所以我站起來，吻了一下她的秀髮。我走出警察局，太陽已經西斜，暑氣已經飄散，地上的影子也拉長了，彷彿秋天已經來臨。我聽見背後有人喊叫，原來蒂爾鎮長跟著我出來了。他想把我叫回去，但是我站著不動，讓他一拐一瘸地走近我。他臉上堆著笑，向我伸出手，作了自我介紹。他的名字叫葛洛弗．蒂爾。他有政客那種一眼就能把你上下打量個夠的特殊技能，臉上的微笑像探照燈光似地從你身上一掃而過。瞧他那副模樣，好像能與我交談就足以使他興奮不已似的。

　　「很高興我終於趕上你了。」他說，「貝克警官向我報告了倉庫裡的殺人案，事情很明顯，我們犯了一個愚蠢的錯誤，把你拘留起來。我們對令兄不幸遇難深感遺憾，案情一有結果，我們就會立即通知你。因此在你離去之前，請允許我代表局裡向你致歉，我不希望你帶著壞印象離開這裡。我們可不可以把它當作一次誤會？」

　　「好的，蒂爾。」我回答道，「可是你為什麼以為我馬上就會走呢？」

　　他立刻改變口氣，沒有流露一點遲疑的樣子。

　　「我知道你只是路過這裡，瑪格雷夫沒有旅館，所以我以為你不可能留下來。」

　　「不，我要留在這裡一陣子，」我說，「我正受到熱情的款待呢。南方有熱情待客的美譽，不是嗎？」

　　他對我微笑。

　　「當然啦，先生，」他微笑著對我說，「南方整體說來都很好客，特別是喬治亞州。不過，目前我們處於十分尷尬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亞特蘭大的汽車旅館對你而言會合適得多。我們會與你保持密切的聯繫，盡力協助你辦好你哥哥的喪事。我們這裡恐怕會十分忙碌，蘿絲珂警官會有許多事情要做，目前她不應該分心，你不這麼認為嗎？」

　　「我不會讓她分心的，」我口氣緩和地說，「我知道她在做重要的工作。」

　　他面無表情地凝視著我，我對他淡淡一笑，朝那輛本特利車走去。

　　「再見，蒂爾。」我駕車離開時，對他喊道。

　　我得要警告夏莉當心，可是問題是，我應該告訴她多少實情？我當然不能把詳情據實相告，我甚至覺得不能告訴她哈柏已經死了。我們彷彿陷於地獄的邊緣。我也不可能讓她永遠不知實情，要不然，她聽不進我的話。

　　我把她借給我的車停在門口，按響門鈴，夏莉開門讓我進去。她看起來很疲憊，神情緊張。她讓孩子們走開，把我帶到廚房裡。我請她給我一杯咖啡。我看得出來她急於要講話，可是又不知道從哪裡談起，只好忙著弄咖啡機。

　　「你們沒有請女傭人嗎？」我問她。

　　「我不要女傭，」她說，「我樂意自己動手。」

　　「這是座大房子。」我說。

　　「我喜歡整天忙忙碌碌的。」她說。

　　然後我們默默無言了。夏莉按下咖啡機的開關，那玩意兒響了起來。我坐在靠窗的角落裡，從那裡可以看到綠茵如織的草坪。她面對著我坐下，雙手交叉擱在胸前。

　　「我聽說了莫里森夫婦的事了，」她終於開口了，「我的丈夫是否也牽連其中？」

　　我使勁地想我該對她說點什麼，她在等我回答。空寂的廚房裡只有咖啡機的聲音。

　　「是的，夏莉，」我說，「他恐怕是陷進去了；但那絕非是他本人願意這麼做的，他只是被人恐嚇了。」

　　她的態度還算平靜，想必她已經深思熟慮過各種可能性，而我的解釋正好與她的設想一致，因此她沒有感到震驚或憤怒。她只是點了點頭，並且不再緊張了，彷彿聽見有人說出她心裡的想法，使她覺得寬慰。現在話已經說出口，而且已經被證實，所以事情就好辦了。

　　「我想你說得有道理，」她站起來去倒咖啡，一邊走，一邊說，「這是對他的行為的唯一合理解釋。他有危險嗎？」

　　「夏莉，我不知道他在哪裡。」我說。

　　她遞給我一杯咖啡。

　　「他有危險嗎？」她再次追問道。

　　我不能回答；我無法找到適當的字眼。她又坐了下來。

　　「今天早晨我驚慌極了，」她說，「那一點也不像平日的我，想必我給了你一個很差的印象。你走了之後，我平靜下來，把事情思考了一番，我得到的結論與你剛才說的一樣：哈柏誤入圈套，被捲進一件事情裡。那麼我該怎麼辦呢？嗯，我不能驚慌失措，從上星期五以來，我的心裡一團亂，我為自己感到羞恥，因而我開始做了些事情。我希望你能原諒我，好嗎？」

　　「說下去。」我說。

　　「我打了通電話給德懷特．史蒂文森。」她說，「他曾經跟我提起他看過一份關於你在軍隊裡當憲兵的傳真資料，我請他找出來，唸給我聽。我認為你在軍隊裡表現得很好。」

　　她對我微笑著，並把椅子挪近一點。

　　「因此我想以私人的名義雇用你，以便解決我丈夫的問題。你是否願意考慮接受？」

　　「不，」我說，「我不能這麼做，夏莉。」

　　「是不能還是不願意？」

　　「那會造成某種利益衝突，也就是說我不能適當地為妳服務。」

　　「衝突？哪方面的衝突？」

　　我沉默良久，心裡在考慮該怎樣向她解釋才好。

　　「前陣子妳的丈夫心情很糟，他找到了一個政府調查員來處理這件事情，但那名政府官員被人殺了。而我現在對那個政府官員，比對妳的丈夫有更大的興趣。」

　　她聽懂了我的意思，並點了點頭。

　　「可是為什麼呢？」她問，「你又不是替政府做事。」

　　「因為那個政府官員是我的哥哥。我知道這是一個荒謬的巧合，然而我的主意已定。」

　　她沉默下來──她明白衝突在哪裡了。

　　「我很抱歉。」過了一會兒，她說，「你的意思該不是哈柏出賣了你哥哥吧？」

　　「不是，他絕不會做那種事。他曾經想依靠我哥哥把他解救出來，可是事情出了差錯。」

　　「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為什麼你說我丈夫曾經想呢？」

　　我筆直地注視著她。

　　「因為他已經死了，我為你們感到難過。」

　　夏莉愣愣地呆在那裡，雙手使勁捏緊，直到指關節變白。然而她並沒有崩潰。

　　「不，我認為他還沒有死，」她輕輕地說道，「如果他死了，我會知道，而且能感覺到。我認為他只是躲起來了。請你去找他，你要什麼代價，我都可以給你。」

　　我慢慢地搖了搖頭。

　　「求求你！」她說。

　　「不行，夏莉，我不能接受你的錢，因為我知道他已經死了。我很遺憾，可是事實就擺在眼前。」

　　廚房裡一片寂靜。我坐在桌邊，手裡還拿著她為我倒的那杯咖啡。

　　「那麼，也許你在調查有關你哥哥的事時，也可以順便找一找哈柏吧？」

　　我思索了一會兒，覺得沒有理由拒絕她的要求。

　　「好，」我答應她，「我會的，夏莉，可是不要盼望會有奇蹟出現。我認為這裡有非常可怕的事情正在發生。」

　　「我想他還活著，」她說，「要不然，我會知道的。」

　　我開始擔憂一旦發現他的屍體，她會怎麼樣；她得面對一個殘酷的現實，就像一輛失去方向的汽車撞上一道堅實的牆一樣。

　　「你會需要一些開銷。」夏莉說。

　　我不知道該不該接受她的錢，可是她已經把一個大信封遞過來。

　　「夠不夠？」

　　我對信封裡看了一眼，裡面是厚厚一疊百元大鈔。我點了點頭。這些足夠了。

　　「還有，你可以繼續用那輛車，只要你需要，用多久都行。」

　　我又點了點頭，想了一下我還該問些什麼。

　　「他在哪裡上班？」

　　「日出國際，」她說，「那是一個銀行的名稱。」

　　她接著給我一個亞特蘭大的地址。

　　「好的，夏莉，現在我要問你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妳的丈夫是否用過Pluribus這個字眼？」

　　她想了一會兒，然後聳了聳肩。「Pluribus？是不是一個與政治有關的字眼？比如說總統演說時用的字？我從來沒聽哈柏說過，他是學銀行管理的。」

　　「他打電話時沒有用過？睡夢中也沒說過？」

　　「從來沒有。」

　　「那麼他有沒有說過下星期天會發生什麼事呢？」

　　「下星期天？我想他沒有提過。怎麼了？下星期天會發生什麼事？」

　　「我不知道，」我說，「這正是我想知道的事。」

　　她思索了好久，然後攤開手掌，搖搖頭。看來她根本就不明白到底是怎麼回事。

　　「很抱歉。」她說。

　　「不要著急。現在妳必須做一件事，妳得離開這裡。」

　　她的手指關節依然蒼白，可是她還能控制自己。

　　「我得逃離這裡，找個地方躲起來？可是我能到哪裡去呢？」

　　「有個聯邦調查局的探員馬上會來接妳。」

　　她驚慌地瞧著我。

　　「聯邦調查局？」她的臉色變得更加蒼白了，「事情真的很嚴重，對吧？」

　　「非常嚴重，」我說，「妳得立即準備離開這裡。」

　　「好。」她緩慢地說，「真不敢相信這種事竟會發生在我身上。」

　　我走出廚房，穿過落地窗，漫步在房子周圍的小路上。那裡靜悄悄的，只聽到腳下風吹草地的颯颯聲。

　　突然我聽到小鎮西郊傳來汽車在上斜坡前換檔所發出的聲音，然後一輛車爬上斜坡頂。那是一輛棕色的別克車，很普通，裡面有兩個膚色黝黑的西班牙裔美國人，穿著花襯衫。他們開得很慢，看樣子是在尋找哈柏的信箱。此時我正倚在那信箱上望著他倆，他們看見我之後，立刻掉頭，很快地開走了。我向前走了一步，注視著急駛而去的汽車，接著趕緊回到屋內，催促夏莉快點。

　　她在房間裡忙這忙那，還不斷地說話，像要出外度假的孩子般大聲唸著要攜帶的物品，實際上那只是一種克服內心恐懼的機械反應──上星期五她還是個銀行職員的闊太太，可是今天卻來了一個陌生人，對她說她的丈夫已經死了，要她趕緊收拾東西逃命。

　　「把行動電話帶著。」我對她說。

　　她沒有作聲，我只聽見她拖著疲憊的腳步和門窗的碰撞聲響。在接下來的一個小時中，我只是坐在廚房裡喝著咖啡。突然門外傳來汽車喇叭聲和沉重的腳步聲。有人敲門──我伸手握住口袋裡莫里森那把彈簧刀的刀柄，走過去開門。

　　一輛藍色的轎車停在夏莉的本特利車旁，一個身材魁捂的黑人站在台階前。他身高與我相仿，但至少要比我重一百磅；與他相比，我只能算羽量級的。他向我走近，步履輕快得像運動員一般。

　　「你是瑞契爾嗎？」那名壯漢說，「很高興見到你。我是聯邦調查局的彼卡。」

　　他與我握手。他看起來精明能幹，與我性格相投，我很高興遇到困難時他會助我一臂之力。我突然感到勇氣倍增。

　　「好了，」彼卡對我說，「我從芬利那裡了解到詳細情況。你哥哥不幸遇難，我很難過，朋友。我們能找個地方談談嗎？」

　　我領著他走進廚房。他四下看了一眼，把咖啡壺裡剩餘的咖啡倒了出來，然後走過來，把那隻又寬又厚的手掌擱在我肩上。

　　「這件事只能祕密行事，這是基本原則。」

　　我點了點頭。

　　「對我而言這是件麻煩事。」他接著又說，「沒有接到當地執法部門負責官員的請求，局裡不會採取行動；可是從芬利告訴我的情形判斷，老蒂爾是不會求助於聯邦調查局的，所以我可能會因為這件事而惹上一堆麻煩。可是為了芬利，我豁出去了。你得記住，所有這一切都不能公開，懂嗎？」

　　我又點了點頭。對這個安排我感到很高興，不能公開而祕密行事對我是再合適不過了，這麼一來就不會有一大堆程序來礙手礙腳。離星期天還有整整五天。五天的時間好像很充分，可是此刻哈柏已經死了，令我覺得時間很緊迫，不能再浪費任何一點時間。

　　「你把夏莉和她的孩子們安排在什麼地方？」我問他。

　　「亞特蘭大的安全之家，」彼卡說，「是局裡的房子，我們用了很多年了。他們在那裡會很安全，可是我不能告訴你確切的位置，而且我要求你不要向哈柏太太打聽，行嗎？我得十分謹慎，如果暴露了安全之家的地址，我就完蛋了。」

　　「好的，彼卡，我不會給你添麻煩。我很感謝你的協助。」

　　他點了點頭。夏莉和她的孩子們帶著大包小包走進廚房後，彼卡對他們作了自我介紹。我幫忙他們把行李堆放在轎車後面的行李廂裡，並與彼卡和夏莉握手告別。他們上了車，然後由彼卡開著車離開。

第十五章

　　我不到十五分鐘就驅車趕到沃伯頓，比上次送我到那裡的司機快多了。

　　一路上真是可怕：暴風雨正從西邊壓過來，陽光穿透愈來愈密集的烏雲，照射在原野上，使金屬塔頂和塔樓閃爍著橙黃色的光芒。我減慢車速，駛上通往監獄的車道，最後停在停車場外面。我不想到裡面去，我已經受夠了監獄裡的滋味，史匹威得走出來見我。我下了車，向門衛走過去。他看起來還算友善。

　　「史匹威上班了嗎？」我問他。

　　「你要見他？」門衛說。

　　「告訴他，瑞契爾先生來找他。」我說。

　　他進去打了個電話，很快就探頭出來叫道：「他說不認識什麼瑞契爾先生。」

　　「告訴他莫里森局長派我來見他，我是從瑪格雷夫來的。」

　　他又進去說了幾句話，過一會兒才出來。

　　「好了，把車開進去吧，史匹威在接待室等你。」

　　「你去把他叫出來，」我說，「我們在外面的路旁見面。」

　　我離開崗哨，站在路邊。這是一場測試膽量之戰；我確信史匹威會出來見我，我等待著。

　　史匹威果真出來了。我聽見停車場上鐵欄杆的響聲，轉身看見一輛骯髒的福特開過來，停在本特利旁邊。史匹威從車裡鑽出來，朝我走來。他是個大個子，一身汗水，制服很髒，臉紅紅的，一副笨手笨腳的模樣。

　　「還記得我嗎？」我問他。

　　他瞇起狡獪的小眼睛，望了我一下，露出焦急不安的樣子。

　　「你是瑞契爾，那又怎樣？」

　　「對了，我就是瑞契爾，上星期五我們就認識了。那是怎麼回事？」

　　他顯得侷促不安，似乎想要抵賴，可是他出來見我，就足以說明他已經輸了。他沒有說話。

　　「上星期五是怎麼回事？」我又問了一次。

　　「莫里森已經死了。」他說，然後咬緊牙關不再說一個字。

　　我向左挪了一步，以便擋住門衛的視線，使他看不見這邊發生什麼事。我手裡握著莫里森的那把彈簧刀，在史匹威的眼皮下面比試了一下，讓他看見烏木柄上刻著的金字，然後啪地一聲露出了刀刃。史匹威緊盯著它。

　　「你相信我用這把刀殺了莫里森嗎？」我說。

　　他望著那把刀發愣。刀刃在暴風雨即將來臨前的陽光下閃爍著藍光。

　　「不是你幹的，」他說，「可是你有充分的理由殺他。」

　　我對他微笑了一下。他知道莫里森不是我殺的，可見他知道是誰幹的，也知道指使莫里森的人是誰。短短的一句話就讓我摸到一點線索。我把刀逼近他的臉。

　　「你要試試嗎？」

　　史匹威慌張地左右張望。他看見三十碼以外的門衛。

　　「他幫不了你，」我說，「他甚至恨你那身肥油。他只是門衛，而你卻靠逢迎拍馬升了官。即使你全身著火，他也不會在你身上撒泡尿救你，怎麼會管你的死活？」

　　「你想要怎樣？」史匹威說。

　　「上星期五，到底是怎麼回事？」

　　「如果我告訴你，你會放過我嗎？」

　　我對他聳了聳肩。「這要看你對我說了什麼，如果你對我說真話，我就放了你。」

　　他好一會兒沒有作聲。這是一場膽量之戰，一慌亂，他就輸了。他那雙小眼睛東張西望，但總會回到那鋒利的刀刃上。

　　「好吧，我告訴你，」他說，「我有時也幫莫里森辦事。上星期五他打電話給我，說他要送兩個人過來，叫我設法弄死那個叫哈柏的傢伙，事情就是這樣。我們並不是衝著你的，我可以發誓。」

　　「那怎麼會搞錯呢？」我問他。

　　「我手下的人把事情搞砸了，就是這樣，我可以發誓，我們要找的不是你。你不是毫髮無傷地離開監獄了嗎？那麼你為什麼要跟我過不去呢？」

　　我把刀一揮，劃開他的下巴，他嚇呆了。不一會兒，一股暗紅的鮮血從切口裡流出來。

　　「你那樣做是出於什麼原因？」我繼續問道。

　　「沒有任何原因，我只是照人家吩咐的去做。」

　　「你照人家吩咐？」

　　「我照人家吩咐的去做，」他又說了一遍，「從來不問為什麼。」

　　「那麼是誰吩咐你那樣做的？」

　　「莫里森……莫里森吩咐我的。」

　　「莫里森又是聽誰的吩咐？」

　　那柄刀離他的臉只有一吋，他害怕得幾乎要叫起來。他知道底細──我從他那對蛇眼裡看得出來，他知道是誰指使莫里森。

　　「我不知道，我發誓！我以我死去的母親名義發誓！」

　　我久久地凝視著他，然後搖了搖頭。

　　「不對，史匹威，你知道。你得告訴我。」

　　史匹威那張肥胖的紅臉左右搖動著，鮮血從下巴流到肌肉鬆弛的喉嚨。

　　「如果我說出來，他們會殺了我的。」他顫抖地說。

　　我用刀在他腹部輕輕一劃，割破了他那骯髒的襯衫。

　　「如果你不說，我現在就殺了你！」

　　像史匹威這樣的人，考慮的是眼前利益。他的喉頭開始上下抽動，彷彿口渴得說不出話來，就像電影中在沙漠裡爬著找水的人。

　　但他終究沒有告訴我。

　　越過他的肩膀，我看見東邊遠處煙塵滾滾，接著漸漸出現監獄接送汽車的灰濛濛輪廓。史匹威猛然抬頭──他的救星來了──門衛走出來迎接，史匹威則轉頭看我，目光裡流露出得意的神色。汽車愈來愈近。

　　「誰是幕後主使人，史匹威？現在就告訴我，否則我以後還會來找你。」

　　然而他開始往後退，掉頭跑向那輛骯髒的福特車。監獄接送車隆隆地開過來，揚起一陣灰塵，落在我身上。我不甘願地收回刀刃，放進口袋，開車離去。

　　我向東駛去，暴風雨一路驅趕著我。我覺得自己正受著比暴風雨更大的壓力，懊喪極了。我只差一步就能查出事情的真相了，而現在卻一無所獲。

　　我沒有可利用的資源，也不能指望蘿絲珂或芬利幫助我；他們不同意我的計劃，而且他們在警察局裡有自己的麻煩事。芬利說什麼來著？他是在敵人的鼻尖底下工作？我也不能過於期盼彼卡的幫助，他的處境也很困難。我不能依賴別人，只有靠自己的努力。

　　從另一方面來說，我不必考慮法律的約束，沒有什麼能禁止我的行動或讓我分心。我不必去考慮米蘭達原則、合理根據和憲法權利，更不須考慮犯罪證據是否確鑿。我不能給這些傢伙上訴的權利。這是公平的，因為這幫傢伙壞透了，他們殺死了喬。

　　到達蘿絲珂的家之後，我把車停在路旁。她還沒有回來。根據車上的鐘，還有十分鐘才到六點，我得等她十分鐘。我離開駕駛座，到車後座上躺著。

　　我想離開瑪格雷夫找個地方度過今晚，遠離喬治亞。我從駕駛座椅背後的袋子裡找出一份地圖來看，心裡盤算著如果我們向西走，最多一個半小時就可以越過州界，進入阿拉巴馬州。對了，就這麼辦，帶著蘿絲珂到阿拉巴馬去，走進第一家有現場音樂演奏的酒吧，暫且把煩惱拋開，吃點廉價食物、喝點冰啤酒、聽聽淫穢的音樂。我要和蘿絲珂在一起度過今宵──這是我想到過最棒的計劃。夜幕降臨，空氣中透出涼意，六點鐘左右，豆大的雨點打在車頂上。我覺得一場大風暴似乎即將來臨。

　　蘿絲珂回家晚了，過了約二十分鐘，我才看到她的雪佛蘭從小山坡上慢慢地滑下來。她把車駛進車庫，熄了火。我走近她，兩人緊緊地擁吻，然後一起進入屋內。「妳沒事吧？」我問她。

　　「我想是的，」她說，「但今天真是糟透了。」

　　我點點頭，「心裡難受嗎？」

　　她忙著開燈，拉好窗簾。

　　「今天上午我看到了最慘的事情，不過，我並不覺得難受，至少不會為莫里森那樣的人感到難受。然而我很同情他的妻子，與莫里森那種人一起過日子，就是不死也夠糟了！」

　　「還有其他令妳不愉快的事嗎？是蒂爾嗎？」

　　「不，」她說，「兩百年來他們整個家族都是壞蛋，他也不例外，我對他們家太了解了。我很高興我們局裡的其他人都是清白的，我真的很擔心會在局裡再找出一個參與其中的人，我不知道如果出現那樣的事，自己能否受得了。」

　　我跟著她走進蔚房。她的精神沒有崩潰，然而心情並不好。她打開冰箱，裡面空空如也，只好對我露出疲倦的微笑。

　　「你願意請我吃晚飯嗎？」

　　「當然，」我說，「不過不要在這裡，到阿拉巴馬去。」

　　我告訴她我的打算，她同意了。她頓時變得神采突奕，說要去沖個澡；我也想洗澡，便跟了進去。然而我們因此延遲了晚餐的時間。當她解開那身筆挺制服的鈕扣時，我的主意改變了──阿拉巴馬酒吧的誘惑力退到次位，沖澡也可以暫時等一等，我們開始在臥室的地板上瘋狂地做愛。

　　暴風雨終於來臨，雷電交加，大雨傾盆而下。

　　後來我們還是去沖了澡。洗完後我躺在牀上，等蘿絲珂梳妝打扮一番，我們才開著本特利離去。這時已是七點三十分。

　　我們行經沃伯頓，半小時後停下來加油，十點鐘以前就進入阿拉巴馬州了。繼續行車一哩後，我們看見了第一家路邊酒吧，於是便停下車，手挽著手走進去。

　　迎面而來的是一陣人們的喧鬧聲以及自動點唱機播放出來的歌聲，空氣中洋溢著啤酒味。裡面有一圈座位，中間是舞池，稍遠有個混凝土平台權充的舞台。我們找到了空位，坐了下來，點了啤酒和餐點。

　　「你打算怎麼處理喬的案子？」蘿絲珂問我。

　　我打算完成他未完成的工作，不管那是什麼事，也不管得花多大代價。然而她是一名警官，她曾發誓要維護法律，而法律會阻礙我的行動；我不知道怎樣對她說才好。可是她沒有等我回答，就搶先說話了。

　　「我認為你應該去找殺他的兇手。」

　　「然後呢？」我問她。

　　然而此時樂團開始演奏，我們不能繼續談話了。蘿絲珂帶著歉意微笑了一下，搖了搖頭，作了個手勢，意思是說以後再談。我們把臉朝向舞台。可是我多麼想聽聽她會怎樣回答我的問題呀。

　　我們玩得很開心，喝了許多酒，緊緊地依偎在一起，還跳了一會兒舞。室內很擁擠、很熱，而且樂團音樂愈來愈響、節奏愈來愈快，女侍拿著酒瓶不斷地來回奔跑。

　　蘿絲珂看上去漂亮極了。她的絲襯衫濕了，緊貼在肌膚上，我可以看見襯衫裡面，她什麼都沒穿。我像是登上了極樂天堂。我與一個美麗的姑娘待在一家不起眼的酒吧裡，聽著樂團演奏不錯的音樂──喬的事情可以等到明天再處理，瑪格雷夫遠在天邊。

　　我此刻無憂無慮，只願這個夜晚永遠不要過去。

　　樂團演奏到很晚，大約過了午夜才停下來。外面依然在下雨，儘管雨勢小了點，但我們不想在雨中駕車行駛；我們都喝了過量的啤酒，可能會掉進路旁的水溝裡，或者被抓進監獄。前面一哩處，豎著一個通向汽車旅館的路標，蘿絲珂說我們應該上那裡去。說到這裡，她咯咯地笑了，好像我們在私奔，更像是我為了達到與她私奔的目的，正把她偷運出州界。我可沒做過那種事，然而對她的建議，我並沒有反對。

　　於是我們搖搖晃晃地走出酒吧，慢慢地開車沿著濕漉漉的公路走了一哩，到了那家汽車旅館。我們叫醒值班的門房，付了錢，囑咐他黎明就來叫醒我們。

　　我擔心蘿絲珂會受涼，建議她應該脫下那件濕透了的絲襯衫。她咯咯地笑著說，沒想到我還具有當醫生的資格，我告訴她我受過基本急救訓練。

　　「這叫基本急救？」她仍在咯咯地笑。

　　「如果妳不脫下襯衫，」我笑著說，「過一會兒就需要急救了。」

　　她果真把襯衫脫掉了。她是那麼美麗、那麼性感，並且樂意隨便我擺佈。

　　我們都精疲力竭了，便躺在牀上談話。我們談了自己，談到目前的成就和將來的打算。她對我講起她的家史，那是連續幾代的厄運歷史。她的祖先們是正派人，是幾乎要成功但總是沒有成功的農民，飽經滄桑，卻仍奮發圖強。有幾位差點發達起來，可是因為蒂爾的曾祖父修建鐵路，所以使得蘿絲珂的祖先失去了最好的土地，又被要求將土地抵押給蒂爾家，所以怨恨世代相傳。她愛瑪格雷夫鎮，但卻恨蒂爾那副以瑪格雷夫主人自居的樣子。

　　而我對她說起喬。我把從來沒有告訴過別人的事、那些埋藏在我內心深處的往事告訴了她。我告訴她我對喬的兄弟情誼，以及為什麼我必須為他報仇雪恨。我們談了許多私人的事，然後相擁入睡。

　　好像只睡了一會兒，門房就來敲門叫醒我們。星期二早晨來臨了。我們踉踉蹌蹌地下了牀，不到五分鐘，就開著本特利向東駛去。

　　我們在路上才完全醒過來。一路上我們都沒有說話，我們要保持那份甜蜜親熱的感覺，到了瑪格雷夫，那種美妙的感覺就會消失了。當我駕著車在鄉間的道路上奔馳時，心中默默地希望我們還有許多這樣美妙的夜晚和這樣寧靜的清晨。蘿絲珂出神地依偎在我身旁，看起來心滿意足；我希望她永遠如此。

　　我們又再次經過沃伯頓。微明中，監獄像一座飄浮在霧毯裡的怪誕城市。回到蘿絲珂的家之後，我把車停在路邊，我們打著呵欠、伸伸懶腰，下了車。我和蘿絲珂相視而笑，手牽手地向大門走去。

　　門是開著的，但不是敞開，而是只開了一到兩吋，門鎖被人撬壞了。蘿絲珂用手捂住嘴巴，輕輕叫了一聲，眼睛睜得圓圓的，並將視線從那微開著的門移到我身上。

　　我抓住她的手臂，把她從門邊拉開。我們貼緊車庫的門站了一會兒，然後彎腰貼牆繞著屋子走了一圈，靜聽裡面有沒有聲音，再冒險探頭觀察屋內有沒有動靜。然後我們回到被砸破的門前，對視了一下，推門進去。

　　我們到處察看了一遍。屋裡沒有人，沒有遭到破壞，也沒有少了什麼物品。蘿絲珂的手槍和皮帶依然在原位，抽屜和衣櫃裡面的東西也沒有被人碰過。我們莫名所以地回到玄關。

　　後來我發現了一些痕跡。

　　早晨的陽光從門口投射進來，淡淡地灑在地板上。我看見鑲木地板上有一排腳印，細看一下，更發現許多其他的腳印。那些留下腳印的人是夜間冒雨來到這裡的──地板上留著帶泥的雨水痕跡，雖然很淺，但可以看得很清楚，至少有四個人進出這座房子，我能看出他們的步態。他們穿著橡膠鞋，就是北方冬季穿的那種。

第十六章

　　他們是想趁著黑夜來對我們下手，想像幹掉莫里森夫婦那樣幹掉我們。

　　現在他們是死定了！我要找到他們，笑著看他們一個個死去，因為襲擊我就等於是再次襲擊喬。這又是一次挑釁，一次侮辱──我不是為了自衛，而是為了紀念我心中的喬。

　　蘿絲珂在仔細觀察腳印，那是一種職業的反應，她知道有四個人摸黑來殺她，但她並未多加考慮這一點，這種態度令人尊敬。不過不久她的精神就垮了。

　　他們先集中在臥室裡，然後到處搜尋，後來又回到臥室集合，最後離開。我們搜尋柏油路面上的痕跡，可是什麼也沒找到，只見光滑的柏油路濕漉漉地冒著水汽。除了那敲碎的門鎖和地面上的腳印之外，一點線索也沒有。

　　我們都沒有說話。我憤怒極了，望著蘿絲珂，等她先開口。她看過莫里森夫婦的屍體，而我只聽過芬利的詳細描述，非常慘。那些傢伙竟想對我們如法炮製。

　　「他們是衝著誰來的？」她終於說話了，「你，我，還是我們兩個人？」

　　「是衝著我們來的。」我說，「他們認為哈柏在監獄裡向我透露了情況，而且猜想我已經把實情告訴妳，因此他們認為我們都知道哈柏所知道的事情。」

　　她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然後倚在後門旁，凝望著整潔青翠的花園。我看到她的臉色變得很蒼白，顫抖地蜷縮在後門的角落裡，恨不得擠進牆壁裡去，雙眼失神地直視著，彷彿看見了什麼可怕的東西。她索性哭了出來，好像心都要碎了。她哭了很久，顯得渾身乏力。我的襯衫被她的淚水沾濕了。

　　「幸好我們昨夜不在家。」她低聲說。

　　我知道我的回答必須充滿信心。恐懼對她無益，只會使她變得軟弱，她必須克服恐懼，今晚以及往後的每個夜晚，她都必須不怕黑暗、不怕寂靜。

　　「要是我們在家就好了，」我說，「這樣我們就能得到一些問題的答案。」

　　她望著我，好像我已經瘋了。

　　「你能怎麼做？」她問道，「殺死那四個人？」

　　「只需殺死三個，」我說，「讓剩下的那個回答我們的問題。」

　　我以確信無疑的口吻對她說。她睜大眼睛望著我。我要她看看眼前這個身材高大、服役十三年的大兵，有赤手空拳對付敵人的氣概，我這對冷峻的藍眼睛不知道什麼叫害怕，充分展示出剛強和捍衛精神。我要蘿絲珂產生安全感，她給我許多，我要以此回饋她。我要讓她不再感到恐懼！

　　「想幹掉我得要四個人以上才行，他們也不想想自己的對手是誰！要是他們敢再來，我就讓他們橫著出去。蘿絲珂，再告訴妳吧，如果有人想傷害妳，在他們還在想的時候我就已經把他們宰了。」

　　我的話發揮了作用，我說服了她──她的目光中流露出驚訝以及充滿勇氣的活力。

　　「我說的是真的，蘿絲珂，跟我待在一起就不會有事。」

　　「這是你答應我的？」她問。

　　「妳放心，寶貝。」我屏住呼吸對她說。

　　她慘然地舒了一口氣，離開牆邊，向我走近，盡力想勇敢地微笑一下。危機過去了，她應該要活躍起來。

　　「現在我們得趕快離開這裡，」我說，「不能在此久留當活靶子。妳去把必需用品收拾一下。」

　　「好。我們要不要先把門修理好？」

　　我思索了一會兒，這是個重要的戰術問題。

　　「不要，如果把門修好，那就表示我們已經看見門壞了，也意味著我們知道有人來襲擊。最好讓他們以為我們不知道有這回事，什麼也不要修，假裝沒看到，那樣他們就會大意，下次再來時，要逮住他們就容易多了。」

　　「好吧。」蘿絲珂並沒有完全相信我的話，可是她同意我的安排。

　　「那麼趕快去收拾東西。」

　　她有點勉強，可是她還是去了。

　　這場戰爭開始了；我不知道還有誰參加演出，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戲，然而我知道怎麼演──第一招就是要讓他們覺得我們總是晚了一步。

　　「我要去上班嗎？」蘿絲珂問道。

　　「一定得去，」我說，「不能顯得跟平常有什麼不一樣。妳得把情況告訴芬利。不過妳不用擔心，他們不會衝進警察局向我們開槍的，他們會找偏僻的地方，很可能晚上才動手。局裡只有蒂爾是壞人，妳不要單獨跟他待在一起，跟著芬利、貝克或史蒂文森，懂嗎？」

　　她點了點頭，便去沖澡換裝；不到二十分鐘，她穿著一身制服從臥室裡出來。

　　「還記得你的承諾嗎？」她說。

　　這句話聽起來像把疑問、歉意和要求都包含在內了。

　　「妳儘管放心好了。」我說，對她眨了眨眼睛。

　　我相信我們會平安無事的。我們從前門出去，然後留了個空隙，就像我們進來時那樣。

　　我把本特利藏在她的車庫裡，使那些人以為我們還沒有回來，然後開著她那輛雪佛蘭去伊諾餐廳吃早餐。途中有一輛廂型車朝我們開過來，那是一輛全新的汽車，深綠色的車體很乾淨，看上去像是輛多用途車，車身上有一行金字：克林納基金會。

　　「那輛車是幹什麼的？」我問蘿絲珂。

　　「這裡有大買賣。鎮裡把土地賣給老克林納，讓他建倉庫，根據協議，他要用一部分土地造一個社區。這個計劃由蒂爾監管。」

　　「由蒂爾監管？他是陰謀組織的人！」

　　「他監管這事，是因為他是鎮長，」她說，「而不是因為他是蒂爾。這項計劃得動用許多錢：要修建道路、花園、圖書館，還要補助當地商業，連警察局都會得到一大筆錢。我也分到了一筆抵押補助金，因為我在警察局工作。」

　　「這樣也就給了蒂爾許多權力。」我說，「還有，克林納的兒子又是怎麼一回事？他曾警告我離妳遠一點，他說他有優先權。」

　　「他是個蠢蛋，」她聳了聳肩，「我一直在盡量避開他，你也不要惹他。」

　　她繼續開車，但不時驚恐地東張西望，好像害怕隨時會有人跳到車前來向我們開槍射擊般。她在喬治亞鄉間恬靜的生活已一去不復返──四名不速之客粉碎了她的那份寧靜。

　　我們把車開進伊諾餐廳的停車場，然後下車沿著碎石路向餐廳門口走去。天色灰濛濛的，還飄著烏黑的殘雲，而伊諾餐廳光潔的側牆則反映著這一片渾濁。天氣轉冷了，

　　好像新季節已經開始。

　　我們走進餐廳，就座點餐。這時外面停車場上出現了一輛黑色小貨車，就是我已經見過三次的那輛。不過這次開車的不是那個年輕人，而是一個上了年紀的男人。他也許已經快六十歲了，可是身體硬朗，一頭理得很短的銀髮，身穿牛仔工作服，看上去像個牧場工人，我甚至能透過餐廳的玻璃感覺到他那充沛的活力以及炯炯有神的目光。蘿絲珂碰了碰我，向那人的方向點了點頭。

　　「他就是克林納，」她說，「老克林納本人。」

　　克林納推門進來，左右張望了一會兒，然後走向櫃台。伊諾先生從蔚房裡出來，與他輕聲交談。不久，克林納起身向門口走去，途中轉頭看了蘿絲珂一眼，然後將目光落在我身上，咧開雙唇，莫名其妙地微笑了一下，接著就推門走了。不一會兒，貨車在隆隆聲中駛離，路上揚起一片碎石粒。

　　我望著他離開，然後轉頭看著蘿絲珂。

　　「多告訴我一些有關克林納家的情況，好嗎？」

　　「為什麼呢？」她問，「我們面臨著生死問題，而你卻還要打聽克林納家的事？」

　　「我想要搜集資料。克林納的名字到處出現，他看起來就像是個有趣的人物，他的兒子也大有來頭，我還看過他的老婆，一副很憂愁的樣子。也許這些會與某些事情有關。」

　　「我看不見得，」她不以為然地說，「他們是新來的，到這裡才五年。他們家好幾代都在密西西比經營棉花加工，還發明一種新配方，好像是某種氯化物或是納化合物，我不太清楚，總之他們賺了一大筆錢。然而約在五年前，他們因為在河中傾倒污染物質，使那裡到紐奧良的魚兒全都死光了，而被環境保護局盯上。」

　　「後來呢？」

　　「克林納把整個工廠遷走，停止密西西比的生產，在委內瑞拉或什麼地方重新建廠，然後開始多角經營。五年前，他到喬治亞州開辦倉庫業務，儲存消費品、電子產品之類的。」

　　「這麼說來，他們不是本地人？」

　　「五年前誰也沒見過他們，我對他們也不太了解，可是我從來沒聽人家說過他們不好。克林納也許是條硬漢，甚至有點冷酷，但他是個不錯的人。我想只要你不是一條魚，你就不用提防他。」

　　「為什麼他的妻子看起來那麼害怕？」我說。

　　蘿絲珂扮了個鬼臉。

　　「她並不是害怕。」她說，「她病了，也許她是因為擔心自己的病才顯得害怕。她快要死了，你看得出來嗎？那不是克林納不好。」

　　女侍端來食物，我們埋頭吃了起來。

　　「你一點也不知道Pluribus的意思？」蘿絲珂突然問道，「你從來沒聽說有件叫Pluribus的東西？小時候沒學過嗎？」

　　我使勁想，但就是想不起來。我搖了搖頭。

　　「是拉丁文嗎？」她問。

　　「我猜是美國國訓的一部分，E Pluribus Unum，意思是『合眾為一』，即在許多州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

　　「那麼Pluribus就是『許多』的意思了？喬懂拉丁語嗎？」

　　「我不知道。」我聳了聳肩，「他很聰明，很可能懂得一些，我不敢確定。」

　　「好吧。」她又問，「你認為喬到這裡來還有別的原因嗎？」

　　「也許是錢的問題，」我說，「就我所知，喬在財政部上班，而哈柏在銀行工作，他們之間唯一的共同點就是金錢。也許我們能從華盛頓方面得到訊息，要不然就得從頭查起。」

　　「你需要什麼協助嗎？」

　　「我想要那份從佛羅里達發來的逮捕令。」

　　「逮捕薛曼．史托勒的？」她問道，「那是兩年前的東西了。」

　　「我得開始著手做點調查呀。」我說。

　　「好的，我幫你打電話到佛羅里達問一問。還有什麼嗎？」

　　「我需要一把槍。這事非同小可，對嗎？所以我需要一件武器，但我又不能到店裡去買，因為我沒有身分證、沒有住址。」

　　「好，我幫你弄一把。」

　　「我沒有允許攜帶武器的證件，因此妳得私下行事，好嗎？」

　　「那不成問題，」她點了點頭，「我會給你一把誰也不知道的槍。」

　　餐後，我們把車駛進警察局停車場，在車裡熱吻良久之後才進入局裡。芬利正繞過接待桌往外走，與我們撞了個滿懷。

　　「又得去停屍間了，」他說，「你們倆跟我一道去，好嗎？我們有許多事需要談一談。」

　　因此我們又鑽進蘿絲珂的雪佛蘭。

　　「財政部打來了電話，」芬利說，「和我談了二十分鐘──也許有半個小時。」

　　「他們說了些什麼？」我問他。

　　「他們花了半個小時，卻什麼也沒說。」

　　「什麼也沒說？」我問道，「那到底是什麼意思？」

　　「他們什麼也不告訴我，」他回答道，「說要有蒂爾的親自授權才能對我說明。」

　　「他們確定喬在那裡服務，對嗎？」我說。

　　「當然，他們就只告訴我這一點。十年前，他從軍事情報單位調到財政部，是他們特別物色了他。」

　　「為什麼？」

　　「他們不願意告訴我。」芬利聳了聳肩，「在一年前，他開始接辦一個新案子，但那是完全保密的。他在那裡似乎是個重要人物，瑞契爾，你應一該聽聽他們說起他時的那種崇敬口吻，好像他是上帝一樣。」

　　我沉默了一會兒──我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哥哥，一點也不了解。

　　「就這些？」我說，「這就是你獲悉的全部情況？」

　　「當然不是。我堅持問下去，直到最後，他們才讓一個叫茉莉．貝絲．戈登的女人來跟我說話。你有沒有聽過這個名字？」

　　「沒有，我應該要知道這個名字嗎？」

　　「聽起來她與喬很親近，」芬利說，「他們似乎正共同在進行一件事。知道喬遇害的事，她很傷心，不停地哭泣。」

　　「那她對你說了些什麼？」我問他。

　　「什麼也沒說，在沒有得到授權之前，她什麼也不會說。可是她答應盡可能將實情告訴你，因為你是喬的弟弟，她可以破例告訴你。」

　　「這就好。我什麼時候可以跟她通話呢？」

　　「你最好在下午一點左右打電話給她，」他說，「那是午間休息時間，她辦公室裡沒有旁人。」

　　「好的。」我又說，「她還說了什麼嗎？」

　　「她露了一點口風：喬安排了一次會報，時間是下星期一上午。」

　　「星期一？」

　　「沒錯，」他說，「看來哈柏是對的──在星期天或星期天之前要出事。所以不管喬做的是什麼，是成功，還是失敗，在星期一之前似乎就會有答案了。可是她並沒有再細說，她對我說那些話已經違反紀律了。聽她的口氣，好像有人在監聽。去打電話給她吧，但是不要寄予過高的希望，瑞契爾，也許她什麼也不知道。」

　　「好吧，我們只好靠自己了，至少目前是如此。看來我們又需要彼卡的協助了。」

　　「他會盡力的，」芬利點了點頭，「昨晚他打電話告訴我，哈柏太太和孩子們都很安全。目前他在靜觀其變，一旦我們需要他，他就會來幫助我們。」

　　「我們應該請他開始調查喬的事情了。」我說，「喬一定用過車；他很可能從華盛頓飛抵亞特蘭大，住進一家旅館，然後再租輛車，對嗎？我們應該去追查那輛車。如果他曾在星期四夜晚開車來到這裡，車子一定就被棄置在附近。找到車子之後，就可以找到他落腳的旅館，這樣我們也許能在喬住的房間裡找到一些線索，比如說文件之類的東西。」

　　「這種事彼卡辦不到，」芬利說，「聯邦調查局不能去調查一丟棄了的出租汽車；另一方面，如果沒有蒂爾核准，我們也不能自行調查。」

　　「我們必須調查，」我不以為然地說，「沒有別的辦法了。你可以向蒂爾撒個謊，說那個殺死莫里森夫婦的兇手一定是租了一輛汽車前來的，所以你必須去追查那輛車，他不會拒絕的，否則他自己的謊言就要揭穿了。」

　　「好吧，我試試，說不定可行。」

　　「喬必定另外還有些電話號碼。」我說，「你在他皮鞋裡發現的電話號碼是從電腦報表紙上撕下來的，那麼那張報表紙在什麼地方呢？我確信一定是在他住的旅館房間裡；那上面一定有許多電話號碼，哈柏的電話號碼就是從上面撕下來的。所以你先去找那輛車，然後請彼卡根據租車公司提供的線索找出那家旅館，好嗎？」

　　「好，」他答應道，「我盡力而為。」

　　我們到了停屍間，把汽車停在門口。那裡的空氣淒冷。接待我們的依然是那個醫生，仍穿著白色工作服，看起來依舊很疲憊。他示意我們坐下，把我們逐個看了一遍。

　　「有什麼新發現嗎？」芬利問他。

　　「是關於莫里森先生和莫里森太太的。」

　　醫生又把我們三人打量了一番。芬利對他點了點頭，示意他說下去。

　　「他們是受盡折磨之後才被殺死的，」醫生說，「作案的順序很清楚。莫里森太太被兩個男人一邊一個地抓住，手臂遭到使勁的扭曲，因為她的手臂上有嚴重的淤青，還有臂膀往後扭曲時造成的韌帶挫傷，而且顯然是從被抓住之後就一直受到毒打，致使全身青腫，因為血液停止流動之後，青腫就不會再擴散了，這你們是知道的。」

　　我們點點頭。我們都知道這個道理。

　　「我估計整個過程前後大約十分鐘，那時他們都已經被剝光衣服。在遭到襲擊之前，他們是穿著睡衣的，對嗎？」

　　「應該是穿著晨袍，」芬利說，「他們正在吃早餐。」

　　「對，晨袍早就被剝掉了。」醫生繼續說，「男的被釘在牆上，正確地說，是釘在地板上，鐵釘穿透腳掌。他的生殖器部位挨了重擊，陰囊被切除。驗屍結果證實他的太太被迫吞下他的睪丸──」

　　辦公室裡頓時變得像墓穴一樣寂靜。蘿絲珂目瞪口呆地望著我，過了一會兒又轉過去望著那個醫生。

　　「我在她胃裡發現那對睪丸。」

　　蘿絲珂的臉色變得煞白，我幾乎以為她要從凳子上倒下來，可是她閉上眼睛，堅持聽下去──她聽到的是昨晚我們可能遭到同樣手法殺害的情景。

　　「還有些什麼？」芬利說。

　　「那個女人被切割得很慘，」醫生說，「乳房被割掉，陰部受到重擊，喉管被切斷。男性死者的喉嚨也被切斷。那是最後的傷害，切斷喉部動脈所濺出的鮮血覆蓋了房間裡其他的血跡。」

　　辦公室久久地籠罩在一片死寂中。

　　「他們用的是什麼武器？」我打破沉默道。

　　醫生用疲憊不堪的目光望著我們。

　　「顯然是一種利器，」他勉強露出一絲笑容，「直的，也許有五吋長。」

　　「是剃刀嗎？」

　　「不是，但顯然是一種像剃刀一樣鋒利的武器，堅硬，不能折疊，而且是雙刃的。」

　　「為什麼呢？」

　　「證據顯示傷口是來回切割造成的，」那人說，並且做了個來回切割的手勢，「就像這樣。他們割掉那女人的乳房，就像切鮭魚一樣。」

　　蘿絲珂和芬利沒有作聲，而我點了點頭。

　　「另一個死者史托勒的情況怎樣？」

　　醫生把莫里森夫婦的資料推到一邊，拿起另一份資料很快地看了一下，對我望了一眼。第三份資料比前面兩份厚得多。

　　「他的名字叫史托勒嗎？」他問，「我們登記的是約翰．多伊。」

　　「我昨天上午發了一份傳真給你，」蘿絲珂說，「我們查到了他的指紋。」

　　醫生在凌亂不堪的桌子上翻撿了起來，找到一份捲起來的傳真，他看了一遍，點了點頭，把死者姓名改為薛曼．史托勒，然後對我們咧嘴微笑了一下。

　　「我從星期天就開始查驗他的屍體了，」他說，「所以相當清楚。這具屍體被老鼠啃過，但不像第一具屍體那樣血肉模糊，也比莫里森夫婦的乾淨許多。」

　　「那麼你能告訴我們什麼呢？」我說。

　　「我們討論過子彈的問題，而除了子彈之外，我們對死因沒有更多的補充了。」

　　「那麼除了死因之外，你還看出什麼？」我問他。

　　那份資料很厚，裡面不會只有中彈、逃跑和血液流盡而死的記載，醫生顯然知道更多事情。他用手指摸著那疊資料，輕輕地按了一下，好像想要試試紙張的彈性，或想用點字法把它讀出來一樣。

　　「他是一名貨車司機。」他說。

　　「是嗎？」我問。

　　「我想是的。」他的口氣聽起來很肯定。

　　芬利露出興致勃勃的樣子；他喜歡推理，推理的過程總是令他著迷。

　　「說下去。」芬利說。

　　「好的。簡單地說，我發現了一些令人信服的拫據：他從事的是需要久坐的工作，因為他的肌肉鬆弛、臀部下垂。他的手掌略顯粗糙，上面有柴油的痕跡，鞋底上也有；進行解剖後，發現他的飲食並不均衡，多為高脂昉食物，血液裡有硫化氫的氣味，這顯示他長年在路上，吸進不少從別的車排放出來的廢氣。另外，從柴油機燃料來判斷，我斷定他是個貨車司機。」

　　芬利點了點頭，我也同意醫生的判斷。史托勒沒有帶身分證、沒有可以說明他來歷的東西，除了手錶，什麼也沒有──這位醫生真行。

　　「但是他已經失業很久了。」醫生補充說。

　　「怎麼說？」芬利問。

　　「因為所有的根據都是舊的，依我看，他曾經長期開車，然後在過去九個月，甚至一年之中就很少開了。因此我認為他是個失業的貨車司機。」

　　「很好，醫生，幹得好！你幫我們把資料影印了嗎？」

　　醫生遞過一個大信封，芬利接過信封。我急於想離開那裡，不想再看見那些慘狀；蘿絲珂和芬利看出我的心思，於是我們便告別了那位醫生。

　　我們上了車。芬利打開那個大信封，抽出史托勒的資料，把它捲起來，放進口袋。

　　「這些資料暫時是我們的，」他說，「也許對我們有幫助。」

　　「我會從佛羅里達調出他被逮捕的報告，」蘿絲珂說，「從中可以知道他的住址。接下來，還要調查他所屬的工會，查詢醫療記錄、駕照等等，不過那不難。」

　　當我們駕車回到瑪格雷夫，已是午休時間。芬利從口袋裡拿出一張紙條給我，並站在辦公室門口把風，讓我進去打電話給喬的女同事。

　　芬利給我的電話號碼可接通茉莉．貝絲．戈登的專線。鈴只響了一次，她就拿起話筒。我報上自己的名字，她聽了立刻哭了起來。

　　「你的聲音跟喬的很像。」她說。

　　我沒有回答。此刻不是動感情回憶往事的時候，她不應該那樣做，因為很可能有人在監聽。她應該只說她要告訴我的話，然後就掛斷電話。

　　「請妳告訴我喬到這裡來幹什麼。」我問她。

　　「他去調查一件事，」她吸了吸鼻子，過了一會兒才說，「至於是什麼事，我就不知道了。」

　　「是什麼性質的事？他從事什麼工作？」

　　「難道你不知道？」

　　「不知道，我們之間很難保持聯繫。妳得從頭說起。」

　　電話裡許久沒有聲音。

　　「好吧，」她說，「未經批准，我不應該對你說的，然而我要說。是關於腠造的事──他在財政部調查偽偽造。」

　　「偽造？」我問，「是偽鈔嗎？」

　　「是的，他主持整個調查行動。傑克，喬是個很出色的人。」

　　「可是他為什麼要親自到喬治亞來呢？」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打算幫你查一查，我還可以把他的文件列印一份給你。我知道他電腦的密碼。」

　　我現在對茉莉，貝絲．戈登有些了解了。喬是個老手，他從事軍事情報工作多年，他的密碼非同一般，那會是一系列隨機數字、標點和大小寫字母，絕對不可能被破譯的，如果茉莉知道那個密碼，那一定是喬告訴她的，沒有別的可能性。他真的信賴她，與她十分親近──我說話的聲音也因此變得溫柔起來。

　　「茉利，那太好了，」我說，「我真的需要那些資料。」

　　「我知道，」她說，「我想明天就可以整理出來。一有結果我就打電話給你。」

　　「這裡有人印偽鈔嗎？」我問她，「最近發生的這些事與偽鈔有關？」

　　「不，他們不會在國內幹那事。那些關於戴綠色眼罩的人躲在祕密地下室裡印刷鈔票的故事，純屬虛構，這種事根本不會發生，因為喬早就制止這種事了。傑克，你哥哥是位天才，他在幾年前就訂定了特種紙張和墨水的銷售程序，如果有人製造偽鈔，不出幾天就會被抓到，那是百分之百的可靠，所以不可能有人敢在美國本土製造偽鈔。我們發現的假鈔都是從國外運進來的，那是國際性的犯罪活動。至於他為什麼到喬治亞去，我真的不知道，可是我向你保證，明天我就可以查清原因。」

　　我把警察局的電話號碼給了她，並且叮嚀她有事只能找我、蘿絲珂或芬利，不要對別人說，然後她突然掛斷電話，好像有人進辦公室發現她在打電話似的。我在那裡默默地坐了一會兒，想像著她的模樣。

　　蒂爾正和老克林納先生在接待櫃台邊交頭接耳地談著什麼，也許是在討論基金會的事吧。蘿絲珂和芬利站在囚室柵欄旁，我走過去，低聲與他倆說話。

　　「是關於製造偽鈔的事情，」我說道，「喬在財政部調查偽鈔。你們是否知道這裡有與偽鈔相關的案件？」

　　他們都聳了聳肩，並搖了搖頭。這時我聽見玻璃門響了，轉頭一看，克林納正要往外走，而蒂爾則向我們走過來。

　　「我出去一下。」我說。

　　我從蒂爾身邊擦身而過，直接朝門外走去。克林納站在黑色小貨車旁──他在等我。他微微一笑，露出一排狼牙。

　　「你失去親人，我為此感到難過──」

　　他說話聲音很輕，像受過教育的人，與他那曬黑的面容很不相稱。

　　「但你惹我的兒子不高興。」他說。

　　「是他先惹我的。」我說。

　　「他哪裡惹你了？」克林納厲聲問道。

　　「他多管閒事。」我說，然後便逕自離去。

　　我在街上找到一家服飾店，用夏莉．哈柏的錢買了褲子、襯衫和一件外套，並在店裡的更衣室裡換上新裝，把舊衣服放進本特利車的行李廂裡。

　　當我走過理髮店鬥口時，較年輕的那位理髮師剛好走出來。他把手搭在我臂膀上。「你叫什麼名字，孩子？」他問我。

　　我想了一下，告訴他也無妨。

　　「傑克，瑞契爾。」

　　「你在這個鎮上有西班牙朋友嗎？」

　　「沒有。」

　　「看來你是多了幾個新朋友了，」他說，「有兩個傢伙在到處找你。」

　　我對他望了一眼，他的目光在掃視街道。

　　「他們是些什麼人？」我問。

　　「我從前沒有見過他們，」那老人說，「小個子，穿花襯衫，開著一輛棕色的汽車。他們到處找傑克．瑞契爾。」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今天早晨，早餐之後不久。」

　　「我知道了，」我點了點頭，「多謝啦。」

　　他幫我拉開理髮店的門。

　　「進去吧，我的搭檔會幫你理，不過他今天的情緒有點不穩，人老了就會這樣。」

　　「謝啦，」我說，「回頭見。」

　　「再見，孩子。」

　　說完，他就到街上遛達去了。我走進理髮店，裡面沒有別的顧客。我對老理髮師點了點頭，然後坐到椅子上。

　　「早安，我的朋友。」他說。

　　「你還記得我？」我感到很訝異。

　　　「當然啦，你是我們的上一個顧客，之後就沒有別的顧客來過，我不會記錯。」

　　「我是你們的上一個顧客？那天是星期天，可是今天已經星期二了！生意一向這麼清淡嗎？」

　　「好幾年了，生意一直不好。」他說，「老蒂爾鎮長不肯來光顧，他不做的事，別人也不樂意做，只有警探葛瑞先生每星期來三、四次，像時鐘一樣準時，可是他上吊死啦──願他安息。他死了之後，你是出現在我們店裡的第一個白人顧客。」

　　「蒂爾為什麼不肯光顧呢？」我問他。

　　「那個人腦子有點問題，我猜他是怕用毛巾捂著臉，身邊站著一個黑人，手裡拿著一把剃刀侍候他。也許他怕會出事吧。」

　　「他會出什麼事嗎？」

　　「我看很有可能；」他笑了笑，「那個可惡的混球。」

　　「那麼你是靠幫黑人顧客理髮來維持生活的？」

　　「哦，我們不靠理髮維持生活，我們靠的是社區的錢。」

　　「是嗎？」我問，「有多少？」

　　「一千美元。」

　　「是誰提供這筆錢的？」

　　他開始幫我剃鬆子。像一般老人一樣，他的手不停地抖著。

　　「克林納基金會。」他低聲說，「那是社區建設計劃的基金，所有做生意的人都能得到一筆資助，已經發放五年了。」

　　「這樣很好呀，」我點了點頭，「可是每年一千美元也養不活你們吧？你們還是要有顧客來理髮才行，不是嗎？」

　　「老兄，我本來是不該告訴你的，」他對我耳語道，「可是因為你是我姐姐的朋友，所以我要告訴你一個大祕密！」

　　他老糊塗了，我根本就不認識他姐姐，是他自己告訴我他有一個姐姐的。

　　「不是每年一千美元，」他湊近我的耳朵輕聲說道，「而是每星期一千美元。」說完，他發出咯咯的笑聲。

　　我付了錢，走出理髮店，心想那老頭瘋了。

第十七章

　　瑪格雷夫到亞特蘭大的距離將近五十哩，車程約一個小時，高速公路直通市區。我朝市內最高的建築羣駛去，然後下車步行到一個街角，向警察詢問商業區的位置。按照他的指點，我又走了半哩，便看到一座座銀行出現在眼前。日出國際銀行是單獨一棟大樓，透明的塔形結構，前面的廣場上有個噴泉，入口處是由巨石砌成的，大廳裡有地毯和皮沙發，接待員坐在櫃台後面，看起來像一家肅靜的大飯店。

　　我向接待員詢問哈柏的辦公室在幾樓，她翻了翻號碼本，撥了號碼，低聲說了幾句話，然後捂住話筒，抬頭問我：

　　「你與哈柏先生是什麼關係？」

　　「朋友。」

　　她舉起話筒，又說了幾句，然後指點我搭乘電梯到十七樓。電梯口有位男士和我握了握手，引我進入一間小接待室。他作了自我介紹，是位經理級的人物。我們坐了下來。

　　「有什麼事需要我效勞嗎？」

　　「我是來找哈柏先生的。」

　　「可以告訴我你為什麼要找他嗎？」

　　「他是我的老朋友，」我說，「我記得他曾對我說起他在這裡工作，今天我路過這裡，想順道來看看他。」

　　「問題是哈柏先生已經不在這裡上班了，」他說，「大約一年半以前，我們不得不請他離開這裡。」

　　我茫然地點了點頭，望著那個人──我要等待，也許一陣沉默之後他又會開口說話。如果我單刀直入地問他問題，他會像律師一樣守口如瓶；然而我看得出來他是個愛閒聊的人，因此我默默地坐在那裡等著。果然那人開始向我說明原委。

　　「並不是因為他有什麼過錯，」他說，「他很出色，可是我們不再經營那項業務了，這是決策的問題。對有關人員來說的確很不幸，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我又點了點頭，好像我真的能夠理解他們的苦衷一樣。

　　「我很久沒有與他聯絡了，」我說，「所以這件事我一點都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他在這裡做什麼工作。」

　　我對他微笑，竭力裝出一副友善和無知的樣子，這樣準能使一個愛嘮叨的人開口說話。這種事我已經幹過幾十次了。

　　「他處理的是零星的業務，」那人說，「但現在這項業務已經被刪掉了。」

　　我用疑惑的目光注視著他，「何謂零星業務？」

　　「就是銀行裡的櫃台業務，」他說，「包括現金存提、支兌現、貸款，以及其他個人客戶的業務。」

　　「你們把那項業務刪掉了？為什麼？」

　　「管理費用太大，盈利太小，因此只好放棄了。」

　　「所以哈柏也被放棄了？」我問他。

　　「哈柏先生是我們的貨幣經理，」他點了點頭，「他表現得很好。」

　　「那麼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到底是什麼？」

　　那人不知該怎樣解釋才好，幾次欲言又止。

　　「你知道何謂現金嗎？」他問。

　　「我手邊有些現金，」我說，「可是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明白現金的確切涵義。」

　　他要我跟他到窗口去。我們望著底下過往的人羣，他指著某個穿西裝的男子說：

　　「你看那位先生，我們不妨猜測一下：他可能住在市郊，也許有棟別墅，兩棟貸款買下的房屋，兩部汽車，六、七種共同基金，養老金保障，值錢的股票，以及好幾張信用卡等等，加起來大約有五十萬美元的資產，這樣的估計不會太離譜吧？」

　　「差不多。」我說。

　　「可是他手上有多少現金呢？」

　　「我不知道。」

　　「在他那也許價值一百五十元的皮夾裡大概只有五十元的現金。」

　　我望著他，不明白他究竟想表達什麼。那人改變了態度，對我非常有耐心。

　　「美國的經濟龐大，」他說，「淨資產和淨負債的數字可能達幾兆，但這些巨額款項幾乎沒有一項是用現金來表示的。就拿那位先生來說，他有淨資產五十萬美元，但其中只有五十元是現金，其餘的都是紙上或電腦裡的數字。眼前的事實就是：市面上並沒有多少現金在流動──整個美國只有一千三百億的現金。」

　　我又對他聳了聳肩。「這個數字聽起來也夠嚇人的。」

　　他以嚴肅的目光望了我一眼。

　　「可是我們美國有多少人呢？」他提醒我，「幾乎有三億人，也就是說每人只有將近四百五十元的現金。這就是銀行零星業務每天要處理的問題──支付四百五十元的現金對一家銀行來說是筆小錢，可是如果每個人都來要求領出四百五十元，那整個國家的銀行一下子就沒有現金了。」

　　他停下來，對我望了望。

　　「哦，」我點了點頭，「我懂了。」

　　「而且大多數的現金都不在銀行裡，」他繼續說，「而是在拉斯維加斯的賭場和賽馬場上，也就是集中在我們所謂的現金密集經濟領域內。貨幣經理的工作就是要能盡可能地把現金控制在手裡；哈柏先生是位非常精明能幹的貨幣經理，他知道到哪裡找現金，他的嗅覺很靈敏──這很不容易。這是使零星業務部門成了花費非常大的部門的因素之一，我們盡力維持了一段時間，然而最後仍不得不停止這項業務，請哈柏先生離職。對此我們真的是深感遺憾。」

　　「你知道他目前在哪裡工作嗎？」我問。

　　他搖了搖頭，「不知道。」

　　「想必他在別處找到工作了，對嗎？」我說。

　　「從這一行的角度來說，他已經消失了，」他說，「他不會在銀行界工作，這點我可以確定，因為他的銀行機構成員證書馬上就要到期了，可是他一直沒有來要求我們推薦他繼續在銀行界服務。如果他在別家銀行工作，我會知道的，這一點我可以向你保證。想必他在幹別的事情。」

　　哈柏的去向不明，而我與這個人的談話也該結束了，他的肢體語言表達了這個意思──他向前俯身，好像想要站起來，繼續去忙他的事。我站起來跟他握手，感謝他百忙中抽空接待我，然後離開銀行，走到灰濛濛的街道上。

　　我的估計完全錯了。我一直把哈柏當作銀行家，他也許曾被迫參與了不法的活動，被人利用了，可是他不是主犯──然而事實上，最近這一年半裡，他不是個銀行家，而是個把時間全投入犯罪勾當的罪犯；他是一樁陰謀裡的核心成員，而不是外圍成員。

　　我直接回到瑪格雷夫警察局，停好車之後，就去找蘿絲珂。蒂爾在大廳裡閒晃，因此接待警官只能向我眨了眨眼，示意我去檔案室。蘿絲珂在裡面，看起來很疲倦。

　　「嗨，瑞契爾，」她微笑著說，「你來幫忙啦？」

　　「有什麼新消息？」我說。

　　「有幾件事。蒂爾十分鐘後要去參加基金會的董事會會議；他離開後我要接收一份從佛羅里達傳來的傳真，我們還會接到州警局調查遭丟棄汽車的答覆。」

　　「妳答應給我的槍呢？」我問她。

　　「在我抽屜的紙盒裡，等蒂爾走了再說。還有，你不要在這裡打開，好嗎？這裡沒有人知道這件事。」

　　我們離開擋案室，與芬利坐在大辦公室裡等著。十分鐘後，貝克探頭進來對我們咧嘴笑著說：

　　「蒂爾走了。」

　　我們來到大廳。蘿絲珂打開傳真機，並打電話給佛羅里達；芬利負責向州警局詢問丟棄出租汽車的調查結果；我則打電話給夏莉．哈柏，但是沒有人接電話，只有一個電子語音告訴我用戶已經關機。

　　「她把那該死的行動電話關起來了。」我說。

　　蘿絲珂聳了聳肩，向傳真機走去。我看見貝克在我們三個人身旁踱步，於是我走到蘿絲珂身邊。

　　「貝克也想參一腳嗎？」我低聲問她。

　　「好像是吧，」她說，「芬利叫他幫我們把風。我們應該吸收他參加嗎？」

　　我想了一下，搖了搖頭說，「不，這樣的事情，圈子愈小愈好，不是嗎？」

　　我坐下來，再試了試哈柏的行動電話，結果相同。

　　「見鬼！」我忍不住咒罵一聲。

　　我需要知道過去的一年半裡哈柏是怎樣生活的。夏莉可能會知道一點，比如說，他早晨幾點離家，晚上幾點回家，還有他可能留下的電話費收據、旅館帳單之類的東西；

　　也許她能提供一些有用的線索，可是她竟把行動電話關上了。

　　「瑞契爾，」蘿絲珂說，「我收到史托勒的資料了。」

　　她手裡拿著幾張傳真紙，上面有密密麻麻的文字。

　　芬利放下電話，也走到我們這邊來。

　　「州警局的人待會兒會回電給我，」他說，「他們可能可以給我們一些線索。」

　　「好極了，」我說，「也許我們的工作會有進展。」

　　回到大辦公室後，我們把史托勒的資料攤開在桌上。那是一份從佛羅里達州傑克遜維爾當地的警察局傳過來的逮捕報告。

　　薛曼．史托勒在通過傑克遜維爾和傑克遜維爾海灘之間的大橋時超速行駛，被一輛警車攔下來。那是在兩年前九月的一個夜晚，時間是十一點四十五分，他開的是一輛小貨車。當時他太衝動，對警員出言不遜，因此他們懷疑他是酒後開車，而把他逮捕了。

　　他在傑克遜維爾警局被取了指紋，拍了照片，留下一個亞特蘭大的地址。

　　他身上沒有搜出可疑的東西，警犬聞了他的汽車，警員也動手搜找，但是什麼也沒發現，車上只有二十部準備從傑克遜維爾海灘出口的新冷氣機。包裝的箱子是密封的，

　　上面有製造廠商的商標，並且有編號數字。

　　在警方宣讀米蘭達原則後，史托勒打了通電話，不到二十分鐘，一家頗有名望的律師事務所的律師佩雷斯先生就出面處理此事。十分鐘之後，史托勒就獲釋了。從他被攔下到他被律師帶走，前後才不過五十五分鐘。

　　「這就很有趣了，」芬利說，「那傢伙離家三百哩，時間又是半夜，但二十分鐘之內竟能請到律師，而且還是一家著名律師事務所的律師，這個貨車司機可真行啊。」

　　「妳能看出他的地址嗎？」我問蘿絲珂。

　　「看不清楚，」她搖了搖頭，「可是我能查出來。」

　　這時門開了，貝克探頭進來。

　　「州警局打來的電話，」他說，「他們好像找到那輛車了。」

　　芬利看了一下手錶，在蒂爾回來之前還有足夠的時間。

　　「好的，」他說，「把它接過來，貝克。」

　　芬利拿起電話，邊聽邊忙著記錄。最後他道了謝，放下電話。

　　「好啦，」他站起來說，「我們去看一看。」

　　這次由芬利開車。先是朝黃溪的方向，然後開上了一條向正東方延伸的路，朝高速公路駛去，最後在高速公路下一個看起來像是維修場的地方停了下來。那裡堆積著許多裝滿柏油和焦油的桶子，有輛燒毀了的汽車，四輪朝天地躺在地上。

　　「他們是在星期五早晨發現它的。」芬利說，「星期四時還沒有看到，而且他們相當肯定。可能是喬的車。」

　　我們仔細觀察了一遍。其實也沒剩下多少可以看的東西，只要不是鋼鐵的部分，都已經燒掉了，甚至看不出汽車的廠牌。芬利根據形狀，猜想它是通用汽車公司的車子，

　　可是看不出是哪家分公司製造的。我叫芬利扶住前擋泥板，自己鑽到翻轉的車前蓋底下去查看印在上面的數字。在擦掉燒焦的泥污之後，那個數字大致還能辨認。我爬出來，對蘿絲珂複誦了一遍，讓她記下來。

　　「談談你的看法。」芬利說。

　　「可能就是這輛車。」我說，「假定喬星期四晚上在亞特蘭大機場租了車，加滿油，開到瑪格雷夫交流道附近的倉庫，事後有人把車開到這裡來丟棄，這樣大概得消耗掉兩加侖半的油，剩下的油已足夠把車點燃了。」

　　「有道理，」芬利點了點頭，「而且他們肯定是當地人。這是個丟棄車子的好地方；他們把車推過路肩，讓車輪陷在污泥裡，再從路邊推下去，接著趕緊跑下去放火燒車，最後再跳上早已在旁等候的汽車逃離現場。要幹這些事，必須事先知道有這麼一個維修場，而只有當地人才有可能知道，對嗎？」

　　我們讓那輛車的殘骸繼續躺在那裡，驅車回到警局。接待警官在等芬利。

　　「蒂爾要你到辦公室去見他。」他說。

　　芬利低聲嘟噥了一句，準備向大辦公室走去，可是我拉住他的手臂。

　　「跟他多扯一陣子，」我說，「好讓蘿絲珂有機會查核那輛車。」

　　他點點頭就走了。我俯身在蘿絲珂的辦公桌上，她正要拿起話筒時，我阻止了她。

　　「把槍給我，」我低聲說，「趁蒂爾和芬利還沒談完。」

　　她朝大辦公室看了一眼，從皮帶上取下鑰匙，打開抽屜，指了指一個紙盒。我拿出那個紙盒，看見盒蓋上寫著一個名字：葛瑞。我把它夾在腋下。

　　「謝啦，現在打電話吧。」

　　我把紙盒帶到本特利車上，這時我看見有輛棕色轎車慢悠悠地從北方駛來，車裡有兩名西班牙人。昨天我在哈柏家附近見過那輛車，也見過那兩個西班牙人。車在離警察局約七十五碼處停下，他們倆坐在車子裡，眼睛盯著警察局的停車場。他們好像在注視本特利車，而且好像已經發現了我，但仍只是坐著觀望。我也望著他們，約過了五分多鐘，我想他們是不會下車了，所以就把注意力轉到紙盒裡的東西上。

　　那是一把「沙漠之鷹」自動手槍，我以前曾用過這種槍，是以色列製造的。我把它拿起來，挺沉的，槍管有十四吋長，槍身全長有一呎半，彈匣可以裝進八發點四四口徑的子彈。這不是那種所謂的靈巧武器。點四四子彈比警察使用的左輪手槍點三八子彈約重一倍，子彈離膛速度比聲速還要快，擊中目標時力道很猛。如果選擇硬彈頭，子彈在擊中目標之後，還有可能將一百碼以外的另一個目標擊倒；如果用軟彈頭，目標會被炸開一個像罐頭般大的裂口。

　　紙盒裡的子彈都是軟彈頭，槍的狀況很好。槍柄上刻著葛瑞的名字。他是在芬利之前的警探長，二月時自殺身亡。這把槍不會是他執行警察任務的武器，沒有一個警察部門會允許用這樣的武器。

　　我裝好八發子彈，扳起擊鐵，鎖上保險，然後把槍放進手套箱裡下車。當我回到警察局門口時，我回頭看了一下，那輛棕色轎車還在那裡，那兩個人依然在觀望。

　　蘿絲珂仍坐在桌邊接聽電話，她看起來很興奮。她招了招手要我坐下。我望著大辦公室那扇門──但願蒂爾不要在她打電話時出來。

　　她剛掛上電話，蒂爾就出來了。他滿臉通紅，踩著重重的步伐在大廳裡走來走去，

　　拐杖把地板敲得咚咚響。芬利從辦公室探出頭來招呼我進去，我對蘿絲珂聳了聳肩，然後走了進去。

　　「怎麼回事？」我問。

　　「他很緊張，」他說，「他問我們剛才去看什麼汽車，我說沒有這回事。我只告訴貝克我們不會走遠，可能是貝克聽錯了。」

　　「小心點，芬利，」我說，「他們動輒殺人。這是個大陰謀。」

　　「這整件事讓我非常緊張，」他聳了聳肩，「我得開個玩笑放鬆一下。」

　　他能在波士頓二十年沒有出事，想必這次也能安然無恙。

　　「彼卡那邊的情況如何？」我問，「你有他的消息嗎？」

　　「沒有，他應該已做好一切準備。」

　　「他會不會派人監視？」我問。

　　芬利堅決地搖了搖頭。

　　「不可能，」他說，「如果沒有事先對我說，他不會採取這種行動的。你怎麼會有這樣的感覺？」

　　「外面有兩個人向這裡張望，他們約十分鐘前就來了，開著一輛普通的棕色轎車。昨天他們在哈柏家門口徘徊，今天早晨又在鎮上到處打聽我。」

　　「他們不是彼卡派來的，」芬利說，「如果他派人來，一定會告訴我。」

　　這時蘿絲珂走了進來，並立刻關緊門，彷彿擔心蒂爾會跟著她走進來似的。

　　「我打過電話給底特律了。那是一輛龐蒂克，四個月前交貨的。底特律汽車公司正在調查汽車的註冊號碼，我告訴他們，一有結果就與亞特蘭大的彼卡聯繫。出租汽車公司可能會知道那輛車是在什麼地方租出去的，這樣我們就能找出頭緒了。」

　　我覺得事情有了眉目。

　　「幹得好，蘿絲珂！我現在要離開一會兒，六點鐘見。你們兩人盡量待在一起，好嗎？要注意安全！」

　　「你要到哪裡去？」芬利問。

　　「我出去兜風。」我說。

　　我走出警察局，看見那輛棕色轎車還在那裡，那兩個人依然坐在車裡觀望。我把本特利車開出停車場，刻意從那兩人面前經過，朝北行駛，然後我從鏡子裡看見那輛車開動了，緊跟在我後面，彷彿我用一根無形的繩索牽引著它；我慢，它慢，我快，它也快。

第十八章

　　我駕車離開小鎮，那輛車仍慢悠悠地跟在後面，與我保持四十碼的距離，車裡兩個人眼睛盯著我。我急掉頭向西，往沃伯頓走，那輛車也跟了上來。

　　就這樣行駛了七、八哩。每隔半哩左右，車道兩旁就會有曲曲彎彎、崎嶇不平的小路通向田野，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小路，也許是通向一些便於農民停放收割機械的場地吧。我在找一條從車道右側延伸出去，並消失在小樹林後面的小路，那是方圓幾哩中唯一隱蔽的地方。上星期五，我在監獄的汽車上曾看見過這條小路，從阿拉巴馬回來的途中也見過它。

　　這時我看見了那叢樹林就在前面幾哩遠，像是地平線上一個隱約可見的小點。我從手套箱中拿出那把自動手槍，放在身旁的座位上。那兩個人依然跟在後面。距離樹林只有四分之一哩了，我一踩油門，急速向前駛去。眼看到了小路旁，我一轉方向盤，離開了車道，上了小路。我將車開到小樹林後面，一把抓起槍，從車裡跳出來。我故意讓駕駛座的門開著，讓他們以為我下車後鑽進了左邊的樹林。

　　可是事實上，我卻繞過車頭往右跑了十五呎，伏在一塊花生田裡。想必他們會停在本特利後面，我等待著。不一會兒，我聽到那輛棕色別克車的聲音，很快它就出現在我面前的小路上，並且果然停在本特利的後面，離我的所在位置約有二十呎。

　　他們也算聰明──比我見過的笨蛋要高明些──那名坐在乘客座的傢伙先下了車，他們認為我在樹林裡，所以他想從後面包抄；開車的傢伙則從駕駛座的那一側跳下來，正好落在我前面，端著槍、背朝著我跪在泥地裡。他藏身在別克車後向樹林裡張望，我得想個辦法讓他離開那輛車；那輛車可不能被破壞，要仍舊能開得動才好。

　　他們只注意著樹林的方向，那是有原因的：我為什麼要開車到樹林邊，結果卻躲在田野裡呢？我的招數是他們意想不到的，所以他們上了當。蹲在車旁的傢伙注視著樹林，我則注視著他的後背，手中的槍瞄準他；他的伙伴在樹林裡慢慢搜索，不久就會走出來。

　　大約五分鐘後他出現了，快速地閃到車後，在他伙伴的身邊蹲下來，他們互相聳了聳肩。這時他們猜想我可能躲在本特利車底下或者藏在冷卻器後面；剛從樹林裡出來的那個人小心地爬過去，向本特利車底探望，想看我的腳是否在那裡。他利用別克車作掩護，防備來自樹林的襲擊，卻不知道我就在他身後。

　　他一無所獲地爬回去，跪在他的伙伴身邊，然後他們倆側身彎腰走到別克的車蓋旁，慢慢地站起來，走近本特利，把裡面查看了一遍。他們沒能找到我，只好又走回來，站在小路上呆呆地望著樹林。他們的後背朝著我。

　　他們不知道接下來該做什麼。他們是城市中長大的，也許習慣於霓虹燈閃爍的街頭和建築工地，習慣在高速公路底下遊客看不見的角落裡行兇殺人，可是到了一望無垠的花生田裡，面對著一座小樹林時，他們就束手無策了。

　　我射出兩發子彈，正好擊中他們的心臟。那槍聲像手榴彈爆炸的聲音，四周的鳥兒都驚飛起來。他們飛身倒地，臉撞在小路旁的樹幹上，一臉空茫和鬆弛的表情，生命已經結束。

　　我把那把「沙漠之鷹」鎖上保險，放回本特利車裡，再走到那輛別克旁，拔出鑰匙，打開行李廂。我想我可以在裡面找到一點線索。打死那兩個人並不會讓我感到不安，但如果我能找到點什麼，我會感覺更好些，比如說：一把裝有滅音器的點二二自動手槍、四雙橡膠鞋和四套尼龍工作服，或是一把五吋長的小刀等等。然而我什麼也沒找到，裡頭只有史匹威的屍體。

　　他已經死了好幾個小時了。他的前額被左輪手槍的點三八子彈近距離射穿，我用大拇指在彈孔的周圍摸一下，又仔細看了看，發現彈藥微粒扎進皮膚，斑點抹也抹不掉，這說明是近距離射擊，六吋左右，也許是八吋。

　　他那對蛇眼睜著，身上還穿著那身油膩的制服，襯衫上留著上次被我劃開的一個裂口，露出白毛茸茸的肚皮。史匹威是個大個子，為了把他塞進行李廂，他們打斷了他的腿，也許是用鐵鍬打的。我望著他，心裡非常憤怒，因為他知道內情，然而卻不告訴我。他們還是把他幹掉了，雖然他沒有洩露祕密，但那也救不了他的命。星期天眼看著就要到了，他們心驚膽戰，所以要殺人滅口。

　　然後我跑過去搜查那兩具屍體。他們身上有皮夾和別克車租約，那輛車是在亞特蘭大機場租來的；此外還有一部行動電話。我翻了他們的皮夾，裡面有佛羅里達的汽車駕照，住址都是傑克遜維爾──還有許多錢，我全部佔為己有，反正他們再也不能花錢了。

　　我把電池從行動電話裡取下來，把行動電話機放回原位，電池放在另一個傢伙的口袋裡，然後將這兩具屍體拖到別克車旁，與史匹威的屍體一起塞進行李廂裡。接著我又撿起他們的手槍，都是點三八口徑的；一把槍裡裝滿子彈，另一把則少了一發，槍口還有火藥味。我把槍也扔進行李廂，蓋上車蓋再走回原先躲藏的地方，找到剛才用的兩個彈殼，並把它們放進口袋。

　　我鎖好別克車，將它留在原地，然後打開本特利的行李廂，拿出舊衣服，換下血跡斑斑的衣服，最後用樹枝掃去我留在地上的所有腳印。

　　我開著本特利徐徐地駛回瑪格雷夫，在途中我努力使自己冷靜下來。經過十三年的艱苦歷練，一個人對付兩個這種業餘玩槍弄棒的傢伙是輕而易舉的，可是我的心卻跳得厲害──那是因為史匹威折斷腿蜷縮在行李廂裡的死狀讓我毛骨悚然。而且我的右臂酸痛，好像有人用錘子重擊了掌心，那尖銳的疼痛感延伸到肩膀；「沙漠之鷹」的後座力很大，聲音也很響，那兩聲槍響使我的耳朵現在還一直嗡嗡地響個不停。然而整體來說，這次伏擊成績不錯：兩個混蛋跟蹤我出去，可是一去不復返。

　　我把車停在警察局停車場上離大門最遠的位置。時間已經很晚了，暮色逐漸變濃，月亮正在升起。

　　蘿絲珂坐在辦公桌邊，一看見我便站起來，和我一起離開警察局。

　　「租車公司那邊有消息嗎？」我問。

　　她搖了搖頭。「要等明天。彼卡在處理這件事，他會盡力的。」

　　「很好，」我說，「機場附近有哪些旅館？」

　　她報了一大堆旅館的名稱，聽起來與別的機場沒兩樣。然後我告訴她那兩個小流氓的下場。如果是在上星期，她會因此而把我逮捕，送進監獄，但現在她的反應不同了；

　　那四個穿著橡膠鞋闖入她家的不速之客改變了她對許多事情的看法。她只是點了點頭，臉上露出冷酷又滿意的微笑。

　　「幹得好，瑞契爾。他們是那些傢伙之中的人嗎？」

　　「妳是指昨天晚上闖進你家的那些人嗎？」我問道，「不是，他們不是當地人，不算在哈柏提到的十個人裡。他們應該只是被雇來幫忙的。」

　　「從他們身上發現什麼有用的線索了嗎？」她問。

　　「沒有，」我說，「並不是很有用的線索。」

　　我把別克車行李廂裡的發現告訴她，她聽了之後又嚇得顫抖了起來。

　　「史匹威是十人中的一個嗎？」她問。

　　「我看他也只是個幫忙的局外人，沒有人會要像他那樣的蠢蛋加入的。」

　　她點了點頭。我取出那把「沙漠之鷹」，它太長了，口袋裡放不下，所以我仍舊連子彈一起放進那個紙盒，交由蘿絲珂把它放進雪佛蘭的行李廂裡，再把那個裝著血衣的袋子拿出來，鎖好本特利。

　　「我又得打電話給茉莉了，」我說，「有些事情我不懂，需要知道一些來龍去脈。」

　　警局裡十分安靜，所以我放心地進去打電話，鈴聲才響了兩次，茉莉就來接了。

　　「方便說話嗎？」我問道。

　　她要我等一下。我聽見她站起來，關上辦公室的門。

　　「傑克，你太急了，」她說，「我要等明天才能整理好你要的東西。」

　　「我需要知道喬經辦的這樁國際性大案子，既然行動是發生在國外，為什麼這裡老是出事。」

　　她思考了一下該從哪裡說起才好。

　　「好吧，我猜想喬的判斷是──製造假鈔的行動是受國內操縱的。這個問題很難解釋清楚，不過我會努力解釋。假鈔是在國外印製的，而且大部分的假鈔都留在國外，只有少部分流到國內來，數目雖然不大，但我們要去查緝；若在國外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你知道我們國內有多少現金嗎？」

　　我想起那位銀行經理告訴我的數字，「一千三百億美元。」

　　「對，」她說，「可是國外擁有的美元數目正好是它的兩倍，也就是說，世界各地的人們共掌握了兩千六百億美元，到處都有。你知道這是為什麼嗎？」

　　「不知道。」

　　「因為美元是世界上信譽最好的貨幣，人們相信美元、需要美元。對此現象，政府自然非常高興。」

　　「自負心理得到滿足了，對嗎？」我說。

　　「那不是情緒上的問題，而是商業利益。你想想看，傑克，如果在布加勒斯特（編註：羅馬尼亞的首都）的某個人手中有張一百美元的鈔票，就表示他用了等值的資產換取了這張鈔票。也就是說我們的政府用一百美元的價值把一張用綠色和黑色墨水印成的紙片賣給了他，這是一樁好買賣！而且因為美元是人們信任的貨幣，所以那張百元大鈔可能會長期鎖在那個人的衣櫃裡，而政府也就不必把價值一百美元的資產退回去；只要美元信譽高，我們就不會有任何損失。」

　　「那麼問題在哪裡呢？」

　　「我很難解釋清楚，」茉莉說，「這完全是信譽問題。如果國外市場上假鈔泛濫，這對市場本身並無重大影響，然而一旦人們發現有假鈔流通，那就糟了。他們會恐慌，會失去對美元的信心，轉而儲存日圓或德國馬克，而急著把美元脫手，這將使政府在一夜之間就得償還相當於兩千六百億美元的海外貸款。我們不能讓那樣的事發生，傑克。」

　　「這是個大問題。」我說。

　　「沒錯，」她說，「一個隱憂。假鈔都是在國外製造，而且大部分在國外流通。製造假鈔的工廠多在外國偏僻的區域，我們無法查到，只有極少數製作精良的假鈔才可能混進國內來。」

　　「能進來多少呢？」

　　「不多，我想偶爾進來幾十億吧。」

　　「幾十億不算多？」

　　「那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從總體經濟角度來看，幾十億不算什麼。」

　　「那麼我們採取了什麼對策呢？」我問她。

　　「有兩個，」她說，「第一，喬竭盡全力去阻止此事，其中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第二，我們盡量裝作什麼也沒發生，這樣做是為了維護信譽。」

　　我點了點頭，開始明白華盛頓金融祕密的一點雛型了。

　　「很好，」我說，「所以如果我打電話問財政部，會得到什麼樣的答覆呢？」

　　「我們會否認一切，」她說，「我們會說：哪有什麼偽鈔？」

　　我走出寂靜的大廳，蘿絲珂在車上等著我。我們開車到達小樹林時，天已經黑了，朦朧的月光下，那一片灌木依稀可辨。蘿絲珂按照我的指示將車停下，我吻了她一下，下了車，與她約在旅館裡見。然後她掉轉車頭，慢慢地開走了。

　　我立刻向小樹林走去，留意不在路上留下腳印。那個放髒衣的袋子礙手礙腳的，使我不斷絆跤，好不容易才走到那輛別克旁邊。我取出鑰匙，把車發動起來，顛簸著離開小路，向東朝瑪格雷夫行駛，到了鄉村公路後，再朝北行駛了十四哩，便上了通往亞特蘭大的高速公路。我開得不快也不慢，因為我不想引起別人的注意，而這是輛普通的別克車，更不會引人矚目。

　　一個小時以後，我已開到機場的長期停車場，在自動售票處買了一張票，把車開進去。那是一個大停車場，真是再好不過了。我在場中間找到一個車位，然後提著那個袋子下車，把車上了鎖，便離開了。

　　過了一會兒，我回頭看，再也分辨不出哪輛車是我剛才停在那裡的了。世界上還有比這更理想的藏車地點嗎？機場長期停車場上的一輛汽車就像滄海一粟般，誰能找到它？

　　我走到入口處的欄杆前，遇到第一個垃圾箱就把那個袋子扔了進去，等遇到第二個垃圾箱時，我便丟掉了那張停車存證。我搭乘免費接送車到了機場大廳，找到洗手間，在裡面把別克的車鑰匙用紙巾包好，扔進了垃圾筒，然後再搭乘旅館的接送車去跟蘿絲珂相會。

　　我在旅館大廳裡找到蘿絲珂。

　　「我們的第一件事就是吃飯。」我說。

　　「應該先洗澡。」蘿絲珂說。

　　於是我們去洗澡，希望那樣能使我們的情緒好起來。抹上肥皂後，我們開始互相挑逗，然後就在蓮蓬頭下做愛，任憑水嘩嘩地打在我們身上。做完愛，我只想上牀好好躺著，但這時我們真的飢腸轆轆了，而且接下來還有事情要做。蘿絲珂穿上早晨從家裡帶出來的衣服，看起來充滿了活力。

　　我們搭乘電梯上了頂樓的餐廳，坐在臨窗的座位裡，燭光增添了幾分溫馨。一個外國人笑容可掬地幫我們端上食物，我立刻狼吞虎嚥地吃了起來。後來我們回到大廳，在櫃台上取了一份亞特蘭大市街道圖，就又上了蘿絲珂的車。

　　夜晚的空氣又濕又冷，飄散著從機場飄過來的汽油味。蘿絲珂駕車，我從旁看地圖指引，我們穿行在繁忙的車流裡，最後終於找到了我們要找的那條街及那座房子。那是一座平房，看起來還挺不錯的，整修得很好。我們按了門鈴，一個老太太把門開了一條細縫。

　　「晚安，」蘿絲珂說，「我們要找薛曼．史托勒。」

　　她應該說我們是來找他的住處的，因為我們已經知道他正躺在七十哩外的黃溪停屍間裡。

　　「請問你們是誰？」那老太太彬彬有禮地問。

　　「老太太，我們是警官。」蘿絲河說。她只說對了一半，我可不是警官。

　　老太太取下門鏈，拉開了門。

　　「你們進來吧，」她說，「他在廚房裡吃晚飯。」

　　「誰在吃晚餐？」蘿絲珂問。

　　老太太愣住了，莫名其妙地望著蘿絲珂。

　　「薛曼呀，你們不是要找他嗎？」

　　我們跟著她走進廚房，一個老頭兒坐在桌旁吃晚餐。他看見我們進去就停下來用餐巾擦著嘴巴。

　　「他們是警察，薛曼。」老太太說。

　　老頭茫然地望著我們。

　　「是否還有其他人也叫薛曼，史托勒？」我問他。

　　那老頭點了點頭，露出焦急的模樣說，「我們的兒子也叫薛曼．史托勒。」

　　「大約三十多歲？」

　　他又點了點頭。老太太走到他後面，把手擱在他的手臂上。一對憂心忡忡的父母。

　　「他現在不住在這裡。」老頭說。

　　「他出事了嗎？」老太太問。

　　「你們能把他的住址告訴我們嗎？」蘿絲珂說。

　　他們像一般老人那樣手足無措，對警察非常尊敬，我想他們心裡肯定有許多問題想問我們，可是最後只開口告訴我們薛曼的住址。

　　「他兩年前就不住在這裡了。」老頭說。

　　他感到害怕，不想因為兒子出事而受到牽連。我們點了點頭，然後退出屋外，並隨手帶上門。

　　我們回到車裡，再細看地圖，上面沒有標示出薛曼．史托勒新地址所在的街道。

　　「你對這兩個老人的印象如何？」蘿絲珂問我。

　　「妳是說薛曼，史托勒的父母？我認為他們知道自己的兒子不務正業。他們知道他在幹壞事，但很可能不知道他到底在幹什麼。」

　　「我也這樣想。」她說，「我們去找那個地方吧。」

　　蘿絲珂到加油站加了油，問了路。

　　「在反方向離這裡約五哩處，」她隨即掉轉車頭，駛離市區，「就在一個高爾夫球場旁的新蓋公寓大廈。」

　　她尋找著加油站服務員告訴她的路標，行車五哩之後，便離開了大路，慢慢地沿著一條新開的路駛去，在一塊開發商廣告牌前停下來。廣告牌後面有幾排新樓房，看起來很雅致，有陽台和車庫，夜色中還能依稀看出正在美化的環境，以及通向健身俱樂部的小路。住宅區的另一側則什麼也看不見，想必那就是高爾夫球場了。

　　蘿絲珂熄掉引擎，我們坐在車裡。我伸過手臂，把她攬過來。忙了一天，我感到疲乏，很想像這樣坐著休息一會兒、來點音樂，然而我們有事要做。我們得去找茱迪，告訴她她所愛的人已經流盡鮮血，死在高速公路底下了。

　　「你對眼前的住宅有什麼看法？」蘿絲珂問道。她精神抖擻，一點睡意也沒有。

　　「說不上來，」我回答道，「這些住宅不是用來出租的，而且看起來很貴，一個貨車司機哪能買得起？」

　　「我也很懷疑。這些房子的價格很可能與我住的地方差不多，我如果沒有補助，光靠薪水根本就付不起，而我的收入一定比一名貨車司機高。」

　　「對，所以我們可以猜測薛曼也有某種補助；要不然他怎麼可能住得起這裡？」

　　「那是肯定的。」她說，「但會是哪種補助呢？」

　　「一種靠殺人所得到的補助。」我說。

　　薛曼．史托勒的房子在住宅區的最裡面，也許是最早蓋的一批。那老頭說他兒子兩年前就搬來了，那可能是真話，因為第一批房屋蓋好至今可能已有兩年之久了。我們沿著小路，繞過花壇，來到薛曼．史托勒家的門口。

　　「我們要對她實話實說嗎？」我說。

　　「我們不能不告訴她，」蘿絲珂說，「她必須知道實情。」

　　我敲了敲門，開門的是個女人，也許有三十歲了，可是看起來卻不只這個年紀；矮個子、金髮，一臉倦容。她神情緊張地站在那裡望著我們。

　　「我們是警官，太太，」蘿絲珂說，「薛曼，史托勒住在這裡嗎？」

　　「呃，看來你們找對地方了。」那女人沉默了片刻才說。

　　「可以進去談嗎？」蘿絲珂溫和地問。

　　又是一陣沉默，大家都站著沒動。然後那女人轉身走回玄關，蘿絲珂和我對視了一眼，跟在她後面往裡走。我隨手關上了門。

　　那女人領我們走進起居室。裡面相當寬敞，有昂貴的家具、地毯和一部大電視機，沒有書籍，也沒有音響，給人一種漫不經心的感覺，彷彿有人利用二十分鐘看完郵購目錄，花個一萬美元訂購幾樣東西，等全部收到之後，就堆放在那裡不去動了。

　　「妳是史托勒太太嗎？」蘿絲珂問道，口氣依然溫和。

　　「差不多吧。」那女人說，「叫我史托勒太太不是很貼切，但也差不多了，反正沒有太大的區別。」

　　「妳叫茱迪？」我問她。

　　她若有所思地不停點頭。

　　「他死了，對嗎？」她說，這次聲音大了點。

　　「是的，他是死了，」蘿絲珂說，「很遺憾。」

　　茱迪又點了點頭，望著那凌亂的房間。一時之間誰也沒說話，我們只顧站在那裡。終於茱迪先坐下了，示意我們也坐。

　　「我們想問妳幾個問題，」蘿絲珂向那金髮女人移近了些，「可以嗎？」

　　茱迪點了點頭，看起來有些茫然。

　　「妳認識薛曼多久了？」蘿絲珂問。

　　「大約有四年了，我們是在佛羅里達相遇的，然後就一直住在這裡。」

　　「他從事什麼職業？」

　　「他是個貨車司機。他與人在這裡訂了一個大合約，好像是長期的，所以我們就搬到亞特蘭大來住了。他的父母也搬過來和我們住在一起，後來我們搬來這裡，老夫婦們就住在原先的舊房子裡。他連續三年賺了大錢，一天到晚忙得不得了，可是一年前情況變了，他幾乎無事可做，只有偶爾一、兩天的零星活。」

　　「兩處的房子都是妳的？」

　　「我什麼也沒有，房子是薛曼的，兩個房子都是他的。」

　　「這麼說來，他靠頭三年發跡了？」

　　茱迪瞧了蘿絲珂一眼。

　　「發跡？」她說，「天呀，別傻了。他是個小偷，專偷人家口袋裡的錢。」

　　「妳確定嗎？」我說。

　　茱迪的視線很快轉移到我這邊。

　　「這不需要太動腦子就能想到！他在三年裡用現金購置了兩棟有傢俱、車庫的房子，天曉得他哪來那麼多錢。這房子並不便宜，而且我們還要付錢給律師、醫生，生活開支也不小，儘管如此，他還存了不少錢。他從去年九月開始就沒有工作，但我們還能靠那些積蓄過日子。如果他能正大光明地賺到那麼多錢，那我可不就成了第一夫人了？」

　　她說完輕蔑地瞪了我們一眼。她一直是知道內情的，她也知道一旦事情敗露，他會得到什麼樣的後果。

　　「他和誰簽訂了合約？」

　　「一家叫作『島嶼冷氣』的公司，他負責運送冷氣機到佛羅里達去。他過去常常偷一些回來，現在車庫裡還有兩個舊紙箱，要去看一看嗎？」

　　她沒有等我們答覆就站起來，走出去，我和蘿絲珂跟在後面。我們從後樓梯下去，

　　走進車庫，發現裡面除了靠在牆上的兩、三個破紙箱外，什麼也沒有。紙箱看起來已經放了一、兩年了，上面標有島嶼冷氣及朝上放置的字樣，封條已經撕開，每個紙箱上都有一個手寫的編號。

　　我們走過去，仔細看了看那幾個散發出一股酸臭味的空紙箱，然後又回到樓上的起居室。茱迪從櫃子裡拿出一本相簿，她坐下來，望著薛曼的照片。

　　「他出了什麼事？」她問。

　　「他頭部中了一槍，」我撒了個謊，「當場就死了。」

　　茱迪點了點頭，好像並不覺得奇怪似的。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她又問。

　　「上星期四的夜裡。」蘿絲珂對她說，「他曾說過他星期四晚上要到哪裡去嗎？」

　　茱迪搖了搖頭，「他很少告訴我他的去向。」

　　「他是否說過他要去見一名調查員？」蘿絲珂問。

　　「他很少告訴我他的去向。」她又重複了一次。

　　「妳聽過Pluribus嗎？」我問，「他有沒有用過Pluribus這個字眼？」

　　「那是一種疾病嗎？」她臉上露出迷茫的表情，「像是肺病或什麼的？」

　　「妳聽他提過關於這個星期天的任何事嗎？」

　　「沒有，」茱迪說，「他很少說正經事。」

　　房間裡寂靜了一會兒。

　　「他認識佛羅里達的律師嗎？」蘿絲珂問她。

　　「佛羅里達的律師？他為什麼要認識律師？」

　　「他在傑克遜維爾被逮捕過，那是兩年前的事，因為他違反交通規則，當時有一名律師出面幫助他獲釋。」

　　茱迪搖了搖頭，好像兩年前已經是遙遠的過去了。

　　「律師到處都有，那又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

　　「那個律師不同尋常，」蘿絲珂說，「他屬於一個著名的律師事務所。妳能告訴我們薛曼為什麼能得到他的幫助嗎？」

　　「也許是他的老板找那位律師的──」茱迪又聳聳肩，「就是那家冷氣公司──他們還替我們辦了醫療保險，在我需要看病時，薛曼都會讓我找最好的醫生。」

　　我們都沒有更多的話要說了，就只是默默地坐在那裡。

　　「要看看他的照片嗎？」茱迪問道。

　　我站到她的後面去看照片。薛曼有著黃褐色的頭髮，尖形臉，小小的個子，在那張照片裡，他站在一輛黃色貨車旁邊，斜眼對著鏡頭微笑。

　　「那就是他駕駛的貨車。」茱迪說。

　　我沒去看那輛貨車，反而注視著照片背景上的一個人；那人沒有朝鐃頭看，他的身體側轉過去了，然而我還是認得出來──他是保羅．哈柏。

　　我招手要蘿絲珂也過來看。她來到我身旁，彎腰細看那張照片，她也認出哈柏了，臉上露出驚訝的表情，接著她又俯得更近、更仔細地看了一下，這次她顯得更驚訝了，因為她還發現了別的東西。

　　「這張照片是什麼時候拍的？」她問。

　　茱迪聳了聳肩，「我想是去年夏天吧。」

　　蘿絲珂又指著哈柏那模糊的影像問：「薛曼說過這人是誰嗎？」

　　「是公司的新老板，他到任後六個月就把薛曼炒魷魚了。」

　　「島嶼冷氣公司的新老板？他為什麼要薛曼走路呢？」

　　「薛曼只說他們不再需要他了，」茱迪回答道，「他從來不多說這類事情。」

　　「照片上拍的就是公司的所在地嗎？」蘿絲珂問道。

　　「我想是吧，」她不太肯定地點了點頭，「薛曼很少談這些。」

　　「我們需要這張照片，」蘿絲珂對她說，「以後再還給妳。」

　　茱迪把照片從塑膠套裡取出來，遞給蘿絲珂。

　　「妳留著，我不要了。」

　　蘿絲珂接過那張照片，把它放進外套口袋。

　　「這就是愛管閒事的下場。」茱迪說，「我早就告訴過他，遲早人家會找他算帳的。」

　　「我們會和妳保持聯繫的，」蘿絲珂同情地點了點頭，對茱迪說，「妳知道，還要安排葬禮什麼的，我們可能需要一份聲明。」

　　「別麻煩了，」她說，「我不會出席他的葬禮。我不是他的妻子，因此也不是他的未亡人，我要把他徹底忘掉。他自始至終都是個惹麻煩的傢伙。」

　　我們慢慢地走出薛曼家，手拉著手走近汽車。

　　我問她：「妳在照片裡發現什麼？」

　　她突然加快步伐。

　　「等一下到車上再告訴你。」她說。

第十九章

　　我們鑽進雪佛蘭，打開車頂燈，蘿絲珂把那張照片湊近燈下，仔細看了一會兒，把它遞給我。

　　「你看看左邊的角落。」她說。

　　薛曼、哈柏兩人和那輛黃色貨車就幾乎佔滿了整張照片，在左邊接近底線處露出一小塊非常模糊的黑點，然而我能看出那是座鐵皮建築的一側，銀白色的，後面還有一棵高大的樹，正面有一道可以向上捲起的門，門框是紅色的。那看起來像是一座庫房。

　　「那是克林納的倉庫，」蘿絲珂說，「就是鄉村公路底的那座。」

　　「妳確定嗎？」我問。

　　「我認得那棵樹。」

　　照片中那棵樹清晰可辨，一半已經枯萎了，也許是被閃電擊中的。

　　「是克林納的倉庫。」她又強調了一遍。

　　她將照片收好，用車上的電話打電話給亞特蘭大的車輛管理局，報了史托勒的車牌號碼。等了很久，耳機裡才響起對方的回覆。她聽了一會兒，放下電話。

　　「那輛車是以克林納工業集團的名義登記的，登記冊上的地址是佛羅里達，傑克遜維爾市，扎卡羅斯．佩雷斯的律師事務所。」

　　我們會意地點了點頭。兩年前，就是這名律師在五十五分鐘之內使薛曼，史托勒獲釋。

　　「這就對了，」她說，「哈柏、史托勒、喬的調查活動，把這一切綜合起來看，他們是在克林納的倉庫裡製造假鈔的，對嗎？」

　　「不對，」我搖了搖頭，「他們不會在美國境內印製假鈔，茉莉對我說過，喬扼止了在國內印假鈔的可能性。而且喬是一年前開始調查這件案子的，而那正是哈柏解雇史托勒的時候。」

　　蘿絲珂聳了聳肩，算是同意我的分析。

　　「那麼現在我們需要茉莉的幫助嘍──我們需要喬的文件。」

　　「或者說我們需要彼卡的幫助，」我說，「我們如果能找到喬住過的旅館房間，也許能取得文件。這就要看彼卡和茉莉誰先打電話給我們。」

　　在開車回機場旅館的途中，我癱坐在蘿絲珂身邊，感覺到她的情緒愈來愈緊張。

　　「你帶著那把槍嗎，瑞契爾？」她問。

　　「在行李廂裡，」我說，「是妳自己放進去的，妳忘記啦？」

　　「把它帶在身邊好嗎？我覺得那樣比較好。」

　　黑暗中我睡意朦朧地笑了笑，打了個呵欠。

　　「我也覺得那樣穩妥些，」我說，「那可是一把好槍。」

　　等蘿絲珂把車開進旅館停車場後，我打開行李廂，拿出那個裝槍的盒子。我們穿過大廳，上了電梯。到了房間裡，我們各自把槍放在牀邊的地毯上，以防萬一。我們還移過一張椅子頂住門，蘿絲珂覺得那樣會更安全。

　　我很早就醒過來，躺在牀上，想起了喬──今天是星期三早晨，他已經死了五天了。蘿絲珂正在做健身操，她已經洗過澡，只穿了件襯衫，還沒穿上長褲，每次一伸腰就把襯衫提上去，露出個豐臀。我突然不再去想喬的事了。

　　「蘿絲珂？」

　　「怎麼啦？」

　　「妳的臀部是世界上最優美的。」我說。

　　她咯咯地笑了起來。我再也按捺不住了，便跳過去把她抱回牀上。她簡直使我發瘋，那咯咯的笑聲充滿魅力；這時如果房屋倒塌下來，我也不管了。做完愛後我們癱在牀上，過了一會兒，蘿絲珂又去沖了個澡，然後穿上衣服。這次她把該穿的都穿上了，好像在向我表示不再誘惑我了。

　　「你那句話是當真的嗎？」

　　「哪一句？」我笑著問。

　　「你明知故問，」她笑道，「你說我的屁股可愛。」

　　「我沒有說妳的屁股可愛，我是說：妳的臀部是世界上最優美的。」

　　「你真的這麼認為嗎？」

　　「當然啦，千萬不要低估妳臀部的魅力哦！」

　　我拉開窗簾，一個金燦燦的早晨，蔚藍的天空，陽光普照，萬里無雲，機場和稍遠處的城市歷歷在目，陽光灑在汽車頂上，像米色天鵝絨上晶瑩的珍珠。多麼美麗的早晨！可是對喬來說，這是他死後的第六個早晨。

　　蘿絲珂打電話給芬利，把哈柏和史托勒站在克林納倉庫一則拍照的事告訴他。她還留了旅館的房間號碼給芬利，請他在接到茉莉或是彼卡的查詢結果時，打電話給我們。我認為我們應該待在亞特蘭大，以便如果是彼卡先回電話，我們可以就近追查喬在亞特蘭大住過的旅館，所以我們沒有必要趕回瑪格雷夫。

　　我們在房間裡吃了早餐，然後我躺在牀上，愈想愈不安：我開始覺得留在亞特蘭大是個錯誤，我們好像無所事事似的。我看得出來蘿絲珂也有同樣的感覺；她把史托勒的照片立在牀頭櫃上，出神地望著。我們在房間裡踱來踱去，等待著消息。我不經意地拿起「沙漠之鷹」，掂了掂它的分量，又用手指撫摸著槍柄上的名字，開始對那個買下這把笨重自動手槍的人感到好奇。

　　「葛瑞是個怎樣的人？」我問。

　　「葛瑞？他是個很細心的人，你去看看葛瑞的文件，就會明白了。局裡保留著二十五年來他經手過的文件資料，內容非常嚴密而豐富。他是名好警探。」

　　「他為什麼要自殺呢？」

　　「我不知道，」她說，「我也一直無法理解。」

　　「他死前是不是很消沉？」

　　「不是很消沉──我是說他總是一副鬱鬱寡歡的樣子，但那是因為他是一名好警探，卻在瑪格雷夫白白地浪費才華。他當時看起來跟其他日子沒什麼不一樣，我完全沒想到他會自殺。我感到很難過。」

　　「你們的交情很好嗎？」

　　「是的，我們很談得來。」她說，「你要知道，他是個鬱鬱寡歡的人，不會與任何人十分親密。他從不喝酒，很沉靜，不修邊幅，有點胖、禿頭、鬍子稀疏，是個喜歡獨處、自得其樂的人，可是他對我還算親近，我們默默地喜歡著對方。」

　　「他從來沒有透露過什麼？」我問她，「突然某一天就上吊自殺了？」

　　「怪就怪在這裡，那完全是一件令人震驚的事，我一直弄不明白。」

　　「妳為什麼把他的槍放在抽屜裡呢？」

　　「他因為自己的抽屜裡放滿了文件，所以才把槍放在一個紙盒裡交給我保管。那是一件私人武器，而且口徑太大，局裡不會同意他保留的。他把這把槍當作一個大祕密。」

　　我把槍放回地毯上，這時電話鈴聲大作，打破了房間裡的沉寂，我趕緊伸手到牀頭櫃上，抓起話筒──是芬利打來的。我屏息聽著。

　　「瑞契爾嗎？」芬利問，「彼卡找到了我們需要的東西──他查出那輛車了。」

　　我舒出一口氣，對蘿絲珂點了點頭。

　　「太好了，芬利，那麼現在情況如何？」

　　「你們到他的辦公室去，」他說，「他會當面告訴你們，我不想在電話上多說。」

　　我閉上眼睛，感到身上突然增加了一股力量。

　　「謝謝你，芬利，」我說，「待會兒再跟你聯絡。」

　　「好的，注意安全，好嗎？」

　　芬利掛斷電話後，我還握著話筒微笑。

　　「我差點以為彼卡不會來電話了呢，」蘿絲珂笑著說，「但以調查局來說，十八個小時還不算太久！」

　　亞特蘭大聯邦調查局在市區一棟新蓋的政府辦公大樓裡。接待的人說彼卡探員馬上會下來接見我們，於是我們在大廳裡等著。大廳十分寬敞，而且不惜成本地裝潢過，可是仍有一般政府大樓裡的那種陰鬱氣氛。三分鐘後，彼卡從電梯裡大步走出來，那魁捂的身軀好像使大廳變得窄小了。他對我點了點頭，然後握住蘿絲珂的手說：「芬利向我誇獎過妳。」

　　他低沉的聲音在大廳裡迴盪。蘿絲珂微笑著。

　　「你們是要問芬利發現的那輛車嗎？」他說，「那是輛出租的龐蒂克，租車人是喬．瑞契爾，地點是亞特蘭大機場，租出時間是星期四晚上八點。」

　　「好極了，」我說，「能猜到喬住過哪家旅館嗎？」

　　「根本不用猜，他們有確切的地址。那是一輛預訂的車，他們把車送到旅館門口。」

　　他告訴我們一個地址，那是在離我們住的旅館一哩外的一條街上。

　　「謝謝你，彼卡，」我說，「我非常感激。」

　　「那不算什麼，我的朋友，現在得看你們的了。」

　　他跨著大步走回去了。我們向南往機場駛去，上了環形車道，加入奔馳的車流中。忽然，對面車道上有一輛全新的黑色小貨車急駛而過，我急忙回頭，看見它消失在車陣中──黑色的、全新──那也許沒什麼，可能這裡多的是這樣的貨車。

　　蘿絲珂對著旅館服務人員亮了亮警徽，那名服務人員在鍵盤上敲幾下，然後告訴我們喬住過的房間號碼是六二一，在六樓走廊的盡頭，並且有一名經理馬上會到那裡跟我們碰面。我們上了電梯，走到那間房間的門口。

　　那位經理差不多隨即就到了。他打開房門，我們進去後發現，房間已經經過清理打掃，準備接待新來的客人。

　　「他的東西呢？」我問，「都放到哪裡去了？」

　　「我們在上星期六就把他的東西清理出去了。」經理說，「那個人是星期四晚上住進來的，原定星期五上午十一點前結帳離開。我們的做法是將房間保留一天，如果客人不回來，我們就把他的行李送到樓下管理部去保管。」

　　「這麼說，這位房客的東西是在儲藏室了？」

　　「應該吧，你如果看過那堆亂七八糟的東西就知道，客人總會忘記把東西帶走。」

　　「我們可以去看一看嗎？」

　　「在地下室，從大廳旁邊的樓梯下去就能找到。」

　　經理說完就走開了。我和蘿絲珂到了地下室，看見角落裡有個玻璃隔間，便走過去輕輕敲了敲玻璃，一個坐在桌邊的女人抬起頭，蘿絲珂讓她看了警徽。

　　「有什麼需要我效勞的嗎？」那女人問道。

　　「你們星期六上午把六二一號房間裡的東西清理出來，」蘿絲珂說，「是不是收在這裡？」

　　我屏息等待著。

　　「六二一？已經有人來領走了啊。」

　　我嘆了口氣──我們來晚了。我失望得整個人都麻木了。

　　「誰來過了？」我問，「是什麼時候來的？」

　　「就是那位客人呀，今天早晨來的，九點鐘，也許九點半吧。」

　　她從架子上取下一個本子，翻開，指著其中的一行字。

　　「喬．瑞契爾，」她唸道，「他簽了名之後就取走了東西。」

　　她將本子推過來給我們看，那上面潦地簽了個名字。

　　「那個喬．瑞契爾長得什麼模樣？」我問她。

　　「是個外國人，好像是拉丁美洲人，也許是從古巴來的吧。黑黑的，小個子，瘦瘦的，笑起來很好看，我記得他很有禮貌。」

　　「妳有記下他取走了哪些東西嗎？」

　　她的手指往上移動，指出一段密密麻麻的記載：一個裝衣物的袋子、八件衣褲、盥洗用具、兩雙鞋子；最後一項是，一個公事包。

　　我們離開她，走到外頭的陽光下。看來今天並不美好。

　　我們走到車旁，肩並肩地倚坐在車頭上。我心裡在揣摩喬的做法會不會和我一樣，我想也許會，因為他也經常與精明又謹慎的人相處。

　　「蘿絲珂，」我說，「假如妳是拿走喬的東西的人，妳會怎樣處理那些東西？」

　　她正要拉開車門，聽見這個問題，便停下來想了想。

　　「我會留著那個公事包，」她說，「然後扔掉其餘的東西。」

　　「我可能也會這樣做，那麼妳會把那些東西扔到哪裡去呢？」

　　「看到合適的地方就扔掉呀。」

　　在這家旅館和鄰近的一家旅館之間有條便道，直通旅館後面，然後向環行車道延伸過去，大約有二十碼，沿路有好幾個垃圾箱。我指著其中的一個說：「如果他開車從這裡經過，會不會把那個裝衣服的袋子丟進這個垃圾箱呢？」

　　「可是他不會把公事包也扔進去吧？」蘿絲珂說。

　　「我們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公事包上。」我說，「昨天我驅車到那個小樹林裡，但沒進樹林，卻躲在花生田裡──這是個聲東擊西的策略，對我來說，這也是個習慣。也許喬也有同樣的習慣；他帶著一個公事包，但卻把重要的東西放在裝衣服的袋子裡。」

　　蘿絲珂並不相信我說的話，於是我們沿著便道走近垃圾箱去看看。垃圾箱很大，我得攀上去才能看見裡面。第一個是空的，第二個則裝得滿滿的，我找來一根木棍，在垃圾箱裡翻找了一會兒，沒有什麼發現。我跳下來，再到下一個垃圾箱去找。

　　衣物袋就在裡面！我用那根木棍把它勾過來，扔到蘿絲珂的腳下。那是一個久經使用的破袋子，提把上有一塊像信用卡那樣大的姓名牌，上面寫著：瑞契爾。

　　「好了，喬，讓我們來看看你是不是夠聰明。」

　　我在袋子的外層袋裡找到那兩雙鞋，仔細地把鞋子的襯裡一一撕開。終於在第三隻鞋子裡，我發現了一個小小的密封袋，裡面有一張折疊起來的列印紙。

　　「你聰明極了，喬！」我自言自語道，笑了起來。

第二十章

　　和蘿絲珂急忙上了車，趕回旅館去。當我們衝進房間時，電話鈴正響著。是芬利從瑪格雷夫打來的，聽起來他和我們一樣興奮。

　　「剛才茉莉．貝絲．戈登打來電話，」他說，「她把我們所需要的文件都找到了，據說那些文件的內容令人吃驚。她現在就從華盛頓飛過來，下午兩點到，我們在機場會合。她搭的是達美航空。彼卡的線索有用嗎？」

　　「他幫了大忙，」我說，「他真夠朋友。我想我找到那大半張電腦報表紙了。」

　　「『你想』你找到了？意思是你還不知道是否真的找到了？」

　　「我們剛剛才趕回來，還沒來得及看呢。」

　　「看在上帝的份上，快點看吧！」

　　「那就待會兒見啦，哈佛兄。」

　　我們在靠窗的桌子旁坐下，拉開那個小小的密封袋，取出一張紙。那張紙的右上角已經被撕掉，只留下半個標題：E Unum，下面列了一些縮寫字母，和幾個與縮寫字母相對應的電話號碼。第一組是Ｐ．Ｈ．，旁邊的電話號碼已經被撕掉了。

　　原標題應該是E Unum Pluribus。

　　「Ｐ．Ｈ．則是指保羅．哈柏，」蘿絲珂說，「他的電話號碼和剩下的半個標題在芬利手裡。」

　　我點了點頭。還有其餘四組縮寫字母和電話號碼：前兩組是Ｗ．Ｂ．和Ｋ．Ｋ．，我知道仄Ｋ．Ｋ．的電話號碼是紐約的，但Ｗ．Ｂ．的則需要查詢；第三組縮寫字母是Ｊ．Ｓ．，區號五○四代表的是紐奧良，第四組縮寫和區域號碼分別是Ｍ．Ｂ．Ｇ．和二○二。我把它指給蘿絲珂看。

　　「這是茉莉．貝絲．戈登，」她說，「地址是華盛頓特區。」

　　我也這麼認為，但那不是我打給她時所用的號碼，也許是她家裡的電話號碼。破紙上最後記載的是兩行字：史托勒家的車庫和葛瑞的克林納檔案。我望著那寫得工工整整的字體，喬一貫書寫整潔的學究作風躍然紙上。

　　我們知道哈柏，想必他已經死了；我們知道茉莉，她下午兩點鐘就要到這裡來。我們也看過薛曼，史托勒的車庫，那裡只有兩個空的紙箱。剩下來的就是那劃了底線的標題、三組縮寫字母和電話號碼，以及「葛瑞的克林納檔案」這幾個字。現在時間還早，我們不能在此坐等茉莉，而應該立刻有所行動。

　　「首先我們來想想那個標題，」我說，「E Unum Pluribus。」

　　「那是美國的國訓，對嗎？」她說，「是拉丁文？」

　　「不對，這跟國訓的意義是相反的（編註：美國國訓『合眾為一』的原文是E Pluribus Unum）。這個意思好像不是合眾為一，而是它的反義。」

　　「喬寫錯了嗎？」

　　「我看不太可能，」我搖了搖頭，「喬不會犯這種錯誤，它必然有某種涵義。」

　　「我不覺得這有什麼特殊的涵義。」蘿絲珂說，「還有呢？」

　　「葛瑞的克林納檔案──葛瑞有一份關於克林納的檔案嗎？」

　　「可能有，即使只是有人在人行道上吐痰，葛瑞也會記錄下來的。」

　　我點了點頭，隨即撥了芬利的電話號碼，貝克說他剛離開。接著我按照喬那張列印紙上的號碼，打電話給那幾個人。Ｗ．Ｂ．是新澤西的電話號碼，普林斯頓大學現代史系；我幾乎是立刻掛斷電話，因為線路不通。Ｋ．Ｋ．是紐約市的電話號碼，哥倫比亞大學現代史系；我又立刻掛斷。然後我又試著聯絡紐奧良的Ｊ．Ｓ．；鈴聲才響了一下，一個忙碌的聲音立刻接起電話：「警探組十五分隊。」

　　「警探組？」我說，「你們是紐奧良警察局嗎？」

　　「十五分隊，」那人又說了一遍，「有什麼事要幫忙嗎？」

　　「你們那裡有個姓名縮寫字母是Ｊ．Ｓ．的人嗎？」

　　「Ｊ．Ｓ．？這裡有三個Ｊ．Ｓ．，你要找的是哪一個？」

　　「我不知道。你知道喬．瑞契爾嗎？」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在玩猜謎語嗎？」

　　「請你幫我問一問每個Ｊ．Ｓ．是不是認識喬．瑞契爾，我稍後再打過來。你能幫忙嗎？」

　　紐奧良警局警探組十五分隊的那個人嘟噥了一聲，掛斷電話。我對蘿絲珂聳了聳肩，放下話筒。

　　「等茉莉來再說嗎？」她問。

　　我點了點頭。想到要與茉莉見面，我有點緊張，好像要見一個鬼魂似的。

　　我們坐在靠窗的桌旁等待著。我們把那張撕了一角的列印紙看了又看，藉以消磨時間。我望著那標題E Unum Pluribus，化整為零。這正是喬．瑞契爾的特點──以寥寥幾個字蘊含重要的意義，這一行看來荒謬的文字想必把一切意思都概括了。

　　「我們走吧。」蘿絲珂提議道。

　　時間還早，可是我們心裡著急，於是，我們上了蘿絲珂那輛雪佛蘭，開始繞行到機場的到站大廈去。這很費事，因為航空旅館的道路設計就是便於讓旅客從到站大廈出來，或是到離站大廈去，誰會想到有人像我們這樣反方向繞著走？

　　「我們不知道茉莉長什麼模樣呀。」蘿絲珂說。

　　「可是她知道我的模樣，」我說，「我與我哥哥很相像。」

　　機場很大，它比我到過的某些城鎮還大，我們好像開了好幾哩才到了要找的到站大廈，可是又錯過了一條車道，所以又得回過頭來。然後我們停在欄杆前買票，把車慢慢地開進停車場。

　　「往左。」我說。

　　我探頭出去找空車位，突然看見一個模糊的黑影從我右邊一閃而過。

　　「向右，向右。」我大叫。

　　我心想，那一掠而過的應該是一輛全新黑色小貨車的尾部。我們急忙右轉，看見前面那輛車尾部閃爍著紅燈──沒錯，那是一輛黑色小貨車，可是它轉眼間就消失了。蘿絲珂把車猛地向前開去，來了個急轉彎；旁邊的那條車道是空的，陽光下靜靜地停著一排排汽車，再過去也是如此，沒有一點動靜。我們在停車場上轉了很久，就是沒再看見黑色小貨車的蹤影。

　　我們只好停了車，與芬利在另一個停車區裡會合後，就一起向大廳走去。

　　大廳裡一片繁忙景象，到處是熙熙攘攘的人羣。從航班顯示螢幕上看來，從華盛頓來的達美航空班機兩點鐘準點到達。

　　我們站在走廊上，右邊是五顏十色的廣告，左邊是一道玻璃隔牆，齊眉處刻有一道白色長條，以防止人們撞上玻璃。玻璃後面是一長排門，旅客下機後就從那邊出來。有一部分旅客到行李區去取行李，然後找到玻璃隔牆的出口，通向一條大走廊；其他是短途旅客，不帶行李，就直接走向門口。

　　玻璃隔牆上每隔三十碼就有一扇門，旅客從門口湧出來，來迎接的親友擁上前去，兩股人流匯在一起。我只顧往前擠，因為我心裡著急──那輛黑色小貨車使我不安。

　　旅客陸續從飛機上下來，快速走向行李區和門口，在隔牆的這一邊，人們也向門口擠過去，我們被推到後面，那情景就像在逆流中游泳一樣，我們只有往後退才能站穩腳跟。

　　這時，我看見一個女人，約三十五歲，穿著時髦的套裝，提著一只公事包和一個旅行箱。我心想她可能就是茉莉了，於是站在原地，等她來認我。然而她突然看見了一個離我十碼的人，向他揮了揮手，並飛遞一個吻；他急忙擠過幾扇門過去接她。

　　後來我覺得任何女人都可能是茉莉：她可能是金髮，也可能是黑髮；可能高，也可能矮，可能美麗，也可能醜陋。她們都穿著套裝，拿著不多的行李，步履沉著而疲憊，一臉倦容，也許透過玻璃隔牆尋找著自己的親友，也有些什麼人也不找。她們都被洶湧的人羣衝開。

　　人羣中有一個一手提著公事包，另一隻手推著一個紫紅色旅行箱的金髮女子，個頭不高，看起來有些興奮。她放慢腳步，向玻璃隔牆這邊的人羣中尋找著。她的視線從我這掃過，但又立刻收回來，盯住我看了一眼，露出笑容。

　　「茉莉嗎？」我透過玻璃隔牆用口形向她默示。

　　她舉起那沉重的公事包，彷彿那是一件戰利品，然後滿懷勝利的喜悅微笑著。她被洶湧人流逐漸推向出口處，我、蘿絲珂和芬莉使勁跟上她。

　　玻璃隔牆那邊，茉莉是被人流推著走，而我們這一邊是逆著人流走，因此我們之間距離很快就拉遠了。有一批大學生向我們推擠過來，他們身材壯碩，扛著笨重的行李吵吵嚷嚷的，我們三人被迫後退了五碼。而茉莉卻被衝遠了，我遙望著那頭金髮消失在人羣裡。我縱身一躍上了自動走道，但方向不對，於是又連忙抓住扶手，翻越到另一側。這次方向對了，可是走道上站滿了人，我不可能擠過去，只好爬到扶手上，企圖在上面像走鋼絲一樣往前走。結果我不能保持平衡，身體向右一傾，又落錯方向，落後了五碼。我驚慌地四下張望，看見茉莉被擁擠的人羣衝到行李房那邊去，芬利和蘿絲珂在我後面很遠的地方，而我卻還在自動走道上朝相反的方向移動。

　　我不能讓茉莉進行李房取行李。她匆匆趕到這裡來，有緊急事情相告，不可能帶沉重的行李來，她不必去行李房。我把頭一低跑了起來；由於我是朝自動走道的相反方向跑，那橡膠地板妨礙我的行動，每一步都很費時間。周圍的人憤怒地叫罵起來，但我管不了那麼多，我用雙手把他們扳開，使他們倒成一片。我衝出走道，在人羣中奪路而跑。

　　行李房裡擠滿了人。我擠進去尋找茉莉，但就是找不到。我細看每張面孔，尋遍了整個行李房，直到擁擠的人羣把我推出來。我向出口處擠過去，看見蘿絲珂抓住門框，頂住人流的衝擠。

　　「她出來了嗎？」我問。

　　「沒有，」她說，「芬利到走廊的盡頭去了，他在那裡等，我在這裡等。」

　　我們站在那裡，人們不斷從身邊走過去，眼看著整架飛機的旅客已經快要走完，只剩零星的幾個從容不迫地走出來。最後出來的是一個坐在輪椅裡的老太太，由一名航空公司的服務人員推著，他們停下來繞過躺在行李房門口的一件東西──那是一個紫紅色的旅行箱，斜躺在地上，拉柄還留在外面。我從十五呎之外就可以看到箱上金色的字母Ｍ．Ｂ．Ｇ。

　　我和蘿絲珂趕緊回到行李房。那裡只有十來個人，他們之中多數人已將行李從輸送帶上拿下來，過了一會兒，他們就都離開了。行李輸送帶空轉了一陣子，最後也停住，行李房頓時安靜下來。我和蘿絲珂站在那空寂的行李房裡，面面相覷。

　　行李房只有一道門可以進出，旋轉輸送帶出入的兩個洞口都掛著剪成條狀的黑色皮簾，旁邊有一扇庫房門，門是鎖著的，沒有門把，看不出什麼問題。

　　蘿絲珂拾起茉莉的行李箱，把它打開，裡面有一套換洗衣服和盥洗用具，還有一張鑲在銅框架裡的照片。那是喬的照片，光著頭、曬得黑黑的，險上露出詭祕的微笑。

　　行李房裡響起尖銳的聲音，然後輸送帶又開始運轉了。我們望著洞口，黑色皮簾向前鼓了起來，出現一個紫紅色的公事包，皮帶已被割斷，裡面什麼也沒有。

　　那皮帶是用鋒利的刀割斷的！

　　我跳上運轉著的輸送帶，朝相反方向跑去，像游泳選手一樣一頭鑽進那皮簾遮蓋著的洞口，來到存放貨物的隔間。那裡可以看到外面午後的陽光，裡面散發著汽油味和柴油味，周圍都是沒人領取的貨物和旅行箱，堆積在三面有牆的隔間裡，橡膠地板上一片狼藉，有各色各樣的廢標籤和條碼。我在裡面找了一個隔間又一個隔間，但就是沒看見茉莉的蹤影。

　　突然我發現了她左腳的鞋子躺在一個隔間口，我衝了進去，裡面什麼也沒有。我又到另一間去找，還是沒找到。我手扶著貨物架，大口喘氣──我得鎮靜下來──我跑到走道的盡頭，重新開始一間一間快速地找。

　　終於在倒數第三個隔間門口，我找到了她右腳的鞋子，接著在毗鄰的隔間裡發現血跡，茉利仰面倒在黑漆漆的隔間後部，身體擠在兩排疊得高高的板條箱之間。她躺在那裡，鮮血不住地流淌。她的腹部被刺穿，有人把刀插進她的身體，還殘忍地往上戳至她的肋骨。

　　可是她還有氣息，一隻蒼白的手不住地顫抖，嘴角流著血，眼睛還在轉動。我向她跑過去，扶起她的頭。她注視著我，嘴角吃力地扯動著。

　　「一定要趕在星期天之前。」她說，聲音非常微弱。

　　她在我懷裡斷了氣。

第二十一章

　　我曾在大約七所中學裡學過化學。沒有學得太多，只記得一些籠統的概念，其中一項是，只要在試管裡混合一點東西，就會讓試管爆炸。即使只是一丁點兒粉末狀的物質，也會產生極大的效果。

　　這就是我對茉莉之死的感想。我從來沒有見過她，甚至沒有聽說過有這麼一個人，然而我對她的死感到十分憤怒，甚至勝過對喬被害之事。喬是在執行公務時遇害，他知道自己有生命危險；我和喬從小就知道危險是伴隨著責任的。可是茉莉的情況不同。

　　我從化學實驗中學到的另一件事是關於壓力的知識。壓力現在正在對我發揮作用──我義憤填膺，並且感到時間一點一滴地流逝。我的腦中浮現出茉莉沿著空橋走過來的情景：她邁著大步，臉上露出勝利的喜悅，提著那裝滿著影印資料的公事包。她不應該如此冒險去影印這些東西，但為了我，為了喬，她卻冒險做了。她的形影在我心裡產生巨大的壓力，我得決定如何利用這股壓力，我得決定我自己是要在這股壓力下變成鑽石，還是粉末。

　　我們倚在蘿絲珂那輛車的車頭上，大家都震驚得說不出話來。現在時間是星期三下午近三點鐘。芬利原本要留下來參與命案調查，但我對他大叫時間緊迫，並把他從到站大廈硬拉出來。因為我知道時間不等人，以後幾分鐘的行動關係到整件行動的成敗。

　　「我們得去找出葛瑞的檔案，」我說，「退而求其次，這是最好的選擇了。」

　　芬利聳了聳肩，不再固執己見了。

　　「這是我們唯一能做的事了。」他說。

　　「我們走吧。」蘿絲珂點了點頭說。

　　蒂爾在警察局裡，背靠在接待櫃台上，手裡握著手杖。他看見我們三個人進來，便拖著腳步走到靠近檔案室的一張桌子旁坐下。

　　我們經過他身旁，走進大辦公室。我取出喬那張撕掉一小塊的報表紙，遞給坐在對面的芬利，他很快地看了看。

　　「E Unum Pluribus這個標題是什麼意思？順序倒過來了，對嗎？」

　　「應該是指『從一個衍生出許多個』，」我點了點頭，「我也不明白其中涵義。」

　　他聳了聳肩，又讀了一遍。這時有人敲門，進來的是貝克。

　　「蒂爾要走了，他現在正在停車場上與史蒂文森談話。你們需要什麼嗎？」

　　芬利把那張紙片交給貝克，「請你把它影印一份，好嗎？」

　　貝克拿著那張紙出去了。

　　「那幾組名字縮寫字母代表誰？」芬利問。

　　「我們只知道已經死掉的人，」我說，「哈柏和茉莉．貝絲。有兩個是大學裡的人，普林斯頓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最後一個是紐奧良的警探。」

　　「史托勒的車庫呢？你們去看過了嗎？」

　　「那裡什麼也沒有，只有兩個裝冷氣機的空紙箱，是去年他偷回家的。」

　　芬利嘟噥了一聲。貝克走了進來，把那張列印紙和影印的一份都遞給我，我保留原件，把影印件交給芬利。

　　「蒂爾走了。」貝克說。

　　我們立刻走出辦公室，推開檔案室的門。

　　瑪格雷夫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鎮，可是葛瑞在二十五年的警探生涯中卻積累了一房間的檔案資料。我們拉開所有的櫃門，櫃子裡藏滿文件，大概至少有一千個纖維板製成的盒子，盒脊上貼有標籤，標籤下面是塑膠扣環，需要時一拉就可以把盒子抽出來。Ｋ部在對著門的櫃子裡，中間偏左，齊眉高的位置上。

　　我們找到標籤為Kliner的那個盒子，把它帶回大辦公室，打開一看，裡面裝滿舊得發黃的紙片。

　　但那不是我們要找的。那些是一疊三吋厚的瑪格雷夫警察局的備忘錄，一些早就該丟棄的資料，還有些是歷史資料。裡頭沒有任何一項文件的標題是以Ｋ字母開頭，沒有一個字與克林納有關。我望著這疊厚厚的文件，心裡的壓力更大了。

　　「有人捷足先登了！」蘿絲珂說，「他們拿走了克林納的資料，把一些沒用的東西塞進盒子裡。」

　　芬利點了點頭，可是我不以為然。

　　「不對，如果是那樣，他們會把整個盒子拿走。是葛瑞自己幹的，他想把資料藏起來，但又不想破壞檔案室的完整性，因此他拿出資料，把這些陳舊的東西裝進盒裡，這樣就顯得一切井井有條。妳說過他是一個細心的人，對嗎？」

　　「你認為是葛瑞拿走的嗎？」蘿絲珂聳了聳肩，「有可能吧。就像他會把槍藏在我的柚屜裡一樣，他喜歡藏東西。」

　　她的話啟發了我。

　　「他什麼時候把槍交給妳收藏的？」我問她。

　　「聖誕節之後，在他死前不久。」

　　「這事情有點蹊蹺，」我說，「葛瑞是個有二十五年工作經驗的警探，資深又受人尊敬，為什麼他會把自己的私人武器當作一個祕密？他把那藏槍的盒子交給妳，一定是因為裡面有更需要收藏的東西。」

　　「他只把槍藏在裡面。」

　　「不對，我不信。那把槍只是個幌子，為的是讓妳把那個盒子鎖在抽屜裡。他不需要藏槍，如果有必要，像他那樣的警探可以擁有一枚核子彈頭來當作私人武器。一把槍不是什麼祕密，藏在盒子裡的其他東西才是大祕密。」

　　「可是盒子裡沒有別的東西呀，裡面絕對不會有文件，不是嗎？」

　　我們默默地站了片刻，然後急忙出門往蘿絲珂那輛雪佛蘭跑去。我把葛瑞那個盒子從行李廂裡拿出來，把「沙漠之鷹」遞給芬利，然後仔細檢查了裝子彈的盒子，把盒子撕開，拉開黏合的縫隙，攤開紙板，也沒發現什麼。最後我撕開蓋子，在蓋角裡面的紙板上發現一枚用膠帶固定著的鑰匙。

　　我們不知道這鑰匙是對哪把鎖的。不可能在警察局裡，也不可能在葛瑞家裡，一個謹慎的人不可能選擇那些地方。我閉上眼睛，設想葛瑞把盒蓋的一角輕輕啟開，將那枚鑰匙用膠帶固定在裡邊，再把盒子交給蘿絲珂保管，看她把盒子放進抽屜裡，鎖上，他才感到如釋重負。我把那番情景像看電影似地在腦子裡流轉了兩遍，然後找到了答案。

　　「也許在理髮店裡可以找到線索。」我說。

　　我一把抓過芬利手裡的槍，將他和蘿絲珂推進車裡，由蘿絲珂駕車向鎮上駛去。

　　「為什麼？」蘿絲珂問。

　　「他每星期會去那裡三、四次，這是老理髮師告訴我的，他是唯一到那裡理髮的白人，因此那裡是個安全的所在，可以避開蒂爾和克林納這些人。妳說過他有一臉鬍子，可是沒有頭髮，所以他到那裡去不是為了理髮，而是因為他喜歡那兩個老理髮師，請他們幫他收藏東西。」

　　蘿絲珂將車停在理髮店前的街上。我們下了車，跑進理髮店，店裡沒有顧客，兩個老理髮師閒坐在椅子上。我向他們揚了揚那枚鑰匙。

　　「我們來拿葛瑞的東西。」

　　較年輕的那位搖了搖頭說：「不能給你，我的朋友。」

　　他走過來，從我手裡接過鑰匙，把它放在蘿絲珂的掌心。

　　「現在行了，老葛瑞告訴我們，文件只能給他的朋友蘿絲珂小姐。」

　　然後他又拿著那枚鑰匙，走到洗臉台邊，彎腰打開下方的一個紫檀木抽屜，從中取出三份厚厚的文件，分別遞給我們三人，接著向他的伙伴作了個手勢，兩人就走到店裡後面去了。我們三個人就在那裡讀起來。

　　我的那一份是警方的報告，經過了複印和傳真處理，已經有些模糊不清。資料是詹姆斯．史派倫澤負責收集的，他是紐奧良警局兇殺組十五分隊的警探，八年前奉命偵查一件兇殺案，後來還調查過另外七件兇殺案，發現這八起案子皆屬同一案件。但最後他查不出什麼結果，以失敗告終。

　　然而他曾作了詳細的調查。第一個被害人是一個紡織廠廠長，參與過某個新的棉花化學處理試驗；第二名被害人是前者手下的工頭，他當時已經脫離了那項試驗，正打算自行籌資經營。

　　其餘六個人都是紐奧良環境保護局的職員，他們當時正在調查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污染問題。那裡的魚類大量死亡，究其原因是上游一家位於密西西比州的紡織廠向河裡排放苛性納、次氣酸納和氯所混合成的致命酸性物質，造成河水嚴重污染。

　　八個被害人的死法相同，都是頭部被兩發點二二子彈擊中，子彈是從滅音自動手槍射出的，乾淨俐落。史派倫澤估計這一連串的兇殺案是職業殺手所為，所以他請人幫忙四處尋訪。由於職業殺手人數不多，因此史派倫澤一一找上他們，然而他們對那些謀殺案全然不知。

　　他追查兇手的另一條途徑是傳統式的──去設想誰會從中受益。不久他就摸清楚情況了；密西西比州的那家紡織廠的廠長看來很有嫌疑，因為他遭到這八名死者的攻擊：其中兩名想與他展開商業競爭，其餘六人想逼他關門大吉。所以史派倫澤對那人進行徹底調查，歷時整整一年，他還請了聯邦調查局和國稅局對那在逃的無名殺手的每筆來歷不明的款項進行追查。

　　他們查了一年，毫無結果。然而在此過程中，史派倫澤發現了令人憎惡的事──他相信那傢伙將自己的妻子活活打死，後來又再婚。史派倫澤發了一份傳真給當地的警察局，警告他們注意那個人。而且那人的獨生子有精神病，曾被十幾個警察機構收容過。

　　然而到頭來，什麼也不能確定，紐奧良警察局不再關心此事，史派倫澤也就把調查停了下來。他早已把它忘諸腦後，直到喬治亞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警察局發了一份傳真給他，向他詢問克林納一家的事情……

　　芬利合上他那份資料，向我轉過身來。

　　「克林納基金會是假的，」他說，「它只是掩飾某種活動的幌子，葛瑞已經揭發這件事了。基金會每年開支幾百萬，可是審計結果卻沒有問題。」

　　他從文件中抽出一張紙，遞給我。那是一份資產負債表，記載著基金會的開支。

　　「你看，真令人難以相信！這就是他們花掉的錢。」

　　我看了一眼，表上列著一個龐大的數字。

　　「也許比這個數字還要多得多。」我說，「我待過世界各地，比較起來，瑪格雷夫是最乾淨、整修得最好、環境最美的地方，甚至管理得比五角大廈、白宮還要好。請你們相信我，我去過那裡。這鎮上的一切不是全新的，就是徹底整修過的，這得花許多錢呀。」

　　「可是瑪格雷夫是個奇怪的地方，」我接著又說，「它給人一種荒涼的感覺。這裡沒有生氣，幾乎沒有商業活動，就像是一潭死水，沒有人在賺錢。」

　　芬利臉上出現一副茫然的表情，完全不明白我的話。

　　「你想想看，就拿伊諾餐廳來說吧。那是一家明亮光潔的現代化餐廳，可是幾乎沒有顧客，我去過兩、三次，女侍比客人還要多。那麼伊諾餐廳是怎麼維持生意的呢？全鎮都是如此，你看過幾個顧客逛街買東西？」

　　芬利想了一下，搖了搖頭。

　　「這家理髮店也一樣。我在星期天和星期二的早上到這裡來過，老理髮師告訴我，那兩天之內除了我，沒有別的顧客，也就是說四十八個小時之內沒有顧客。」

　　我回想著那老理髮師還對我說了什麼，突然對他說的一件事有了新的看法。

　　「對了，」我說，「那個老理髮師還告訴我一件奇怪的事，真的很奇怪，害我以為是他腦子有毛病。我問他沒有顧客怎麼能謀生，他回答說他們根本不需要顧客，因為他們可以從克林納基金領到一千美元，所有的商人都能領到這筆錢。當時我想那是一筆商業補助金，每年一千美元，差不多吧？」

　　芬利點了點頭，這個數字對他來說還算合理。

　　「所以我接著說，每年一千美元挺不錯的，但還是不夠維持生活呀──我想當時我是這麼說的──你猜他說了什麼？」

　　他搖了搖頭，等我往下說。我努力思索，想確切記起老頭使用的字眼，我要看芬利會不會像我當初那樣淡然置之。

　　「他像透露一個天大的祕密似的，」我說，「悄悄地對我耳語，他說不是每年一千美元，而是每星期一千美元。」

　　「每星期一千美元？」芬利吃驚問道，「每個星期？這有可能嗎？」

　　「當時我也以為那老頭是在說瘋話，可是現在我認為他講的是真的。」

　　「每星期一千美元？」他又說了一遍，「這筆補助金太可觀了，意味著每年五萬二千美元，那可是一大筆錢呀，瑞契爾。」

　　我想了一下，指著葛瑞資產負債表上的總數說：「的確需要像那樣的數字。如果那是他們支出的總數，那這張表上也要列出這麼多錢才行。」

　　芬利把事情的前後都考慮了一遍。

　　「他們收買了整個鎮，」他說，「慢慢地，每星期一千美元，到處都打點到了。」

　　「沒錯，」我說，「克林納基金會是一隻金鵝，誰也不敢冒險把它殺掉，因此鎮民們閉口不談此事，需要他們裝聾作啞時就裝聾作啞。」

　　「說得對，這麼一來，克林納一家就能殺人而又不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對他望了一眼，「他們已經得逞了。」

　　「那麼我們應該怎樣辦？」芬利問。

　　「首先我們應該弄清楚他們在搞什麼鬼。」我說。

　　他不解地望著我，以為我瘋了。

　　「我們已經知道他們在幹什麼了，不是嗎？他們在倉庫裡印製假鈔呀。」

　　「不對，他們沒有在倉庫裡印假鈔，」我對他搖了搖頭，「印假鈔這件事不可能發生在美國境內，喬把它制止了，那只會發生在國外。」

　　「那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喬還捲進別的事裡嗎？」

　　這時坐在窗邊的蘿絲珂朝我們望過來。

　　「這一切的確與印製假鈔有關，」她說，「每個細節我都清楚了。」

　　她一手舉起葛瑞的文件，「問題的部分答案就在這裡。」

　　接著，她的另一隻手又舉起了理髮店裡的報紙說：「而其餘的答案在這裡。」

　　我和芬利都坐過去與她一起看葛瑞的文件。那是一份監視報告，是葛瑞躲在交流道底下監視倉庫三十二天的記錄，監視的結果清楚地分成三大部分。在頭十一次記載中，他注意到每天清晨有一輛貨車從南開進倉庫，而整天都有貨車朝北邊和西邊開出去，他根據車牌記下那些車的目的地，從加州向北延伸到麻州各地。這十一天裡有十一輛車開進，六十七輛車開出，也就是說，每天平均有一輛進、六輛出，都是小型貨車，一週內大約能送一噸貨物。這個部分涵蓋了第一年的情況。

　　第二部分則記載了第二年的情況──他暗中觀察了九天，總共看見五十三輛貨車開出倉庫，像第一年一樣每天平均六輛，目的地也大致相同。然而開進倉庫的貨車次數不同了；前半年情況跟平常一樣，但後半年漸增到每天有兩輛貨車進入。

　　最後十二天的監視結果又有不同。從去年秋天到今年二月，根據他的記載，每天仍然有大約六輛貨車發往各地，可是進倉庫的貨車卻一輛也沒有。從去年秋天開始，貨物就只出不進了。

　　「這說明什麼呢？」芬利問蘿絲珂。

　　她往椅背上一仰，笑了。她已經思考過這個問題。

　　「事情很明顯，他們一定是在委內瑞拉的某個地方印製假鈔，以克林納的化學工廠作為掩護。假鈔用船運進來以後，從佛羅里達運到瑪格雷夫的倉庫，再往北、往西運到洛杉磯、芝加哥這些大城市去。這是一個國際性的假鈔配送網。」

　　「是這樣嗎？」

　　「當然是，」她說，「回想一下薛曼．史托勒的案子。他當時正要開車到佛羅里達州傑克遜維爾去接船，卻在橋上超速而被警察攔下來，這就是他為什麼那樣著急的原因，也就是為什麼他能那麼快找到律師的原因，對嗎？」

　　芬利點了點頭。

　　「情況完全吻合，」她說，「請你再試想一下美國地圖。假鈔在南美印製，從海上運到佛羅里達，再從瑪格雷夫分流出去，向西可達洛杉磯，向中部可流至芝加哥，向東則可流通至紐約和波士頓，看上去就像一座枝形大燭台。佛羅里達到瑪格雷夫是主幹，其餘的則向那些大城市延伸，像是一個進口物資網，芬利。」

　　她所描述的地理情況很有道理──一條進口轉運路線從佛羅里達北上，需要亞特蘭大周圍密集的公路網，才能實施物資分流，向北、向西流到大城市裡去。我們幾乎可以肯定瑪格雷夫是個樞紐，而那個倉庫是假鈔配送中心。從地理角度看，選擇瑪格雷夫這個僻靜地點作假鈔配送中心是很明智的。而且他們需要巨額現金，雖說是假鈔，也有花完的時候，所以要不斷運來。每星期一噸，這算是大型工業生產的規模，克林納基金會之所以能揮霍無度，可以從這裡得到解釋：錢花完了，可以再印。

　　然而芬利還是不相信。

　　「那麼最後十二個月該如何解釋呢？」他說，「進口完全停止了，可是他們還照常出貨，這又說明些什麼？這是哪門子的經營方式？」

　　蘿絲珂對他的問題只是咧嘴笑了笑，舉起手中報紙。

　　「答案在這裡，」她說，「從上星期五開始，報上就刊登這方面的消息了。海岸警衛隊從去年九月開始對海上走私採取行動，克林納想必知道此事，因此他事先儲存大量假鈔。你看看葛瑞的記錄，去年九月以前的六個月裡，克林納的進貨量增加了一倍。倉庫的存貨增加了，所以他還是能向外出貨。那就是他們為什麼害怕曝光的原因──一年來他們就坐在堆積如山的假鈔上過日子。如今海岸警衛隊要停止查緝走私的行動了，這樣一來，他們又可以恢復正常的進貨出貨，這就是星期天將要發生的事。可憐的茉莉要我們在星期天之前行動，就是要我們在星期天趁最後一批假鈔運出之前進入倉庫。」

第二十二章

　　芬利信服了，臉上露出微笑。他站了起來，很有禮貌地握著蘿絲珂的手。

　　「太棒了，一個精闢的分析，我一直覺得妳非常聰明，蘿絲珂。對嗎，瑞契爾？我不是告訴過你，她是我們這裡最傑出的人才嗎？」

　　我微笑著點了點頭，蘿絲珂臉上泛起一股紅暈。芬利握著她的手微笑，可是我看得出來他還在仔細揣摩她的理論是否有不完整之處。他只發現了兩個。

　　「那麼哈柏呢？」他問，「他在這件事裡扮演什麼角色？」

　　「哈柏以前是位貨幣經理，」我說，「他被吸收進去是為了方便他們把假鈔脫手，他知道哪裡需要現金，知道假鈔可以從哪裡流進金融系統。這工作與他在銀行的工作類似，只是性質相反而已。」

　　芬利點了點頭。

　　「那麼冷氣機又是怎麼回事？」他又問，「那女人告訴你們，薛曼的工作是把冷氣機運到佛羅里達，而且傑克遜維爾警察局在搜查時，發現他的車上確實裝滿了冷氣機。這該怎麼解釋呢？」

　　「我想這是合法的商業活動，像是一個幌子，用來掩飾非法的活動。它能使貨車往返不受注意，要不然他們就得開著空車南下了。」

　　芬利點了點頭。「有道理。還可以利用賣冷氣機再賺一筆錢，對嗎？」

　　「我們得找到假鈔的樣張。」他接著又說。

　　我對他微微一笑──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我已經有了樣張。」我說，一邊伸手到口袋取出一疊厚厚的百元大鈔，然後上下各抽出一張遞給芬利。

　　「這是假鈔嗎？」他問。

　　「應該是，夏莉，哈柏給我一疊百元鈔票花用，這些錢很可能是哈柏給她的。星期二我還從那兩個來找我的傢伙身上拿了一疊錢。」

　　「你的意思是說這些錢是假的，」他說，「可是為什麼呢？」

　　「你想想，克林納為什麼要用真錢呢？我敢肯定他付給哈柏的錢是假的，付給那兩個傢伙的錢也是假的。」

　　芬利拿著那兩張百元紙鈔，走到窗前明亮的光線下看，我和蘿絲珂也擠了過去。

　　「你確定嗎？」蘿絲珂說，「我看是真的呢。」

　　「它們一定是假的。印假鈔的人最喜歡印製面額百元的鈔票，因為面額再大一點的難以魚目混珠，太小的又不值得去偽造。還有，既然他們有假鈔，為什麼要用真的？」

　　我們仔細看了看那兩張鈔票，又用鼻子嗅了嗅，並把它們夾在手指間磨擦了一會兒。芬利還從皮夾裡取出一張百元鈔票，與另兩張比較，根本沒發現不同之處。

　　芬利說：「如果它們是假的，那麼真的可以以假亂真了。不過，你說的也有道理，整個克林納基金會的經費很可能都是使用假鈔，他們每年都會花上好幾百萬美元。」

　　他把自己的一百美元放進皮夾，把那兩張假鈔塞進口袋。

　　「我回局裡去了，」他說，「你們倆明天中午到局裡來，趁蒂爾出去吃午餐時，我們開始工作。」

　　我們要處於活動狀態才行，那是基本的安全原則。我和蘿絲珂驅車前往南方五十哩外的梅肯去，選上東南郊一家不起眼的汽車旅館，那裡離瑪格雷夫夠遠了，城市把我們與敵人分隔開。

　　我們洗了個冷水澡，就上牀睡了。房間裡很溫暖，但我們一夜輾轉反側，最後索性不睡了。我們在天濛濛亮時就起身，摸索著穿上衣服。

　　「我們接下來要做什麼呢？」蘿絲珂問。

　　我沒有回答，我在想別的事。

　　「瑞契爾，你聽見了嗎？我們接下來要做什麼？」

　　「葛瑞是怎麼做的？」我問她。

　　「他上吊自殺了。」

　　她的回答使我更深一層地去思考這個問題，「是嗎？」

　　「老天，」蘿絲珂說，「你對此還有懷疑嗎？」

　　「也許吧。」我說，「妳想想看，也許他與那些人當中的一個結了怨？也許他到不該去的地方進行偵查時被人發現了？」

　　「你認為他是被他們殺害的？」她問道，聲音裡充滿恐懼。

　　「有可能，」我說，「他們殺了喬、史托勒、莫里森夫婦、哈柏和茉莉，還想殺死妳和我。誰威脅到他們的利益，他們就會殺了誰。」

　　蘿絲珂沉默良久。她在回想她的老同事葛瑞──那個寡言而有耐性的警探兢兢業業地工作了二十五年；能夠這樣不辭勞苦，為了查清一個疑點而耐心守候三十二天的人，的確是個大威脅。

　　「他一定是走錯了一步。」她說。

　　「他們先凌虐他，」我溫和地向她點了點頭，「然後再讓他的死看起來像自殺。」

　　「我真不敢相信。」

　　「驗過屍嗎？」

　　「我想是的。」

　　「那麼我們可以進行調查。」我說，「我們又得去黃溪找那位法醫了。」

　　「可是，如果他有什麼疑問，當時為什麼不說呢？」

　　「他可能曾經向莫里森提出疑問，」我說，「可是莫里森卻置之不理，因為事情就是他手下的人幹的。所以我們得親自去調查。」

　　「我們都參加了他的葬禮，」蘿絲珂打了一個冷顫，「莫里森局長和蒂爾還發表了頌辭，他們都說葛瑞是鎮上最好的警官，可是他們把他殺害了。」

　　她這番話充滿感情。她喜歡瑪格雷夫，她的家族世世代代都在這裡辛勤耕耘、扎根。她喜歡自己的工作，樂於貢獻青春年華，然而她為之服務的社區爛透了，黑暗又腐敗，壞人嗜血成性，沉迷於金錢。我坐在那裡，看著她的夢幻世界土崩瓦解。

　　我們沿著梅肯和瑪格雷夫之間的一條路向北駛去。我和蘿絲珂都沒有吃早餐，已經飢腸轆轆，根本不是重訪停屍間的最佳狀態，但我們還是把車停在離金屬捲門不遠的地方，下了車，緩步繞行到辦公室。

　　「你們早啊，」那位醫生說，「有什麼事要我幫忙嗎？」

　　我讓蘿絲珂跟他說話。那樣好些，因為我沒有正式身分。

　　「今年二月，」她說，「瑪格雷夫警察局的警探長自殺身亡，你還記得嗎？」

　　「是不是那個叫葛瑞的人？」

　　蘿絲珂點了點頭。那醫生站起來，向一個文件櫃走去，拉開其中一個抽屜。

　　「二月份，」他邊找邊說，「一個叫葛瑞的人。」

　　他取出一份文件，然後沉重地坐下，打開它。那是一份很薄的文件，沒有多少內容。

　　「葛瑞。」他又說了一遍，「我記得他，上吊自殺的，對嗎？三十年來瑪格雷夫第一起自殺事件。他死在家中車庫裡，是吊死在一根椽木上的。」

　　「對。」蘿絲珂不再往下說了。

　　「妳要我幫妳做什麼呢？」

　　「他的死因有沒有什麼問題？」

　　醫生望著文件說：「人們自殺總是因為遇上無法解決的問題。」

　　「有可疑之處嗎？」我說。

　　醫生疲倦的目光從蘿絲珂臉上轉移到我的臉上。

　　「沒有，」他搖了搖頭，「自縊而死，這很明顯。他站在車庫裡的一張凳子上，用繩子套住脖子，然後從凳子上往下跳；一切情況相符。我們還從當地居民那裡了解到事件的背景，沒有發現任何可疑之處。」

　　「事件的背景？」蘿絲珂問。

　　「據說他情緒低落，有好一陣子悶悶不樂。出事那晚，他與他的上司一起喝酒──就是前幾天送來停屍間的莫里森──鎮長蒂爾也在場。他們三人為葛瑞弄糟的一樁案子感到心裡不痛快，想要借酒澆愁。葛瑞喝得酩酊大醉，他倆把他扶回家。他們送他回家之後就離去了，葛瑞摸到車庫，自殺身亡。」

　　「事情經過就是這樣？」

　　「莫里森還簽署了一個案情說明。他心裡很難過，覺得自己應該留下來陪伴葛瑞的。」

　　「你相信莫里森的話嗎？」她問。

　　「我根本不認識葛瑞，」他說，「我們這個機構平常受理十幾個警察局的案子。在那之前我從來沒見過一個來自瑪格雷夫的人。那是個偏僻的地方，再說，像葛瑞這類的案子很平常，喝醉了酒常常會出事。」

　　「他身上有沒有留下什麼？」我問他。

　　「屍體有威士忌氣味，」醫生又看了一下文件，抬頭望著我，「上臂和下臂有點青腫，這是因為他喝醉了酒，由兩個人架著回家所造成的。」

　　「你解剖過屍體嗎？」

　　「沒有必要，」他搖搖頭說，「那是再明顯不過的事，加上我們很忙，沒有時間多管瑪格雷夫的自殺事件。你們的莫里森局長也說不必太麻煩，我記得他送來一張紙條，說事情有些敏感，他不想讓葛瑞的家人知道他喝得爛醉，以維護死者的尊嚴。我看不出什麼問題，我們又很忙，所以我就讓他們立刻把屍體火化了。」

　　我和蘿絲珂坐在那裡面面相覷。醫生回到櫃子邊，把文件放回去。

　　「好啦，」他說，「請原諒，我還有事情要處理。」

　　我們對他點點頭，感謝他撥出時間接待我們，然後便離開了那間簡陋的辦公室。蘿絲珂看來很難受，她到這時才明白自己的朋友是被謀殺的。

　　「我很抱歉。」我說。

　　「從頭到尾一派胡言！」她說，「他從來沒有搞砸過任何一個案件，他的情緒並沒有特別低落，而且他根本是滴酒不沾，所以絕不可能喝得爛醉。他也從來不與莫里森應酬，更不會去與那該死的鎮長應酬，他討厭他們；他沒有家庭，因此家人不快、維護尊嚴等等全是胡說八道。他們殺了他，而且對那驗屍官編了一套謊言，不讓他仔細看屍體。」

　　我坐在車裡，讓她把滿腔憤怒傾吐出來。後來她安靜下來。

　　「你認為是莫里森和蒂爾幹的嗎？」

　　「還有第三者。我猜想他們三人到葛瑞家，蒂爾拔出槍，莫里森和另一人上前抓住他的手臂，這就是他手臂青腫的原因。蒂爾可能把酒灌進他的喉嚨，或只是灑在他的衣服上，然後就把他拉到車庫吊死。」

　　蘿絲珂駕車加速往瑪格雷夫急駛而去。

　　「他們殺了他，」她說，「就像殺死喬一樣──我想我知道你的悲憤了。」

　　「他們得付出代價，」我點了點頭，「為喬和葛瑞的死付出代價。」

　　我們陷入沉默。

　　「可憐的老葛瑞，」她突然說，「我真不敢相信，他是那麼地精明而且謹慎。」

　　「他還不夠精明謹慎──我們必須記取這個教訓。妳千萬不要單獨行動，如果妳發現來者不善，就舉槍向他射擊，或者拔腿就跑。妳要盡量跟芬利待在一起，好嗎？」

　　「說起芬利，」她說，「我有件事不明白。」

　　「什麼事？」

　　「蒂爾和莫里森兩個人為克林納管理全鎮和這個警察局。葛瑞有經驗、有智慧，秉性固執，在假鈔印製之前，他就在這裡待了二十五年，所以他們得承受他，不能把他攆走。想必是他發現了他們在搞鬼，而他們也發現他已經嗅出了問題，所以為了保證自身安全，他們就把他殺了。那麼，下一步他們會做什麼呢？」

　　「說下去。」我說。

　　「他們雇了芬利來代替葛瑞，但他比葛瑞更加精明、固執，如果葛瑞是個危險人物，那麼芬利更危險一倍。他們為什麼要那樣做？」

　　「這很容易理解，因為他們以為芬利是個啞巴。」

　　「啞巴？」她問，「他們為什麼會那樣想呢？」

　　於是我把星期一與芬利談話的內容告訴了她：他與妻子離婚，以及他當時的心理狀態──他說自己是什麼來著？一個精神瀕於崩潰的人，一個白癡。

　　「莫里森局長和蒂爾都與他面談過，」我說，「他認為那是最糟糕的求職面試，他的表現無異於一個白癡，然而他們錄用了他，使他感到十分驚訝。現在我知道他們為什麼要用他了，他們就是要找一個白癡。」

　　蘿絲珂笑了，我也因此感覺好些了。

　　「天啊，」她說，「真是諷刺。想必他們兩個人曾好好地計劃了一番，認為精明的葛瑞令人頭痛，不如在求職者中找個最愚蠢的人來接替這項職務。」

　　「答對了，可是這個人開始工作後便平靜下來，恢復到從前那種冷靜而有智慧的樣子。」

　　我這番分析使她微笑，但是我們仍舊感到緊張。我原以為認清對手會使自己感到輕鬆一點，結果卻不然；整個瑪格雷夫鎮都被收買了，這個迷障籠罩的小鎮──它比我想像中的更危險。

　　接近鎮郊時我們減慢了速度，最後回到了警察局。蘿絲珂熄了火之後，我們下車準備投入戰鬥。

　　局裡冷冷清清，只有貝克坐在辦公桌前。芬利正從大辦公室走出來，看見我們，便急忙跑過來。

　　「蒂爾十分鐘以後回來，」他說，「我們趕快討論一個小問題。」

　　我們走進他的辦公室，關上門。

　　「彼卡來電話了。」他說。

　　「他怎麼說？」我問道。

　　「他需要一個人去安全之家陪伴夏莉和孩子們，他抽不出時間，而且覺得不方便，因為夏莉畢竟是女人，有諸多不便，而且孩子們見到他也會害怕。」

　　他的目光落在蘿絲珂身上，她立刻明白他的意思。

　　「彼卡要我過去？」她問。

　　「只需要二十四小時，這就是他提出來的要求，妳願意幫助他嗎？」

　　「我當然樂意，」蘿絲珂聳了聳肩，微微一笑，「只是，這邊的事情一展開，你就得讓我回來。」

　　「那自然啦，我們會等搞清楚情況之後才展開工作，而情況一旦清楚了，彼卡就可以派他自己的人到安全之家去，那時妳就可以回來。」

　　「好的，那麼我什麼時候動身呢？」

　　「立刻動身，蒂爾隨時都有可能回來。」

　　蘿絲珂咧開嘴對他笑著，「這麼說你早就料到我會同意啦？」

　　芬利也笑了。「正如我對瑞契爾說的，妳是我們這裡最優秀的呀。」

　　我和她去車裡取旅行袋。

　　「我想我們要明天見了。」她說。

　　「妳不會有事吧？」

　　「當然啦，還有什麼地方比聯邦調查局的安全之家更加安全呢？可是我會想念你的，瑞契爾，我沒想到我們現在就要分開。」

　　我緊緊握住她的手，她很快地在我的臉上印了一個吻。這時，芬利推開警察局的玻璃門，對蘿絲珂喊道：「請妳向彼卡報告一下最新進展，好嗎？」

　　蘿絲珂點了點頭。

　　我們站在陽光下等待著，不久，彼卡的藍色轎車就出現了。車子停在我們身旁，身材魁梧的彼卡彎腰從車裡出來。

　　「我非常感謝妳，蘿絲珂，」他對她說，「妳可真幫了我的大忙。」

　　「不必客氣，」她說，「你不也幫了我們嗎？我們要去的地方在哪裡？」

　　彼卡尷尬地笑了笑，對我點點頭。

　　「我不能在非警方人員面前透露地址，對嗎？我已經違反規定了。請妳事後不要對瑞契爾透露地址，而瑞契爾，你也不要問她或者夏莉這個問題，好嗎？」

　　「好。」我說。我不會問她，可是她會告訴我的。

　　「很好。」彼卡說。

　　他提著蘿絲珂的旅行袋，向我匆匆告別。我向他們揮手，然後車就開走了。

第二十三章

　　調查、搜證和監視是辦案的基礎，很多事情必須經過長時間和細微的觀察，才能取得結果。在蘿絲珂為夏莉．哈柏煮咖啡，芬利坐在辦公室裡忙著的同時，我得仔細觀察倉庫裡的活動；這可能需要整整二十四個小時。

　　我開著本特利向立體交流道駛去，經過倉庫時，特地放慢速度以找一個便於觀察的有利位置。從這裡北上的公路坡面低於南下的公路坡面，形似某種低矮的高架道路，粗短的混凝土柱在下方支撐著。我考慮了一下，選定了一根柱子後面的位置，以便居高臨下地觀察整個倉庫周圍。

　　我加速將本特利開上交流道，一個小時之後就到了亞特蘭大，我想找一個廉價購物區，結果很容易就找到了。那裡有汽車改裝店、撞球台批發，還有二手辦公家具店。我在一排店面前停下車。對面有兩家救生用品店，我選擇了左手邊的那家，走了進去。

　　櫃台裡的人抬起頭；他是白人，留著黑鬍子，著迷彩服和皮靴，看起來像海盜。他對我點了點頭。

　　那店裡有我所需要的東西。我拿了一條橄欖色褲子和一件襯衫，一件口袋夠大的迷彩夾克──因為我要把「沙漠之鷹」放在裡面──以及一只水壺和一架望遠鏡。我把這些玩意兒堆在櫃台上，然後對那蓄鬍鬚的人說：「我還想買一根鉛製短棍。」

　　他彎腰提上來一只看起來很重的箱子，我從中選了一根約九吋長的粗棍點了點頭，付了錢便走。

　　接著我開車向前駛了一百碼，在第一家汽車改裝店門口停了車。我按了一下喇叭，下了車，迎著朝我走來的店主走過去。

　　「你能替這輛車染色嗎？」我問道。

　　「這輛車？」他說，「當然行，我能替任何東西塗上顏色。」

　　「要多久才能弄好？」

　　那人走到車前，用手指摸著光滑的車身。

　　「像這樣的車，得用最上等的工，要兩天，也許三天吧。」

　　「多少錢？」

　　他繼續摸著汽車，從齒縫間吸了口氣。

　　「兩百多塊錢吧，這是最上等工的價錢。像這樣的好車，錢少不下來的。」

　　「我給你兩百五，」我說，「算是付比最上等工還要好的價錢，你租一輛車給我在這兩、三天使用，行嗎？」

　　那人又吸了口氣，盤算了一會兒，說：「成交，我的朋友。」

　　我用夏莉的車鑰匙環換得一輛鱷梨色的凱迪拉克，那是一輛有八年車齡的舊車，開起來還不錯，而且不引人矚目。那輛本特利是很漂亮，可是我要開著它偵查就不行了，它很容易被人認出來。

　　我很快地繞過城市的南邊，將車停在加油站，替凱迪拉克的大油箱裡加滿油，同時買了零食和飲料，利用他們的盥洗室換上新衣服，把我那套舊的扔進垃圾筒，然後回到車上。我把「沙漠之鷹」放進新夾克的口袋，把其餘的子彈分散裝在胸前的口袋裡；左側口袋裡裝著莫里森那把彈簧刀，右側口袋裡則裝著那根短棍。

　　我把零食也分散裝進口袋，水壺注滿水後，就開始工作了。我駕著凱迪拉克回瑪格雷夫，駛上立體交流道的北上車道，然後沿著路肩倒車一百碼，將車停在上下兩車道之間無人注意的地方。

　　我打開車蓋，把它支起來，鎖上車門，就把車停在那裡，使它看起來像是路邊一部拋錨的舊車。然後我越過路肩，跨過路邊低矮的護欄，爬下陡峭的路堤，越過上高速公路的坡面，來到事先選好的隱蔽位置。

　　我藏在那根混凝土柱後面。這是一個便於觀察的位置，離目標約二百碼，又比目標高三十呎，下面的一切盡收眼底。那裡一共有四個單獨的倉庫，看起來形狀一樣，建造在一條直線上，與我的觀察位置成斜角。整個倉庫區的周圍有柵欄，上端有鋒利的鐵絲網，此外，每個倉庫也都各自有柵欄，柵欄上有門。

　　第一個倉庫看起來沒有可疑的地方，捲門敞開著，貨車出出進進，裝卸貨物的人們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所有的貨車都是當地的，沒有外地車。

　　第二個和第三個也一樣，一切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第四個倉庫才是我要尋找的目標──它在那一列倉庫的盡端，無疑是個巧妙的安排，因為前三個倉庫的熱鬧場面可以掩飾它的活動；因為它在盡頭，當地人不會經過那裡，也沒有人會想過去看一看。聰明極了！它肯定有問題。

　　那個倉庫捲門緊閉著，有兩個守衛在倉庫前的空地上來回巡邏，甚至在兩百碼外的距離，透過望遠鏡也可以看到他們警覺的目光和緊張的步態。我觀察了一會兒，可是什麼事也沒發生，因此我就掉過頭來觀察路面，等待向第四個倉庫送貨的汽車開過來。

　　我等了很久，時間的流逝使我感到緊張，於是我開始把那首《我的心在飄蕩》（Rambling on My Mind）反覆哼了幾遍。大家都會哼這首歌，可是每個人套用的歌詞卻各不相同，長久以來它一直被用以抒發一個漂泊者的胸臆。我就是這樣浪跡天涯的人，瑪格雷夫是我按照自己意願待得最久的一個地方。我應該永遠待下去，與蘿絲珂待在一起。

　　我花了三十五分鐘把那首歌的各種歌詞都哼了一遍。在此期間我看到六、七輛車向倉庫開去，司機都是當地人，駕著髒兮兮的小貨車，但沒有長途車那種風塵僕僕的樣子，也沒有車開進盡端的倉庫。

　　當我哼完最後一首歌時，聽到後面有人在黑暗中慢慢鼓掌，我急忙轉身。掌聲停了，一個人拖著腳向我走過來，朦朧的身影漸漸變得清晰。那人看起來像個流浪漢，一頭亂蓬蓬的灰白頭髮，一身舊衣服，滿臉皺紋的髒臉上閃爍著一對明亮的眼睛。他在離我一段距離處停了下來。

　　「你是誰？」我問他。

　　他捋了捋額前的頭髮，咧開嘴對我笑。

　　「你又是誰？到我的地盤上來大聲嚎叫？」

　　「這是你的地盤？你住在這裡？」

　　「暫時住在這裡，」他坐了下來，對我聳了聳肩，「已經一個月了。你管得著嗎？」

　　我搖了搖頭。我不管這種事。

　　「打擾你了，對不起，」我說，「我今晚就離開這裡。」

　　那人身上散發出濃烈難聞的氣味，好像已在外面流浪了一輩子。

　　「你愛待多久就待多久吧，」他說，「我們剛才決定要從這塊地盤上撤走了。」

　　「『我們』？除了你，還有別人嗎？」

　　那人奇怪地望著我，轉身指著身旁的空間。我的眼睛已經習慣在黑暗裡看東西了，可以看得很遠，甚至可以看見交流道下的東西，但他周圍並沒有人。

　　「我一家人都在這裡。」他說，「很榮幸遇到你，可是我們已經決定離開了。」

　　他伸手從背後取過一個軍用帆布背包，上面幾個用鉛筆寫的字隱約可見：一等兵某某某，還有入伍編號和部隊單位名稱。他提起背包，拖著腳要走開。

　　「等一等，」我叫住他，「上星期你在這裡嗎？星期四那天？」

　　那人停下來，側轉身體說：「我到這裡已經一個月了，沒看見什麼東西。」

　　看來他是一個大兵，大兵不會主動提供什麼消息的，因此我從口袋裡取出一塊糖，用一張百元紙鈔把它包好，向他扔過去。他接住了，放進口袋，默默地朝我點了點頭。

　　「你上星期四沒看到什麼嗎？」我問他。

　　「我什麼都沒看見，這是實話，可是我老婆看見了許多東西。」

　　「很好，」我慢慢地說，「你能問問她看見什麼嗎？」

　　他點了點頭，對著他身旁的空間耳語了一會兒，然後轉向我。

　　「她看見一艘星艦偽裝成一輛黑色貨車，有兩個外星人偽裝成普通的地球人，還看見天空出現亮光，星艦落在地面上，就變成了一輛大型汽車，那個穿著警服的星艦艦隊司令下了車，他是個矮胖子。接著有輛白色轎車駛下高速公路，裡面有兩個人，是地球人，一個駕駛，一個副駕駛。他們都在那邊的柵欄門口跳起舞來，因為他們是從另一個銀河系來的。我老婆說，那表演令人興奮，她喜歡那種表演，她走到哪裡看到哪裡。」「她聽到什麼聲音了嗎？」我問他。

　　他向身旁問了問，得到了回答，然後搖了搖頭，好像我是不可理喻的傻瓜似的。

　　「外星人的行動是沒有聲音的。」他說，「那個副駕駛後來中了眩暈手榴彈，爬到這裡來，倒在你現在坐著的地方，流血而死。我們想幫他，可是中了眩暈手榴彈是沒救的，救護人員星期天就把他的屍體抬走了。」

　　我點了點頭，他轉身慢慢地走了。我望著他離去的背影，把他的話細細地分析了一遍。那是一個見證人的報告，最高法院可能不會相信他的話，可是我會。

　　一個小時過去，我才終於看到一點動靜。一輛相當大的廂型貨車出現了，它在上了通往倉庫的路時就慢了下來。我透過望遠鏡看見它的紐約州一商用車車牌，白色的車身很髒。那輛車沿路緩行到第四個倉庫的柵欄門口，裡面的人打開了門，示意那輛車開進去，然後那司機把車倒進倉庫的鐵捲門口，下了車。一個守衛爬進車裡，另一人則從一扇側門進了倉庫，並拉開捲門，等貨車倒進去之後，捲門便又垂了下來，而那個司機則一直站在倉庫前。整個過程從頭到尾約花了三十秒鐘。

　　我等在那裡繼續觀察。約十八分鐘後，守衛把車開出來，然後由那司機把車開上了鄉村公路，從離我躲藏地方二十碼處開過去，之後上了交流道，匯入了北上的車流。

　　不一會兒，又一輛貨車從交流道上開下來。它與剛才的那輛車相似，一樣的型號，一樣蒙著長途行駛的灰塵，隆隆地開上通往倉庫的柏油碎石路。我透過望遠鏡看到車上的伊利諾州車牌。它也經過同樣的程序卸貨──駕駛也一樣不許進入倉庫，得在外面等著。

　　伊利諾州的貨車出來得較快，共計花了十六分鐘。

　　根據我們先前的猜測，這兩輛車都是裝滿倉庫裡儲存的貨物，然後把貨物分散到大城市去。到目前為止，我還沒發現任何與我們之前的猜測不合的地方。

　　接下來的一個小時之內沒有發生任何事。我開始感到厭倦，心想如果那流浪漢沒有走開多好，我們可以聊聊天。突然我看見第三輛車開了過來，車上掛的是加州車牌，同類型的貨車，紅色，髒兮兮的。它與前面兩輛車不同，開進大門後沒有換人駕駛，而是直接倒進倉庫。二十二分鐘之後，這輛貨車才開出來。

　　我很快就做了個決定：是跟著走的時候了，我要看看這些車裡裝的是什麼貨物。我立刻抓起望遠鏡和水壺，衝上陡峭的路堤，翻過護欄，回到那輛舊凱迪拉克跟前，把車發動起來之後，加速向北駛去。

　　我估計那輛紅色的貨車可能在我前面三、四分鐘的距離上，不會太遠。我加速超過了許多車輛，果然，不出幾哩就看到了那輛貨車。我鬆了口氣，靠在椅背上，穩穩地跟在它後面三百碼處，中間隔著六、七輛車。

　　到了亞特蘭大南郊，紅色貨車向左拐彎，朝西駛去。蘿絲珂的猜想看來是成立的，這輛車顯然是要開往洛杉磯。我放慢速度，不想讓前面那輛車的司機發現他被跟蹤；然而從他變換車道的方式來看，他不是那種經常使用後視鏡的人，於是我又跟緊一點。

　　我跟蹤他行駛了八個小時，進入密西西比州的東北角。快到午夜時，紅色貨車開始減速，我看見它在半哩前的一個貨車停車場停下來。這是一個偏僻的所在，靠近一個叫默特爾的地方，離田納西州界還有六十哩，也許離孟菲斯不到七十哩。我跟著那輛車進了停車場，在遠離它的地方停了車。

　　一名司機從紅色貨車裡鑽出來。他是一個高大粗壯的傢伙，粗脖子，寬肩膀，黑臉蛋，長手臂，像隻猿猴般，大約三十幾歲。我認出他來了！他是克林納的兒子，一個十足的精神變態者。他在黑暗中活動了一下身體。我望著他，想像他上星期四夜晚在倉庫大門前──用那流浪漢的話來說──「跳舞」的情景。

　　克林納的兒子鎖上貨車，邁著輕鬆的步伐向那幾棟房子走過去，我稍等了一會兒，也跟進去。他也許是去上了洗手間，之後就走進餐廳，在一張桌子前坐下，隨手取過一份菜單來看。他在那裡用了晚餐。我估計這頓晚餐要花上二十五分鐘到半個小時的時間，於是我回到停車場，想打開貨車看個究竟。可是我發現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來往行人不斷，而且還有警察巡邏皁經過，到處都被燈光照得通明。

　　我只好走回屋子裡，撥了通電話給瑪格雷夫警察局。芬利立刻接起電話。

　　「你在哪裡？」他問道。

　　「在離孟菲斯不遠的地方。我看見一輛貨車裝滿東西就開走，所以便緊跟著它，想等待機會看看車子裡面裝著什麼玩意兒。司機是克林納的兒子。」

　　「很好。彼卡打電話過來說，蘿絲珂已經安頓好了。她要彼卡代為問候你。」

　　「有機會請代我向她問好。多保重，哈佛學者。」

　　「你也多保重。」他說著掛了電話。

　　我鑽進車裡等待著。半個小時以後克林納的兒子才走出來。我看見他走回紅色貨車，用手背擦著嘴，過了一會兒，貨車就隆隆地發動起來，顛簸著往外開，但不是開往高速公路的方向，而是繞行到一家汽車旅館前。看來他打算在那裡過夜。

　　他在汽車旅館的倒數第二座小屋前停了車，把車鎖上，並從口袋裡掏出一把鑰匙，開了小屋的門。他肯定是在吃晚餐時就辦好住房手續的，這就是他在裡面待那麼久的原因。

　　這下我就難辦了。我要看貨車裡面的東西以取得證據，確定我是對的。再過四十八小時就是星期天了，我還有許多事情要做。儘管汽車旅館前燈光明亮，而且克林納的兒子就在十呎之外的地方，對我來說很不安全，但我還是得等待時機去打開貨車。我要等那孩子睡著了，聽不見聲響時才能動手。

　　我等了半小時──不能再等下去了。我把車停在紅色貨車旁，車頭朝著那孩子住的小屋，然後從乘客座上爬出車外，站著聽了一會兒。四周靜悄悄的，沒有聲音。

　　我拿出莫里森那把刀，站在凱迪拉克的擋泥板上，一躍登上車頂。我聽了一會兒，沒有動靜，才又向貨車探過身去，攀上貨車車頂。

　　貨車一般都有一個玻璃纖維製成的半透明車頂，光線從那裡透過去，以便裝貨卸貨。從那裡進去最方便。

　　我上半身緊貼著貨車頂、腳踩在凱迪拉克的窗沿上，拔出刀，向車頂中間的玻璃纖維板用力戳去，然後割開一個十吋長、十八吋寬的縫。

　　正在這時，汽車旅館小屋的燈光突然亮了，窗簾掀開一角，昏黃的光線落在凱迪拉克車上，照亮了貨車的一側，也照到我的腳。我咒罵了一聲，縱身上了貨車車頂，屏息伏在那裡。

　　小屋的門開了，那孩子走出來，望著凱迪拉克，並彎腰看了看裡面，然後仔細檢查了貨車的門把，繞著貨車走了一圈，最後又把凱迪拉克細看了一遍，才走回屋裡。門砰地關上，燈光也熄滅了。

　　我等了五分鐘才爬起來，按下我剛才割開的那片玻璃纖維板，往裡面看。

　　車裡空空如也，什麼也沒有。

第二十四章

　　瑪格雷夫警察局的路程超過四百哩，我放大膽地盡量開快車，因為我急著要見芬利，向他陳述一個全新的理論。我把凱迪拉克停在蒂爾的車旁，就進去了。我對接待警官點了點頭問道：「芬利在裡面嗎？」

　　「在後面，」他說，「鎮長也在。」

　　芬利在與蒂爾談話。從芬利的神態看來，他有壞消息要告訴我。蒂爾驚訝地看了看我，「你回部隊了嗎，瑞契爾先生？」

　　我愣了一會兒才領悟他的意思，他是指我身上的穿著。我對他上下打量了一番；他穿了一套灰色西裝，上面有繡花圖案，鞋上有銀扣。

　　「不要對我穿什麼衣服說三道四，你這狗雜種。」我說。

　　他撣去身上其實並不存在的灰塵，瞪著我。

　　「你再說髒話，我就把你逮捕起來。」他說。

　　「我可以先把你的頭扭下來。」我說。

　　我和他憤怒地對視良久，蒂爾緊抓手杖，像是要舉起來打我似的，然而最後他只是怒氣沖沖地走出辦公室，使勁帶上門。他可能想到大廳去打電話給克林納，問他什麼時候才要除掉我吧。我關緊房門，轉身面對芬利。

　　「出了什麼問題？」我問他。

　　「問題很嚴重，可是你不是要告訴我你在貨車裡看到什麼嗎？」

　　「待會兒再對你說。這裡發生什麼問題了？」

　　「你要先聽小問題，還是大問題呢？」

　　「先說小的吧。」

　　「彼卡要蘿絲珂再在那邊待一天。」

　　「媽的，」我說，「我很想見她。她同意了嗎？」

　　「根據彼卡的說法，她同意了。」他說。

　　「媽的，」我又罵了一句，「那麼大問題呢？」

　　「有人搶先了一步。」

　　「搶在我們前面？你指的是什麼？」

　　「記得你哥哥開的名單嗎？」他說，「上面有一些姓名的縮寫，還提到薛曼，史托勒的車庫。不過，今天早晨亞特蘭大警察局傳來消息，史托勒的房子昨夜被燒毀了，就是高爾夫球場旁邊的那棟房子；連同車庫，被人澆了汽油，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

　　「天啊，」我驚叫道，「茱迪怎樣了？」

　　「鄰居說她上星期四晚上就離開了，沒有再回去。那房子是空的。」

　　「茱迪做得好。」我點了點頭，「但那並不表示他們搶在我們前面，因為我們已經到那房子裡去看過了，就算他們想掩藏什麼證據，也晚了一步。」

　　「更糟的是，我今天上午調查了那個普林斯頓大學的人，」他說，「Ｗ．Ｂ．是華特．巴索洛姆的縮寫，他是位教授，昨晚在他家房子外面被人殺害了。」

　　「媽的！是怎麼殺害的？」

　　「新澤西警方說是遭到歹徒用刀從背後刺死的。可是我們知道真相，對嗎？」

　　「還有什麼消息？」我問他。

　　「情況很糟，」他搖了搖頭，「巴索洛姆知道一些內情，瑞契爾。」

　　「他知道一些內情？什麼內情？」

　　「我不知道，」芬利說，「我照電話號碼打過去，是他的某個研究助理接的。巴索洛姆昨晚留在辦公室工作到很晚，那名助理幫他收集一些需要的資料，巴索洛姆查閱了之後，便透過電子信箱寄了一份郵件給喬，然後就回家了，卻遇上了襲擊他的人。」

　　「電子郵件的內容是什麼？」我問。

　　「要喬今天早晨等他的電話。那助理說巴索洛姆好像突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

　　「他媽的！那麼紐約的首寫字母Ｋ．Ｋ．是什麼意思？」

　　「我猜那是另一名教授的姓名縮寫。但願他們還沒找到他。」

　　「很好，」我說，「那我到紐約去找他。」

　　「為什麼這麼急？貨車裡有什麼問題嗎？」

　　「車子裡是空的。」

　　辦公室裡出現長時間的沉寂。

　　「天啊，這是怎麼回事？」芬利叫著。

　　他看起來很失望，因為他覺得蘿絲珂分析的那個有關運輸網的理論很有道理，他不相信它是錯誤的。

　　「我們的推論應該都是對的，」他說，「蘿絲珂的分析很合乎情理。」

　　「蘿絲珂是對的，」我說，「大燭台似的運輸網也是對的，瑪格雷夫的確是轉運中心，我們只是把其中一個小細節搞錯了。」

　　「什麼細節？」

　　「我們把方向搞錯了。運輸是朝著相反方向進行的──運輸線路相同，可是東西是運到這裡來，而不是從這裡運出去。」

　　「那他們是在這裡卸貨囉？他們並不是在分散存貨，而是繼續儲存，瑪格雷夫是他們的儲存中心？但他們儲存些什麼呢？」

　　「我們需要查清這個問題，」我說，「不過我們已經知道每星期的數量約有一噸之多，而且是裝在冷氣機紙箱裡的。」

　　「怎麼說？」

　　「那正是去年發生的變化。九月以前，他們把東西偷運出境；運冷氣機並不是避人耳目，他們是真的在運送冷氣機，但他們也把要偷運出國的東西裝在冷氣機紙箱裡。薛曼．史托勒超速行駛被警察攔住時之所以顯得很緊張，不是因為他趕著去佛羅里達裝貨，而是要去卸貨，卻碰到傑克遜維爾警方把貨車扣留了五十五分鐘。」

　　「裡面裝的會是什麼？」芬利說。

　　「我不知道，」我說，「警察也沒認真查看，畢竟冷氣機紙箱是很好的偽裝，沒有人會懷疑向南運去的新冷氣機，對嗎？」

　　「可是一年前他們停下來了呀！」

　　「想必是他們知道海岸警衛隊要對走私採取行動了，因此就爭取時間，盡量多運，然後在一年前把整個活動停了下來，因為他們知道從海岸警衛隊鼻尖下把東西偷運出去很容易被識破。」

　　芬利點了點頭，說：「我們沒有想到這一點。」

　　「我們沒有想到的事情很多──」我說，「他們解雇史托勒，是因為他們不再需要他了，他們決定按兵不動，等海岸警衛隊的任務結束再說。他們心裡恐慌，是因為他們守著的不是剩下的最後一批貨，而是一批根本沒有動過的存貨。」

　　芬利守住門口，我坐在紫檀木辦公桌前打電話給哥倫比亞大學，電話是現代歷史系辦公室的一名女職員接的。我問她系裡是否有位姓名縮寫Ｋ．Ｋ．的教授，她立刻知道那是一位叫凱文．凱爾斯坦的教授，聽她的口氣，他是一個有名望的學者。我問她是否可以請他來聽電話，那女人卻說他很忙，不能再次打斷他的工作。

　　「再次打斷他的工作？」我問，「誰打擾過他了？」

　　「兩名亞特蘭大的警探。」她說。

　　「什麼時候？」

　　「今天上午，他們直接走進來，非要見他不可。」

　　「妳能把他們的模樣描述一下嗎？」

　　她停下來，回憶了一會兒。

　　「他們是西班牙人，」她說，「說話的那人衣著清爽，而且很有禮貌，不過他們沒有明顯的特徵。」

　　「他們見到教授了嗎？」

　　「他們約好一點鐘見面。」

　　我緊握著話筒。

　　「很好。有件事非常重要──他們來找他時問的是他的全名，還是像我一樣，只說出他的姓名縮寫Ｋ．Ｋ．？」

　　「他們與你完全一樣，只問我系上是否有位姓名縮寫為Ｋ．Ｋ．的教授。」

　　「聽我說，」我說，「我要妳馬上去見凱爾斯坦教授，告訴他這是生死攸關的大事。那兩名警探是假冒的，他們昨天晚上到普林斯頓殺了華特．巴索洛姆教授。」

　　「你不是在開玩笑吧？」那女人幾乎尖叫起來。

　　「我是說真的！我叫傑克．瑞契爾，我相信凱爾斯坦教授與我哥哥有聯繫，我哥哥是財政部調查員喬，瑞契爾。妳告訴他，我哥哥也被他們謀殺了。」

　　那女人停了一下，舒了一口氣，接著話筒裡傳來她鎮靜的聲音。

　　「我應該告訴凱爾斯坦教授怎樣做才好呢？」她問。

　　「兩件事，」我說，「第一，請他千萬不要去見那兩個來自亞特蘭大的西班牙人，我再說一遍，千萬不要去。聽清楚了嗎？」

　　「聽清楚了。」

　　「很好。第二，他必須立刻到校警辦公室去，在那裡等我，我大約三個小時之內就可趕到，並且請一名校警陪著他，直到我趕到那裡。妳能保證他照我的話做嗎？」

　　「可以，」那女人說，「我保證。」

　　「請妳告訴他，不妨在校警辦公室打電話去普林斯頓大學詢問有關巴索洛姆教授的事，這樣應該可以讓他相信我所說的。」

　　「好的，我保證他會照你所說的去做。」

　　「還有，把我的姓名告訴校警的值班人員，」我說，「免得我到達時多費口舌。凱爾斯坦教授應該能一眼就認出我，我很像我哥哥。」

　　我放下電話，向芬利叫喊起來。

　　「他們已經得到喬的名單，而且已經派了兩個人去紐約！」

　　「他們是怎麼拿到的？」他問，「名單不在喬的公事包裡呀。」

　　我突然產生一股恐懼感──我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是貝克幹的！貝克也參與了他們的陰謀。你要他去影印一份喬的名單，他一定是影印了兩份，一份給了蒂爾。」

　　「天呀，你確定？」

　　「蒂爾耍了花招，讓我們以為局裡的其他人都是清白的。我們必須立刻離開這裡。快點走吧。」

　　我們跑出警察局，鑽進利的車裡。

　　「上哪兒去？」他問。

　　「亞特蘭大機場，我得飛往紐約。」

　　他把汽車發動起來，我們向北駛上鄉村公路。

　　「貝克一開始就捲進此案，」我說，「這是很明顯的事！」

　　一路上，我對芬利說了我對貝克的懷疑。上星期五，我單獨跟貝克待在那間偵訊室裡。我向他伸出手，他就幫我取下手銬──他竟敢把手銬從一個他有理由相信是犯了謀殺罪的人的手上卸下來！後來我又要他陪我到浴室去，而他則表現出一副懶散和漫不經心的樣子，我當時要是想逃跑，有的是機會。原來，他非常清楚我是清白無辜的，他知道我只是個不召自來的代罪羔羊。誰會不敢把手銬從一個無罪之人的手上卸下來？誰會害怕帶一個無罪之人去浴室呢？

　　而他去帶哈柏來接受訊問時，他的樣子則顯示出他心裡充滿矛盾。當初我以為那是因為哈柏是史蒂文森的好朋友，又是他的姻親。其實他心裡充滿衝突是因為他知道自己掉進了陷阱。他知道把哈柏帶來訊問會引來麻煩，可是他又不敢違抗芬利的命令，因為那樣會使芬利有所警覺，所以他進退兩難。

　　還有，他故意弄錯指紋資料核查程序，使我們查不出喬的身分。然而他太急於宣布查對結果，反而露出了馬腳，那是因為他以前總是把這方面的工作交給蘿絲珂去做，自己根本不懂整套作業系統。當初我並沒有把這些事情聯繫起來分析，因為死者居然是我哥哥，我非常悲傷，所以沒有往那方面去思考。

　　這幾天，他總是鬼鬼祟祟地想了解我們祕密調查的進展，並且主動提供幫助。芬利利用他把風，但他卻只要一得到點滴情況，就去向蒂爾報告。

　　「我們能不能請海岸警衛隊嚴陣以待，」芬利問，「阻止！這些人星期天把貨物運出去？」

　　「你開什麼玩笑，」我說，「總統因為海岸警衛隊的政策已大受指責，他不會因為我們提出要求就自食其言的。」

　　「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再打電話給普林斯頓大學，找到那名助理，也許他能拼湊出昨晚巴索洛姆突然想到的事情。然後你找個安全的地方躲起來，積極展開工作。」

　　他笑著反問道：「什麼地方最安全？」

　　我要他去我星期一住過的阿拉巴馬汽車旅館，那裡很偏僻，也很安全；並請他把本特利開到機場，把車鑰匙和停車單據留交機場服務台。他把我的話複述了一遍，以保證他沒有聽錯。

　　他正以每小時九十哩的車速行進，但他卻總是一開口說話就回頭瞧我。

　　「注意安全，芬利！」我說，「如果我們出了車禍，對誰都沒有好處。」

　　他對我做了個鬼臉，轉過臉去，直視前方。

　　「怕死的傢伙。」他說。

第二十五章

　　帶著短棍、彈簧刀和槍是不可能通過機場安全檢查的，因此我把它們裹在迷彩服裡，交給芬利，請他放進本特利車裡。他幫我買了飛往紐約的機票後，就駕車去那家阿拉巴馬汽車旅館，而我則登上飛往拉瓜迪亞機場的飛機。

　　四點半剛過，我就到了曼哈頓，計程車把我送到哥倫比亞大學的大門口。我走進去，找到校警辦公室，敲了一下玻璃窗。

　　一名校警看了一下記事夾，就帶我走進後面的房間，指了指凱爾斯坦教授。

　　「那兩個西班牙人來過了嗎？」我問校警。

　　「沒看見，」他搖了搖頭，「老教授辦公室的人打電話給他們取消了約會，也許他們就走掉了。」

　　「但願如此。不過，你們仍要派一個人保護老教授，直到星期天。」

　　「為什麼呢？出了什麼事？」

　　「還不太清楚，」我說，「我希望老教授能告訴我一點線索。」

　　校警陪我們走回老教授的辦公室，然後讓我和老教授單獨談話。這是一間很小的辦公室，堆滿了書，顯得有些凌亂。凱爾斯坦在一張扶手椅上坐下，並示意我也坐下。

　　「巴索洛姆是怎麼出事的？」他問道。

　　「我不太清楚，」我說，「新澤西警方說他是被人用刀刺死的，在他家外面。」

　　「你對他們的說法感到懷疑？」

　　「我哥哥列了一個名單，如今你是名單上唯一活著的人，我認為這絕非偶然。」

　　「你是喬．瑞契爾的弟弟？」

　　我點了點頭。

　　「上星期四他遭人謀殺了，」我說，「我正在追查死因。」

　　凱爾斯坦微微側著頭，透過布滿油污的窗口向外望。

　　「我想你一定知道其中的原因。」他說，「喬是一個調查員，他顯然是在調查過程中遭到殺害的。你現在要知道的是他在調查什麼吧？」

　　「你能告訴我他在調查什麼嗎？」

　　「我只能告訴你一個大概。我們在一起思索問題，我非常喜歡跟他討論。你哥哥是個有趣的朋友，他思想敏銳，表達精確，與他在一起工作是件很愉快的事。」

　　「你們沒有討論過具體的細節嗎？」

　　「我們把一切都討論過了，」他說，「可是沒有得出結論。」

　　「那我們從頭談起。你們討論了印偽鈔的事，對嗎？」

　　凱爾斯坦教授側著頭，臉上浮現幽默的表情。

　　「顯然是的，我與喬．瑞契爾之間還有其他共同感興趣的話題嗎？」

　　「為什麼他要找你討論呢？」我單刀直入地問。

　　老教授謙遜地微笑了一下，可是微笑很快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緊皺的眉頭。

　　「因為我是歷史上最大的偽鈔製造者。」他自嘲地笑了笑，「我本來要說我是兩個最大偽鈔製造者之一，然而昨晚普林斯頓發生了那件兇案後，就只剩下我一個了。」

　　「你和巴索洛姆？你們兩個曾經製造過假鈔？」

　　老教授又笑了。

　　「那不是我們自願的，」他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許多年輕人被選去幹些奇怪的事情。人們認為我和華特去從事情報工作，會比上戰場打仗更合適，所以我們獲選進入戰略情報局──你知道，就是中情局的前身。別人扛槍打仗，我們則是去破壞敵人的經濟。我們想出一個法子使納粹德國的經濟遭受沉重打擊，那就是使馬克貶值。我們的計劃是偽造幾千億德國馬克，再用轟炸機把偽鈔空投到德國去。」

　　「達到預期的效果了嗎？」我問。

　　「可以說有，也可以說沒有。他們的經濟的確遭到了打擊，馬克很快就變得不值錢了，可是當時德國主要是靠別國的俘虜來生產，幣值是否貶低，對非德國人並沒有影響；而且他們還採取了以實物取代工資的辦法。所以就整體來看，只能說取得部分成功。可是我和華特卻成了歷史上最大的偽鈔製造者，當然，我只是指偽鈔的數量而言。我並沒有印製偽鈔的天分。」

　　「因此喬來向你們請教了？」

　　「我和華特研究過偽鈔製造史；紙鈔的誕生之日就已經有偽造現象出現，而且從來沒有停止過。我們成了這方面的專家，甚至在戰後仍舊繼續研究。幾年前，一個參議院的附屬委員會批准了我倆的一份報告，那份報告從此成了財政部的反偽鈔聖經。你哥哥對那份報告當然很熟悉，所以他就來找我和華特了。」

　　「他跟你談了些什麼呢？」

　　「喬接受任命要來解決偽鈔問題。他是個很有才幹的人，但要杜絕偽鈔是不可能的事，我和華特告訴過他這點，然而他卻差點成功了；他想出絕招，幾乎把美國國內的偽鈔活動完全杜絕了。」

　　我坐在凱爾斯坦教授那間狹小的辦公室裡，聽他講喬的事。他對喬的了解甚於我──他知道喬的希望和計劃，對喬受到的挫折滿懷同情，他們曾經在一起促膝長談，互相啟發。然而我這個做弟弟的卻只在母親的葬禮之後與他簡單交談了幾句，我沒有問喬在幹什麼，更不知道他是一名領導著幾百個人的資深調查員，負責解決重大問題。我坐在椅子上，心裡很難受，因為我失去了自己從來不知道珍惜的東西。

　　「他的方法非常高明：他的搜索目標是墨水和紙張，如果誰購買了可以用來印製偽鈔的墨水和紙張，喬在幾個小時之內就能查出來，而且在幾天之內就能將這些人緝拿歸案。他使美國國內印製偽鈔的活動減少了百分之九十，再對其餘的百分之十窮追猛打，所以偽鈔在市場上出現之前就已被制止了。他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麼問題出在哪裡呢？」我問。

　　「在美國境外。你知道在國外流通的美元是國內的兩倍嗎？」

　　我點了點頭，概要地把茉莉的話解說一遍，包括人們對美元的信賴，以及政府對美元突然失去信譽的擔憂。凱爾斯坦邊聽邊點頭，彷彿我是他的學生，他對我的論述很滿意。

　　「的確是這樣，」他說，「那不僅僅是犯罪問題，更是國家政策問題，政府的首要任務就是穩定本國的幣值。我們在國外有兩千六百億美元，有幾十個國家把美元當作非官方流通貨幣，這就像我們向國外籌集了一大筆貸款；如果經由別的途徑籌這筆貸款，我們每年就得付出兩百六十億的利息，但若透過這個途徑，我們就幾乎不用花錢，只要花少許錢把已故總統的頭像印在紙面上就行了。也就是說，印製貨幣讓外國人來買，是政府籌款的最佳途徑。喬的工作實際上對政府每年有兩百六十億美元的價值。」

　　「查出境外偽鈔在哪裡製造了嗎？」我問道。

　　「主要有兩個地方。」凱爾斯坦說，「第一是在中東，喬認為在貝卡河谷有一家假幣工廠，印製出的百元偽鈔能以假亂真，可是他束手無策。你到過那裡嗎？」

　　我搖了搖頭。有段時間我隨部隊駐紮在貝魯特，我知道有人因為種種原因去了貝卡河谷，可是不少人去了就沒再回來。

　　「那是敘利亞在黎巴嫩的控制區，喬將其稱之為窮山惡水之地。那裡的人們什麼壞事都幹，有世界恐怖分子訓練營、毒品製造實驗室，你只要說得出名稱，他們就會有；包括一個仿造的美國雕版印刷局。」

　　「那家工廠受誰的保護？」

　　凱爾斯坦對我微笑著點了點頭。

　　「問得好，」他說，「你已經本能地感覺到一個那麼大規模而複雜的行動一定會有後台。喬認為它是受敘利亞政府保護，甚至由該國政府擁有，所以他對此鞭長莫及。他的結論是只有透過外交途徑來解決，如果外交上解決不了，就派飛機去轟炸。也許我們能活著看見那一天。」

　　「第二個地方呢？」

　　「在委內瑞拉，喬已經查出確定位置，那就是他正在著手調查的目標。嚴格說來，那是民間的印製偽鈔活動，沒有官方涉入。」

　　「我們的調查也到這個地步了，」我點了點頭，「有個叫克林納的傢伙，目前在喬治亞，喬就是在那裡遇害的。」

　　「沒錯，」凱爾斯坦說，「我們確信整個活動都是他策劃的。他現在怎樣了？」

　　「他驚慌失措，拼命濫殺無辜。」

　　「我們也估計到他會驚恐起來，因為他在保護一項我們所見過的最佳行動。」

　　「最佳行動？」我大惑不解地問道。

　　「出色的行動。」凱爾斯坦使勁地點了點頭，「你對偽鈔了解多少？」

　　我聳了聲肩說：「比上星期多了一點點。」

　　凱爾斯坦把枯瘦的身體向我挪近些，眼睛閃爍著興奮的光芒。他彷彿要開始就他心愛的專題發表演講了。

　　「製造偽鈔有幹得好的和幹得差的。你知道凹版印刷和平版印刷之間的區別嗎？」我搖了搖頭。凱爾斯坦從桌上拿起一本雜誌，把它遞給我。

　　「把雜誌翻開，」他說，「隨便哪一頁都行，用手指摸一下。它是光滑的，對嗎？幾乎所有的書籍、雜誌、報紙都是這樣印刷的，印刷滾筒從光滑的表面刷過去就印出來了。可是凹版印刷就不同了。」

　　他突然用力拍一下手，害我幾乎跳了起來，那聲音在他寧靜的小辦公室裡聽來特別響。

　　「這就是凹版印刷，」他說，「一塊金屬版以相當大的力量打在紙上，使紙面出現凹凸圖案，這樣印刷出來的東西看起來有種立體效果，摸起來也是。那不容易搞錯。」他從褲後口袋裡掏出皮夾，拿出一張十元鈔票遞給我。

　　「你能感覺出來嗎？金屬版是鎳製的，上面有一層鉻，鉻面上刻著細紋，裡面灌上墨水。金屬版一打在紙上，墨水就印在紙面最上面的一層，懂嗎？凹版印刷是唯一能使紙面呈現浮雕般的方法，也是能使假鈔摸起來與真鈔質感相同的唯一方法，因為真鈔就是這樣印製出來的。」

　　「墨水呢？」我問。

　　「共用了三種顏色的墨水，」他說，「黑色和兩種不同的綠色。紙鈔的背面先印，印成深綠色，然後放著晾乾，第二天再印正面，用的是黑色墨水，晾乾後正面再印一次，這次用的則是淺綠色墨水──這就是紙鈔正面的樣子，包括流水號。可是淺綠色墨水是使用另外一種方法印上去的，叫作凸版印刷。它就像凹版印刷一樣，是壓印，不同的是它把墨水壓印到溝槽裡去，而不是印在棱兒上。」

　　我點點頭，細看了那張鈔票正面、反面，又用手指仔細地摸了摸。我從來沒有這麼認真察看過一張鈔票。

　　「因此印製鈔票得有四件東西，」凱爾斯坦說，「印刷機、金屬版、墨水和紙張。印刷機的來路很多，而且許多國家都用它來印製鈔票、股票和債券，因此國內外都能買到。」

　　「那麼金屬版呢？」我問他。

　　「金屬版是第二個難題，」他說，「可是世界上有人仿製名畫，當然也會有能仿製鈔票的雕刻師，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事，只是很少人能模仿，而模仿得好的人就又更少了。」

　　「好吧，假設克林納買了印刷機，又找到好的雕刻師，那麼墨水如何解決呢？」

　　「在國內，喬制止了這種墨水的生產，可是國外卻有的是。正如我剛才說過的，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有印製紙鈔的工業，而且喬當然無法在世界各國執行他的方法。所以要找到墨水並不難。綠色墨水只是深淺不同，他們可以調製、實驗，直到得到合適的──而黑色墨水有磁性，這你知道嗎？」

　　我搖了搖頭，再把那張十元鈔票仔細看了一遍。凱爾斯坦微笑起來。

　　「你看不見的，黑色墨水裡混合了一種含鐵的液態化學物質，電子數鈔機就是利用這個原理來掃描頭像的中心線，以識別信號。」

　　「他們可以得到那種墨水嗎？」

　　「世界上到處都能買到，只是我們不願意承認我們在擔心偽鈔的問題罷了。」

　　我點了點頭，想起了茉莉對於貨幣的信譽和可靠性的說明。

　　「貨幣必須有穩定性，」凱爾斯坦說，「這就是政府不願印製新鈔的原因；貨幣必須看起來可靠、有價值，而且恆久不變。你把那張十元鈔票翻過來看看。」

　　紙鈔反面的綠色圖案是矗立在空曠大街上的財政部大樓，大街上只有一輛看起來是三〇年代以前的早期福特汽車。

　　「十元鈔票從一九二九年以來，幾乎沒有變化。從心理層面來說，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重視可靠性甚於安全性。這使得喬杜絕偽鈔的工作很困難。」

　　「是的。」我說，「我們現在談談紙張吧。」

　　「事實上我們應該把它放在第一位來討論，」他說，「因為紙張是最重要的問題。在克林納印製潙鈔的行動中，使我和喬感到困惑不解的正是這點。」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用的紙張完美極了，一點破綻也沒有，比他們的印刷還要好。」

　　他驚奇地搖晃著腦袋，彷彿對克林納的成就十分讚賞。

　　「我從來沒聽說過這種事，」他繼續說，「在印製偽鈔的整個過程中，紙張一直是最難解決的問題，而他們一年中卻能印刷價值四十億的百元大鈔。」

　　「有那麼多嗎？」我吃驚地問。

　　「四十億，」他重複了一遍，「這是喬提出的統計數字。價值四十億的百元大鈔一共有四千萬張，這麼多紙張從何而來，真令人費解，瑞契爾先生，而且他們的紙張又是毫無破綻。」

　　「紙鈔需要什麼樣的紙張呢？」

　　他取回我手中那張十元鈔票，把它又揉又拉，並迅速抖了抖，發出劈啪聲。

　　「這是多種纖維製成的，」他說，「工藝非常精緻，約有百分之八十的棉花，以及大約百分之二十的亞麻，不含木質紙漿。它的原料與你身上穿的襯衫有許多共同之處，它含有精美的化學色澤，呈現出一種獨特的乳白色，此外，紙上還滿布紅、藍色的聚合物隨機線條，像絲線一樣纖細。這種紙經久耐用，可連續流通許多年。」

　　「這樣說來，紙張是難以仿製的了？」

　　「實際上是不可能仿製的，甚至連政府授權生產這種紙張的廠商也無法仿製。他們努力使每一批產品前後一致，可是那非常困難，而他們是當今世界上最先進的造紙廠！」

　　「因此，紙張供應是問題的關鍵？」

　　「那是我們一致的看法。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們是怎樣解決紙張供應問題的，我幫不上忙，真是抱歉。」

　　「他們現在守著滿滿一倉庫的東西，」我說，「會不會是紙張呢？」

　　「你沒聽懂嗎？能印刷鈔票的紙張根本不可能找得到。你不可能找到四十張能印刷鈔票的紙，更不要說四千萬張了。我、喬和華特多年來絞盡腦汁，但就是找不到答案。」

　　「我認為巴索洛姆想出一點頭緒了。」我說。

　　凱爾斯坦悲傷地點了點頭。他慢慢地走到書桌旁，按下電話答錄機的重播鍵，房間裡隨之響起一個已經死去的人的聲音。

　　「凱爾斯坦嗎？我是巴索洛姆。現在是星期四深夜，我明天會再打電話給你，告訴你答案。我就知道我會比你先想出答案！晚安，老朋友。」

　　巴索洛姆的聲音裡充滿喜悅。凱爾斯坦站在那裡出神，彷彿巴索洛姆的鬼魂正在空中徘徊。他看起來很難過，我不知道那是因為他失去了一位老朋友，還是因為他的朋友先想出了問題的答案。

　　「可憐的華特，」他說，「我認識他五十六年了。」

　　我默默地坐了一會兒，然後站起來說：「我會找到答案的。」

　　凱爾斯坦轉過頭來，熱切地望著我。

　　「連喬都做不到，」他說，「你認為你能做到嗎？」

　　「也許喬已經找到答案了。不管怎樣，我現在得趕回喬治亞，繼續研究這個問題。」

　　「祝你好運，瑞契爾先生，」他點了點頭，「希望你能完成你哥哥未完成的事。喬常常向我提起你，他很喜歡你。」

　　「他常提起我？」

　　「是的，他說你的職業使你離鄉背井，他對此感到惋惜。」

　　我久久說不出話來。多少年過去了，我從來沒有想念過喬，但他卻常常想起我。

　　「他比你年長，但卻是你在照顧他，」他說，「這是喬告訴我的。他說你很厲害，也很強硬。我想如果喬需要幫手去收拾那批人，他一定會找你去。」

　　「我告辭了。」我握了握老教授那乾枯的手，請校警們來保護他，然後就離開了。

　　我腦子裡在思考許多事：克林納從哪裡弄到紙張？我是否能趕上六點鐘飛往亞特蘭大的班機？凱爾斯坦對我說喬多麼喜歡我的那句話依然縈繞在耳際，加上我忙著想這想那，又想留意有沒有計程車經過，所以沒看見兩名西班牙人向我走過來──直到為首的傢伙向我亮出了槍。那是一把小小的自動手槍，他用搭在手臂上的風衣掩蓋著。

　　那人向我亮出武器，同時他的伙伴則向二十碼外的一輛汽車發出信號。那輛車顛簸著開過來。我望了望車，又望了望槍，考慮應作出什麼選擇。

　　「上車，」帶槍的那人輕聲說，「不然我就射死你。」

　　我站在那裡，想到的只是我要錯過六點鐘的班機了，下一班得等到七點鐘。

　　「快點上車。」他又催促道。

　　我確信他不敢在街上開槍，他的槍上沒有裝滅音器，會發出驚人的聲音，而且街上行人很多。另外一人也許把槍藏在口袋裡了，那個司機身邊或許也有把槍。我現在赤手空拳的，得要快作選擇。

　　最後我決定不上車。我站在街上，拿小命作賭注，賭那人不敢開槍；我相信他們兩個人加起來也打不過我。那車在街邊等候，引擎空轉著。我們誰也沒有動，就像陳列在櫥窗裡的商品。

　　這使得他們很難辦。在這樣的情況下，威脅只有一瞬間的作用；如果說了要開槍，卻沒有做到，就再也嚇唬不了人了。那個人沒有開槍，他猶豫不決地站在那裡。

　　我向後歪了一下，好像要往後逃跑似的，那人立刻用槍向我戳過來。我趁勢用左手抓住槍往背後扯，用右手抱住他肩膀，那樣子就像要與他跳華爾滋似的，然後把他緊緊地頂在車側。我使勁地擰他的手腕，指甲深深樞進他的肌膚裡；雖說我用的是左手，然而也足以使他痛得要命；我還用全身的重量壓住他，使他幾乎透不過氣來。

　　他的伙伴把一隻手伸進口袋時，我馬上站直身子，把帶槍的那傢伙往車上使勁一推，然後拔腿就跑，不一會兒就消失在人羣中了。

　　我跑了八個街區，跳上一輛計程車，終於趕上六點鐘的直達飛機，飛回亞特蘭大。

　　我在服務台取回本特利車的鑰匙和停車單，然後在臨時停車場找到了本特利車。幫我處理車窗的那傢伙已把車子的後車窗全染成黑色，卻沒來得及處理前窗及擋風玻璃。我從行李廂裡拿出夾克穿上，而那些武器還沉甸甸地放在口袋裡，於是我放心了。我駕著車向南駛去，時間是星期五晚上九點，離星期天他們開始運輸存貨的時間還有三十六個小時。

　　回瑪格雷夫的路上，我回憶了在學校裡學到的知識。當時我們學習了軍事哲學，我至今還記得一些主要的原則，比如：在戰爭中若想打勝仗，你就得與敵軍的主力決一死戰。我知道他們的主力開始時有十人，在幹掉莫里森之後，就只剩下九個人，這九人裡包括了克林納父子、蒂爾和貝克，還有五個我不知道的人。到了鎮上，我就把車開進了伊諾餐廳的碎石停車場，停在停車場的盡頭，然後離開駕駛座，躺在後座上睡著了。

　　有人敲本特利車的擋風玻璃，我被驚醒了，掙扎著坐了起來。貝克警官透過玻璃望著我。車上的時鐘顯示十點三十分，我睡了半個小時。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變計劃──因為我突然想到了一個更好的計劃──第二件事是把手伸進口袋去解除「沙漠之鷹」的保險。然後我下了車，與貝克隔車相望。他的臉上依舊帶著友善的微笑，露出一顆金牙。

　　「你怎麼了？」他說，「在公共場所睡大覺，你會因為到處流浪而被拘留的。」

　　我也微笑著說：「這是出於公路行車安全的考慮，大家都說，如果累了，就不要開車，停下來小睡一會兒。」

　　「進餐廳去吧，我請你喝杯咖啡，你需要清醒清醒，伊諾的咖啡很有效。」

　　我鎖了車，把一隻手插在口袋裡。我們穿過停車場，走進餐廳。

　　「你還好嗎？」貝克問，「還在為你哥哥的事傷心？」

　　我聳了聳肩，用左手拿起咖啡杯，右手則一直握著口袋裡的「沙漠之鷹」。

　　「我與我哥哥感情不太親密。」我說。

　　他點了點頭，又問：「蘿絲珂還在幫聯邦調查局的忙嗎？」

　　「我想是的。」

　　「今晚芬利老兄到哪裡去了？」

　　「他去傑克遜維爾調查一件事。」

　　「傑克遜維爾？他到那裡去調查什麼？」

　　我喝了口咖啡後才說：「我不知道，他什麼也沒告訴我，我又不是警察局的人，只是臨時跑跑腿而已。不過，他叫我到哈柏家去幫他拿點東西。」

　　「哈柏家？要拿什麼東西？」

　　「有什麼就拿什麼吧！我想是這樣的。」

　　「然後呢？你也會去佛羅里達嗎？」

　　「芬利要我用寄的，」我搖了搖頭，又喝了一口咖啡，「他給了我一個華盛頓地址。今晚我會在哈柏家睡覺，明早再把東西寄出去。」

　　貝克點了點頭，又友善地微笑了一下，不過顯得很勉強。我和他喝完了咖啡，他付了錢，我們就離開餐廳。他鑽進巡邏車，向我揮了揮手，然後就開走了。目送他離去之後，我才慢慢地走向本特利，駕車駛上貝克曼大道。

第二十六章

　　我得仔細考慮停車位置，要讓它看起來像是隨便停放在這裡，又要不使別的車輛從它旁邊通過。折騰了好久，我最後把它停在哈柏家車道的前端，並且沒把車輪打直，好讓它看起來像是我急忙開車到這裡，鑰匙一拔就扭頭下車似的。

　　我還得使那房子看起來像我待在裡面的樣子，因此我用夏莉給我的鑰匙打開門進去，隨便開了幾盞燈，還打開電視機和廚房裡的收音機。我拉上窗簾，走到室外──看起來不錯，好像有人在裡面。

　　然後我找出手套和帽子戴上，又找到一大條睫毛膏，把它塗在臉上。

　　暴風雨即將來臨，外面漆黑一團。我站在屋外，再檢查了一遍，並且拉下外套拉鏈，作了一個拔槍的姿勢；出槍很順利，備用子彈、刀、短棍也都準備妥當。

　　我沿著車道來到溫室，找到一個可以觀察車道動靜的地方，就坐在冰冷的地面上等待著。在伏擊中，耐心等待是致勝的關鍵。如果對手有警惕，他會乘人不備地出現，因此你需要有無限的耐性。

　　外面黑沉沉的，空氣壓得人喘不過氣來。過了一會兒，暴風雨來襲，豆大的雨點打在樹葉上，頃刻間雷電交加、大雨滂沱，花園被閃電照亮，有如白晝。我耐心地等待著，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

　　午夜剛過二十分鐘，他們來了。由於雷雨聲隆隆，直到貨車已經開上了車道，我才聽到車聲。那是輛深綠色的廂型貨車，就是星期四早晨我在蘿絲珂家附近看見過的那種，車體上也印有金色的克林納基金會字樣，它的寬邊車輪壓過碎石子路──芬利在莫里森家門口發現的車輪印就是這種車留下的。

　　貨車在離我幾碼遠的地方利車，因為本特利擋住了它的路。這正是我事先安排的。第一個下車的是司機。他穿著尼龍緊身衣褲，連衣的兜帽把臉遮住一大半，臉上還戴著面罩，手戴橡皮手套，腳穿橡膠鞋。我認出他的步履和身形，他是克林納的兒子。這傢伙親自出馬來殺我了。

　　他把貨車後門拍打得砰砰作響，門開了，出來四個人，都是一樣的裝束，兩個人提著袋子，兩個人持長管霰彈槍。他們一共有五個人，這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為他們只有四個人。五個人要難對付一些，可是戰果會更輝煌。

　　這時，一道閃電使他們個個都亮了相，他們真像是從地獄裡逃出來的魔鬼，樣子可怕極了。我不禁想到，如果是在星期一夜晚遇上他們，我很可能不是他們的對手，可是今晚我會打敗他們，因為我有出其不意的有利條件。

　　克林納的兒子是這幫人的頭兒，他伸手從車上抽出一把鐵橇，領著三個人冒雨向夏莉的房子走去，只留下一個看守貨車。我看見那個留守的傢伙抬頭望了望黑沉沉的天空，又朝駑駛座看了看，轉身準備進駕駛座躲雨。我閉上眼睛，想起喬面目全非地躺在停屍間裡的慘狀，也想起蘿絲珂看見玄關裡有腳印時，嚇得發抖的模樣，就迅速從灌木叢裡躍出來，閃身來到那人的後面，掄起短棍，對著他的後腦勺打去。那本是根頗有分量的短棍，而我又用足了力氣，所以他的腦袋立刻開花了，他像一棵樹般地臉朝下倒地。我飛起一腳，踢斷他的脖子。

　　我把他扔在貨車旁，然後取下貨車鑰匙，躡手躡腳地朝屋子走去。我把短棍放回口袋，拿出彈簧刀，握在右手裡，閃進前門。門鎖已經被砸壞了，那把鐵橇躺在玄關的地板上。

　　這是棟大房子，搜索起來要費一些時間。我估計他們四個人會一起搜一遍，然後再分散行動，因此就轉身踏出門外，等待他們分別回到玄關裡來。我緊貼牆站著，屋外大雨傾盆，好在有屋簷幫我擋住雨水。

　　我等了大約五分鐘才聽到有人下樓來，把玄關的地板踩得嘎吱響。我閃進屋內。那人背對我站著，他是兩個持霰彈槍的歹徒中的一個，個子高大，看起來比我瘦。我朝他背後刺了過去，左手手指戳進他的眼睛。他手上的槍掉在地毯上，發出重擊的響聲。我把他往雨地裡拖，接著用刀割斷他的喉管，他的鮮血噴了出來，與雨水匯流在一起。解決了兩個傢伙。

　　我把他拖到草坪上，然後再次進入室內，撿起那把霰彈槍。那是一把Ithaca Mag─10，威力強大，能穿透車輛，將車內的人射死；與對手面對面遭遇時，它的殺傷力更強。它只能裝三發子彈，然而三發子彈就足以決定勝負了。

　　但我還是選擇了那柄彈簧刀作武器，因為用它殺人沒有聲音；然後再次霰彈槍代替「沙漠之鷹」。霰彈槍的特點是不需要瞄準，子彈射出的扇面很大，只要槍口對準方向，就能殺傷對方。

　　我仍舊緊貼著牆，站在屋簷下等待著。我估計他們要出來了。他們在屋裡找不到我，而且也不知道剛才被我幹掉的傢伙到哪裡去了，因此他們必然會出來。

　　果然有兩個人一起出來了。我猶豫了一下，他們就已經走進雨中，於是我抽出短棍，把它握在右手裡一棒下去，正好落在第一個傢伙的脖子後面，他的腦袋差點沒掉下來。而第二個傢伙則馬上作出反應，閃躲了一下，短棍只落在他的鎖骨上，他跪了下去；結果我揮了兩次棒才打斷他的脖子。那傢伙瘦削而結實，可是遇上我的短棍，他就吃不消了。四個傢伙被解決了。

　　我把這兩具屍體拖到草坪上去，與先前的那具堆在一起。我幹掉了四個，繳獲了一把霰彈槍，控制了廂型貨車的鑰匙，現在只剩下克林納的兒子和另一把霰彈槍。

　　我不知道他在哪裡。我走進屋內，聽了一會兒，什麼動靜也沒有。雨嘩啦啦地下著，其他的聲音都消失在雨聲中；如果克林納的兒子偷偷地靠近過來，那就糟了。於是我又摸進花房躲藏，豎起耳朵傾聽著。不久，克林納的兒子從前門走出來。如果他向右走過去，勢必會碰上堆在草坪上的三具屍體；然而他向左，從花房的窗下經過，向露台走去。

　　他從離我只有八呎遠的地方走過，活像一個從地獄裡逃出來，持著槍的鬼魂。

　　我從花房裡溜出來，躡手躡腳地走近露台，看見克林納的兒子正站在那裡，俯視著游泳池。我埋伏在雨中，離他只有二十呎，能聽到雨水沖刷他的白色尼龍緊身衣褲的聲音。閃電劃亮了天空，雷聲隆隆不絕於耳。

　　我不想用霰彈槍把他射死，我要毀屍滅跡，讓克林納猜不透發生了什麼事；不知道兒子的下落，這會使他不安，但對我們的安全則非常有利。我不能留下一點痕跡，如果用霰彈槍的話，那孩子的屍體就不好藏匿。我等待著時機。

　　克林納的兒子慢慢地沿著斜坡向游泳池走過去，看起來心裡很急，因為他如今是一個人單獨行動了。他的視野被罩得很緊的帽子擋住了，所以只好不斷地左右轉動僵硬的脖子，宛如機器人似的。他在池邊收住了腳。我左右閃躲地跟著，不讓他看見我。

　　當他轉身想回到屋裡去時，我使勁地將短棍向他的頭部揮去。然而短棍從尼龍布上滑過，鐵棍重量和慣性作用使我失去平衡，滑倒在地。那孩子猛轉過身，舉起槍，就在他正要將子彈上膛時，我揮臂把槍管打到一邊，往地上一滾，逃出霰彈槍的射擊範圍。他扣下扳機，一聲巨響，子彈飛進樹叢，把樹葉撕得亂紛紛地往下落。

　　強大的後座力使他身體後仰，可是他仍奮力將第二發子彈上膛。這時，我一躍而起，用雙手抓緊那把槍，使槍口朝上，結果砰地一聲，他那一槍又射飛了。我則藉著後座力，乘機把槍從他的手中奪過來，回手用槍柄戳他的臉。但那一戳並不奏效，槍柄上那層減少後座力的橡皮墊保護了他的腦袋，他只是向後搖晃了一下。我朝他的腿部補上一記重擊，使他身體後仰，接著又向他的雙腳撗掃過去，使他背朝下地掉進了游泳池。我縱身跳下去，把他壓在下面。

　　我們在游泳池的深水區裡撲打著，雨點不住地打下來，氯水刺激著我的眼睛和鼻子。終於我抓住他的喉部，順手扯下他的帽子，夾緊雙臂，把他的腦袋深深地按在水裡。我擰扭著、壓擠著，把他按在水下，直到他斷了氣；沒有費多少時間。這樣的事不會花費太多時間，誰先沉入水下就永遠翻不了身。

　　我讓他的屍體飄浮到一邊，自己則攀在池邊，慢慢地緩過氣來。然後我游過去把那孩子的屍體拉到池邊，找來尼龍布擰成一根繩，再把他拖上來。屍體沉甸甸的，水不住地從緊身衣褲裡流淌出來。

　　我在車庫角落裡找到一部有輪軸的手推車，把它推到游泳池旁，找回那兩把霰彈槍和濕漉漉的短棍；把槍扔上手推車，短棍放進口袋，再把克林納兒子的屍體搬到手推車上。然後我把車推到廂型貨車旁，把屍體扔進貨車裡，並找到第一個被我幹掉的傢伙，把他堆放在克林納的兒子身邊，並把那兩把霰彈槍丟在他們身上。

　　最後我把草坪上的那三具屍體也拖進貨車。

　　我把手推車送回車庫，又從那裡拿了一只手電筒，冒雨跑回貨車上，打開手電筒，蹲下去看看五個該死的傢伙。

　　我已認出克林納的兒子，所以就直接扯下其餘四人的帽子和面罩，用手電筒照了照。其中有兩人是倉庫守衛，星期四我透過望遠鏡看過他們；另外兩個人我也見過，他們是警察，曾經跟著貝克和史蒂文森到伊諾餐廳逮捕我──他們果然也是蒂爾的暗中幫手。

　　我下了車，把手電筒放回車庫，跑進屋內找到了那兩個袋子。袋子裡裝著備用的手套、面罩、一箱子彈、一柄錘子、一袋六吋鐵釘和四把刀；你只要看一眼，也會感到可怕。我撿起他們扔在地上的鐵橇，連同那兩個袋子，一起扔在那堆屍體上面，關上貨車門，並上了鎖。

　　這次我跑進廚房，打開烤箱的門，又從櫥櫃裡拿出幾個烤盤，然後卸開「沙漠之鷹」，把部件和口袋裡的所有東西分別放在烤盤上，再全部放進烤箱裡，把熱度調到最低。

　　然後，我鑽進克林納基金會的貨車裡，把車開到莫里森家門口，停在莫里森那輛林肯車旁邊，鎖好車門，把車鑰匙扔到牆外的野地裡。

　　我在雨中往回走，腦子使勁地思考著。已經是星期六的凌晨了，而我已掌握了三個事實：第一、克林納需要特殊的紙張；第二、美國國內找不到他需要的紙張；第三，倉庫裡儲藏著某種貨物。

　　使我感到困惑的是冷氣機紙箱上的流水號。我看得很清楚，紙箱上的編號是手寫的，傑克遜維爾警方的報告也描述了這一情況。可是這是為什麼呢？冷氣機紙箱本身是很好的掩護，這一招騙過了傑克遜維爾的警察。然而，如果箱子裡裝的不是家電產品，那為什麼外面要寫上流水號？那些編號代表什麼意思？箱子裡裝的到底是什麼？

　　這是我向自己提出的問題，但最終還是喬幫我回答了。我在雨地裡想起喬的那張紙條──那個標題，那一排姓名縮寫和電話號碼，以及最下面的兩個附註──我需要把紙條再看一遍，可是我突然十分肯定喬會對我說：如果想知道克林納究竟把什麼東西裝進紙箱裡，就再去史托勒的車庫看個明白。

第二十七章

　　我回到哈柏家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廚房裡找咖啡。我啟動咖啡機，讓它慢慢地煮著，然後打開烤箱，把我放進去烘乾的東西取出。喬的那張電腦報表紙已經烘得變脆了，而且紙上的字也看不出來了。紙上一片空白，游泳池裡的水已經把字跡沖刷掉了。我無可奈何地聳了聳肩。

　　接著我脫下衣服，放進烘乾機，光著身子到浴室裡洗了個熱水澡，然後披上毛巾，下樓去喝咖啡。

　　我不能當晚去亞特蘭大。如果我去了，也許凌晨三點半才能到達；在那種時間出現在亞特蘭大，又會惹上麻煩，因為我沒有任何能說明自己身分的東西。我只好等到天亮，沒有別的選擇。

　　我想睡一會兒。我關上廚房裡的收音機，晃進哈柏的臥室。這是個舒適的房間，電視機旁有音響、成排的ＣＤ和錄音帶，其中不少是披頭四的作品。

　　書桌旁有一個書架，上面有成堆的專業雜誌、大部頭的書和報告。專業雜誌佔據了大部分的面積；它們看起來索然無味，每一種都只有零星的幾本，可是都按照字母順序和出版日期，放得整整齊齊。在一排雜誌的盡頭是一些美國財政部報告書和幾本《銀行世家》刊物。哈柏收集的雜誌令人覺得好奇，看起來是經過選擇的。

　　我正要離開哈柏的臥室時，突然想起一件事，於是又走回書桌，再看了看那些雜誌和刊物。有些雜誌是最近幾期的，我估計有十多本是今年才出版的。它們是給銀行家看的專業雜誌，而那時哈柏已經不在銀行工作了，但他還在閱讀這些複雜難懂的玩意兒。這是為什麼？

　　我費了一個小時，把書架上的雜誌都翻閱了一遍，然後開始翻看那些書。我看到有兩個作者的姓名是自己熟悉的，便驚訝地停了下來。他們是凱爾斯坦和巴索洛姆，那是他們向參議院附屬委員會提交的報告，厚厚的一本紅皮書。我把它抽出來看。那的確是部經典著作，內容翔實，對偽鈔印製技術的歷史作了描述，例證非常充分。

　　我先閱讀有關紙張的問題。凱爾斯坦說過關鍵是紙張，他和巴索洛姆對此作了一個很長的附錄，比他當面告訴我的要詳盡許多。印鈔票的紙張是在麻薩諸塞州多爾頓市製造的，廠商是克雷恩公司，該公司自從一八七九年以來就為財政部供應製幣紙張。一百多年來，紙張都是在嚴密監控下運送至華府，從來沒有發生過被竊事件，一張也沒有少過。

　　我把哈柏的其他藏書也統統瀏覽一遍，有的地方反覆讀了兩、三次，努力弄清那深奧的專業詞彙。我常常回頭去讀那本送交參議院的大紅本報告，其中有三段文字我一再閱讀：第一段是關於哥倫比亞波哥大偽鈔集團的；第二段是關於更早一點的黎巴嫩印假鈔行動的──在一次內戰中，黎巴嫩基督教右派集團與亞美尼亞雕刻師勾結在一起偽造鈔票；第三段提到一些化學原料和許多複雜的化學式。我踱進廚房，拿起那張變白了的紙片，然後又回到臥室，坐在燈光下閱讀和思考，直到深夜。

　　那些難懂的文字不但沒有使我產生睡意，反而讓我保持清醒。讀完之後，我恍然大悟。我終於把整件事從頭至尾，從裡到外都弄明白了。老凱爾斯坦教授說紙張是不可能得到的，可是克林納證明他錯了。克林納找到一條取得紙張的途徑，一條很簡單的途徑。

　　我離開書桌，打開烘乾機，拿出我的衣服，急忙穿上，然後把我的東西放回外套口袋。同時向碎石車道跑去，發動了汽車，離開了沉睡的小鎮。

　　不久就開到芬利暫時棲身的阿拉巴馬汽車旋館。我下了車，跑進去叫醒值夜班的人。

　　「有個叫芬利的人住在這裡嗎？」我問。

　　他揉了揉眼睛，看了一下登記本。「在十一號房。」

　　我找到芬利住的十一號小屋，他的雪佛蘭警車停在外面。我把門敲得咚咚作響，過了好一會兒，才聽到裡面有惱火的嘟噥聲。我又敲了幾下。

　　「快開門，芬利，我是瑞契爾，快把該死的門打開。」

　　過了一會兒，門開了，芬利穿著灰色寬鬆運動衫和寬鬆短褲出現。我感到驚奇，我原以為他會穿花呢西裝、皮背心呢。

　　「深更半夜的，你來幹什麼？」他說。

　　「讓你看件東西。」我說。

　　他打著呵欠，眨著眼睛問：「幾點鐘了？」

　　「我不知道。快穿上衣服，我們得走了。」

　　「上哪兒去？」

　　「亞特蘭大，我要讓你看件東西。」

　　「什麼東西？你可以先告訴我嗎？」

　　「你快穿好衣服，我們馬上離開這裡。」

　　他嘟噥著，但還是去換衣服了。他磨蹭了十五分鐘左右才出來，這才是真正的芬利──穿著花呢西服、皮背心。

　　「怎麼回事？」芬利問道。

　　「我想出來了，」我說，「我知道這整件事是怎麼回事了。」

　　「你現在要告訴我了嗎？」

　　「你先說你打電話到普林斯頓了嗎？」

　　「有，我和那傢伙在電話上談了一個小時。」

　　「他對你說了什麼？」我問他。

　　「他說他是歷史學碩士，是巴索洛姆的研究助理；巴索洛姆和凱爾斯坦是研究假鈔的專家，喬向他們請教了假鈔印製的歷史。但是他們討論了整整一年，最後的結論是克林納根本不可能弄到那樣多的紙張。」

　　「那正是凱爾斯坦說的話，」我對他說，「可是我想出來了。」

　　他驚訝地望著我。

　　「你說說看。」他說。

　　「你不妨自己先仔細想想，哈佛學者。」

　　「能提供點線索嗎？」

　　「當然，我給你兩條線索，」我說，「喬在紙條上寫的標題E Unum Pluribus；然後你想一想美國貨幣有什麼獨特的地方。」

　　芬利努力思索著。他天天接觸美國貨幣，可就是沒發現它的獨特之處。

　　「到底是什麼？」他問。

　　「我在世界各地居住過，」我說，「去過幾十個國家，口袋裡有過許多不同國家的鈔票；你想，我注意到了什麼？」

　　芬利聳了聳肩。

　　「每張美元的大小都一樣！」我揭開謎底，「別的國家紙鈔面值大的要比面值小的大張些，只有一百美元和一美元的紙張是一樣大的。」

　　「那又怎樣？」

　　「他們從哪裡得到紙張？」我等待著芬利回答，然而他就是想不出來。

　　「他們花錢買紙，」我說，「一塊錢一張地買來。」

　　「不可能，巴索洛姆的助理說得很清楚，紙張是在多爾頓生產的，整個過程採取嚴密保護措施，一百二十年來沒有丟過一張，不可能有人偷賣出去。」

　　「你錯了，芬利，這種紙在市場上公開出售──他們到處搜羅一美元的鈔票。哈柏從一年半前就是幹這件事的。他曾是銀行的貨幣經理，他知道怎樣調集現金，因此他千方百計地從一切可以找到現金的地方收集一元美鈔。他們從全國各地買進真正的一元美鈔，大約每星期買進一噸。」

　　芬利睜圓眼睛望著我，點了點頭。他終於開竅了。

　　「一星期一噸？」他問，「那要多少張鈔票呀？」

　　「一噸重的一元美鈔價值一百萬美元，」我說，「而他們每年需要四十噸，也就是總價為四千萬美元的一元美鈔。」

　　「說下去。」他說道。

　　「由哈柏到全國各地收購，再把鈔票運到瑪格雷夫，送進倉庫。」

　　「然後把鈔票裝進冷氣機紙箱，轉運出去？」

　　「沒錯，」我說，「他們一直這樣幹，直到去年海岸警衛隊開始了查緝行動。可是在鈔票裝箱之前，他們得點錢。」

　　他又點了點頭。

　　「對，他們得記帳，可是一個星期點一噸重的鈔票，他們忙得過來嗎？」

　　「他們只稱重量，每裝滿一箱，就放在磅秤上稱。一盎司重的一元美鈔票值三十美元，而一磅重的就值四百八十美元──這是我昨天夜裡閱讀資料時發現的。他們先稱出重量，然後計算出價值，最後把它寫在紙箱上。」

　　「何以見得？」

　　「我敢斷定紙箱上的流水號就代表裡面有多少錢。」

　　「原來如此，」他說，「然後紙箱被運到傑克遜維爾，對嗎？」

　　「嗯，裝上船，」我說，「轉運到委內瑞拉。」

　　我們朝亞特蘭大徐徐駛去。

　　「到了委內瑞拉呢？」

　　「在那裡有克林納的化學工廠呀。」

　　「那又怎樣？」

　　「你說說看，」我說，「那家化學廠是幹什麼的？」

　　「與棉花有關的某些東西。」他說。

　　「對，有苛性納、次氣酸納、氯氣和水。把這些化學物質混合，會產生什麼？」

　　他搖了搖頭；他是個警察，不懂化學。

　　「漂白劑，」我說，「一種作用相當強的漂白劑，對棉質纖維尤其有效。」

　　「天哪，」芬利忍不住叫道，「紙幣的成分多為棉花，加上少量亞麻。他們把一元美鈔漂白，使墨水褪去。這簡直令人難以置信，瑞契爾，這樣他們就可以得到四千萬張空白的銀行印幣專用紙了！」

　　「你說對了，哈佛學者，」我說，「他們就是這樣幹的。他們設計出化學藥水，把經漂白的紙鈔印製成百元美鈔。這就是喬的意思──E Unum Pluribus，化一為眾，把一元美鈔變成百元美鈔。」

　　「也就是說，目前倉庫裡儲存著四十噸的一元美鈔，等海岸警衛隊撤走，他們就要恢復行動了。我們已經抓住狐狸尾巴了，瑞契爾！」

　　「說得對，」我高興地笑起來，「這就是他們如此驚慌的原因。」

　　芬利望著擋風玻璃，不解地搖了搖頭，「你是怎麼想出來的？」

　　我沒有立即回答他的問題。

　　「我們一步一步地來。」我說，「首先我要向你證實冷氣機紙箱裡的確裝滿一元美鈔。」

　　「真的嗎？」他說，「在哪裡？」

　　「在史托勒的車庫裡。」

　　「你別矇我啦，瑞契爾，那車庫燒毀了，裡面不會留下什麼的；即使有，亞特蘭大警察局和消防隊的頭兒們也早就把它處理掉了。」

　　「我可沒有得到它被燒毀的消息。」我說。

　　「你說什麼？我告訴過你它被燒毀了呀。」

　　「你看過喬的電腦報表紙，對嗎？」

　　芬利點點頭。

　　「還記得倒數第二項寫的是什麼嗎？」我問他。

　　「史托勒的車庫。」

　　「對了，可是你再想想那個逗點的位置。如果逗號出現在ｓ的前面，表示車庫屬於『一個』叫史托勒的人，『單數名詞所有格』，對嗎？然而，喬不是那樣寫的，逗點是出現在ｓ的後面，也就是說車庫是屬於史托勒一家人的，是複數名詞所有格。我們只有到老史托勒夫婦家，才能找到兩個姓史托勒的人。也就是說，老史托勒夫婦肯定也有一個車庫。」

　　「你認為薛曼把冷氣機紙箱放在他父母那邊嗎？」他問道。

　　「這個推理可以成立，」我說，「薛曼．史托勒並沒有想到自己會在上星期四就死去，他會希望自己不工作也能過幾年太平日子，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他會把錢藏在別的地方。」

　　當我們到達亞特蘭大全市最貧窮的住宅區時，已經是早晨七點半了。在清晨柔和的陽光下，這裡看起來還過得去。我們找到了老史托勒的房子。

　　芬利掏出警徽，用力敲門。我們聽見玄關的地板嗄吱地響起來，接著薛曼的母親出現在門口。她沒有說話，只是望著我們。

　　「早安，史托勒太太，」我說，「妳還記得我嗎？」

　　「你是一個警官。」她說。

　　芬利把警徽遞給她看，她點了點頭說：「請進。」

　　我們跟著她走進狹小的蔚房。

　　「有什麼事嗎？」她問。

　　「我們想到你們的車庫去看一看，太太，」芬利說，「我們有理由相信你兒子把一些偷來的東西藏在裡面。」

　　老婦默默地站了一會兒，然後從牆上的一枚釘子上取下鑰匙遞給我們，就悄然離開了。我們走出前門，向車庫走去。

　　那是一間東歪西倒的小房子，只能停放一輛車。芬利打開門，裡面空空的，只有兩個紙箱並排靠牆放著，與薛曼．史托勒新居裡的紙箱一樣，上面印著島嶼冷氣公司的字樣，有長串的手寫流水號，然而它們是用膠帶封好的。我仔細地看了看，根據上面的數字，每個紙箱裡有十萬美元。

　　我和芬利出神地望著那兩個紙箱，然後我把其中的一個推出來，抽出莫里森的彈簧刀沿著編號底下割去。割開之後，砰地一聲，裡面的東西散落下來──大把大把的鈔票飄散在地板上，有的新，有的舊，有的一捲捲捆緊，有的是散亂成一堆。芬利蹲下去，兩手各抓起一把鈔票。我們看著錢發愕。

　　「裡面有多少？」芬利問。

　　「接近十萬美元。」我說。

　　「另一個紙箱呢？」他又問。

　　「十萬多，」我看看另一個紙箱的編號後說，「也許比剛才那個紮得更緊些吧。」

　　芬利把車倒開到車庫門口，我試著把鈔票重新裝進紙箱裡，但因為一捆捆的錢已全部散開，亂紛紛地落在地下，很難收拾。我把紙箱豎起來，拼命地把鈔票往裡塞，最後地上大約還留著三萬美元。

　　「看來得先把未拆封的那箱運走，」芬利說，「回頭再取剩下的。」

　　「那只是一點小錢，」我說，「我們得給兩老留著點，就算是兒子留給他們的養老金吧。」

　　他沉思片刻，最後聳了聳肩說：「好吧，就這麼辦。」

　　我們把沒有拆封的紙箱拖出去，放進本特利的行李廂。那可是費力的事。紙箱沉甸甸的，我們休息了一會兒，站在那裡直喘氣。然後我們關上車庫的門，沒有去動剩下的十萬美金。

　　「我去打電話給彼卡。」芬利說。

　　他回到老史托勒屋裡去借電話，過了兩分鐘，他出來了。

　　「我們得到他辦公室去。」他說。

　　他駕著車向市中心駛去。

　　「好吧，你已經向我證明紙箱裡的確是錢了，告訴我你是怎麼想出來的。」

　　「我是從那本送交參議院的報告中得到啟發的，裡面有三小段文字，一段是關於波哥大的偽鈔印製活動，另一段則描述了數年前黎巴嫩的活動，他們都是採用把真美鈔漂白之後重新印製的方法。」

　　「這樣說來，克林納的主意並沒有什麼創造性嘛。」他說。

　　「根本沒有創意，」我說，「然而以前那些傢伙只是小規模地搞搞，但克林納卻把製造偽鈔發展到很大的規模，他好比是印製偽鈔活動中的亨利，福特。你要知道，亨利．福特並沒有發明汽車，他只是擴大了汽車生產規模。」

　　「既然給參院的報告裡有將真鈔漂白一說，」他問，「那為什麼巴索洛姆和凱爾斯坦沒有找到問題的答案呢？那份報告是他們寫的呀。」

　　「我想巴索洛姆最後想出來了，他給喬的電子郵件指的就是這件事。報告很長，有幾千頁，而關於漂白真鈔只是浩瀚文件中的一個注腳，而且報告中只說有小規模的活動採取了這種方法，他們的規模與克林納的自然不可同日而語。我們不能責備巴索洛姆和凱爾斯坦，他們是學有專精的老前輩，只是少了點想像力。」

　　芬利聳了聳肩，把車停在調查局門口。

第二十八章

　　彼卡在那陰暗的會客裡會見我們，接著把我們領到旁邊的一間辦公室詳談。我們把事情的進展情況向他描述了一遍，他點了點頭，兩眼閃爍著光芒。

　　「幹得好，朋友們。」他說，「可是我們的對手是誰呢？我想那兩個西班牙人是受雇來幹活的，不是幕後的對手。當地十人當中，我們已經知道莫里森、蒂爾、貝克、克林納父子，對嗎？可是另外五人呢？」

　　「我們只需要再找到一個人，十個人就齊了，」我說，「因為昨天夜晚我又找到了四個，所以只有第十個人身分不明。」

　　聽我這樣一說，他倆愣住了。

　　「那四個人是誰？」彼卡問。

　　「兩個倉庫守衛，還有兩名警察，就是上星期五逮捕我的那兩個後援警員。」

　　「又是警察？」芬利大罵，「真該死！」

　　「很好，」彼卡點了點頭說，「你們兩個立刻回到瑪格雷夫去。注意不要出事，萬一有事，可以逮人。你們尤其要特別小心這第十個人，他隨時都有可能出現。我很快就會跟上你們的。我需要二十分鐘去接蘿絲珂，我們在瑪格雷夫見。」

　　我們站起來互相握手後，彼卡就上樓去了，我和芬利則回到本特利車上。

　　「怎麼回事？」芬利問我。

　　「貝克昨天晚上遇到我，」我說，「我對他撒了個謊，說要到哈柏家裡去找文件。然後我就去那裡等，果然來了五個人，克林納的兒子和他的四個伙伴。他們想把我釘在哈柏臥室的牆上。」

　　「天呀，」他叫了一聲，「後來呢？」

　　「我把他們幹掉了。」

　　在本特利以每小時九十哩的速度朝前疾駛的情況下，他對我側目而視。

　　「你把他們幹掉了？你把克林納的兒子幹掉了？」

　　我點了點頭。他沉默了一會兒，把車速放慢到每小時八十五哩。

　　「你是怎樣下手的？」

　　「我伏擊了他們，敲爛了其中三人的腦袋，割斷了一個人的脖子，而克林納的兒子是被我踢進游泳池裡淹死的。」

　　「天哪，」他又叫了一聲。「一下子殺了五個人，你心裡有什麼感覺？」

　　我聳了聳肩。我想起了喬在西點軍校的情景，那時他是一個十八歲的瘦高小伙子，也想起了茉莉，她舉起那只公事包，向我微笑。我對芬利瞥了一眼，向他反問了一句，算是回答他的問題。

　　「你殺蟑螂時有什麼感覺？」

　　他一個勁地搖著頭。

　　「只剩下四個了，」他說，「你對這第十個人有什麼主意嗎？」

　　「不管他是誰，」我說，「此刻他肯定與另外三個人守候在倉庫裡。目前他們正缺人手，對嗎？他們今天要徹夜值班，明天就要裝貨了。」

　　「真叫人難以相信，為什麼像瑪格雷夫這樣僻靜的地方會發生這種事？」

　　「你想知道為什麼嗎？去問艾森豪好了。他應該對此負責。」

　　「艾森豪？他與這件事有什麼關係？」

　　「他修建了州際公路，扼殺了瑪格雷夫。從前只有一條鄉村公路的時候，瑪格雷夫很繁榮，屋宇整齊寬敞，酒吧生意興隆，貨物都得經過這裡。可是州際公路造好，接著機票降價，這個小鎮就沒落了，它失去了昔日的光輝，成了地圖上一個不被人注意的小黑點。」

　　「這樣說來，全怪州際公路了？」他說。

　　「不，當然是蒂爾鎮長的錯！」我說，「小鎮賣土地蓋倉庫，是為了賺轉，老蒂爾促成了這樁買賣，然而當正大光明的錢變成昧心錢的時候，他卻沒有勇氣站出來阻止。克林納利用倉庫進行祕密勾當，蒂爾卻與他同流合污。」

　　「他們這些人見錢眼開，蒂爾根本是用錢收買了整個小鎮。」

　　「整個小鎮都給敗壞了，這地方像是一個糞池，他們漂浮在裡面，從鎮長到照料路樹的人，無一例外。」

　　「可是為什麼偏偏選中瑪格雷夫呢？」芬利又問。

　　「這是地理位置和機運問題，」我回答道，「瑪格雷夫正好在高速公路的交通樞紐上，一條直通佛羅里達碼頭的公路貫穿附近。這裡又很僻靜，加上管理這個小鎮的人都是貪婪之徒，他們只要有錢拿，就唯命是從。」

　　我們把車停在最靠近警察局的車位上。這輛本特利車本身價值十萬美元，還有十萬美鈔鎖在它的行李廂裡，如今它是喬治亞州最昂貴的汽車了。

　　警察局裡只有接待警官一個人，他對我們點了點頭。我們走進大辦公室，關上門。芬利看起來很不安。

　　「我得弄清楚誰是第十個人，」他說，「他可能是任何人，也可能是接待警官。」

　　「不會是他，」我說，「他從來不做別的事，只是屁股不離板凳地坐在那裡值班。可能是史蒂文森吧，他與哈柏是親戚關係。」

　　「不對，」他搖了搖頭，「蒂爾接手之後就不讓他巡邏了，好將他置於自己能管轄的範圍之內，所以不可能是史蒂文森。可能是伊諾吧？那個餐廳老板脾氣很壞。」

　　「你的脾氣也很壞，芬利，」我回了他一句，「脾氣壞是罪過嗎？」

　　他聳了聳肩，沒有理會我的挖苦。

　　「那我們現在該怎麼辦呢？」他問。

　　「我們等蘿絲珂和彼卡來了再研究。」

　　我坐在那張紫檀木辦公桌上，晃著一條腿，芬利則不停地踱來踱去。我們等了大約二十分鐘，門開了，彼卡站在門口。他塊頭很大，把門都堵住了。我看見芬利睜圓眼望著他，好像有什麼事不對勁。我隨著芬利的視線看去。

　　彼卡這次來意不善。第一，他沒有帶蘿絲珂來；第二，他手裡握著一把點三八手槍，槍口對準芬利。

第二十九章

　　「是你？」芬利驚愕地問。

　　彼卡對他冷笑了一下。

　　「正是我。承蒙你們兩位的幫助，考慮周到，把每一步計劃都告訴我，還把哈柏一家和蘿絲珂交給我。我真的沒有更多的要求了。」

　　芬利氣得發抖，他站在原地，動彈不得。

　　「你……」

　　「你星期三就該發覺了，蠢蛋，」彼卡說，「我讓那小子到喬住過的旅館去，兩小時以後才告訴你。你使我失望，我早就想演出這一幕戲了。」

　　他望著我們微笑。芬利掉過頭看著我，我不知該說什麼好，只是望著彼卡，強烈地感覺到今天也許是我生命中的最後一天。

　　「站過去，」彼卡對我說，「站到芬利旁邊去。」

　　他大步走進房間，用槍指著我。那是一把點三八手槍，槍管很短，在短射程內有很高的命中率，然而並不能消滅目標；我們是兩個人，他只有一個人，而且芬利的花呢西裝裡還藏著一把槍。我很快地衡量了雙方的力量對比；不過我隨即放棄了我的衡量，因為這時蒂爾走了進來，站在彼卡後面。他的左手仍握著那根沉重的手杖，但右手卻持荖一把警察用的霰彈槍──那種槍不需要瞄得很準。

　　「蘿絲珂在哪裡？」我問彼卡。

　　他對我大笑而不說話，只是用槍管指了指芬利站著的地方。我跳下辦公桌，走了過去。我覺得兩腳沉重，便咬緊牙關，像學步的瘸子般走過去。

　　我站在芬利身邊。蒂爾用霰彈槍指著我們，由彼卡伸手從芬利身上卸下手槍，把它放進他自己的口袋，然後要我蹲下。我沒有帶武器，我的外套和武器都在本特利車的行李廂裡。芬利望著彼卡，好像心快要碎了。

　　「這一切到底為了什麼？」芬利說，「我們有許多年的交情，不是嗎？」

　　彼卡淡漠地聳了聳肩。

　　「我早就要你打消到這裡來的念頭，還警告你不要多管閒事。那是真話，但你就是聽不進去，你這固執的蠢蛋，因此你才有今天的下場，我的朋友。」

　　我聽著彼卡罵芬利的話，心裡為他感到難受。這時，克林納也跨進門來，臉上帶著獰笑，露出一口狼牙，兩隻眼睛死盯著我。他的左手也拿著一把霰彈槍，右手則握荖一把點二二自動手槍，槍口尉準了我。

　　那是一把Ruger Mark Ⅱ，裝有滅音器──想接近目標再射擊的殺手最喜歡用這種槍。我凝望著它，七天前，槍上的滅音器一定曾接觸過我哥哥的太陽穴，我能感覺到。

　　蒂爾坐到辦公桌後的椅子裡，作了個手勢，要我和芬利坐下。

　　他拉開抽屜，拿出那部錄音機，然後按了內線電話按鍵。辦公室裡一片死寂，我能聽到外面大廳裡響起鈴聲。

　　「貝克嗎？」蒂爾說，「請進來。」

　　貝克走了進來，他身穿制服，佩帶點三八手槍，手裡拿著兩卷錄音帶。蒂爾接過去，選了其中一卷。

　　「這卷錄音帶，」他說，「你們會有興趣的。」

　　我們聽到蘿絲珂充滿恐懼的聲音，那聲音響徹整個房間。

　　「瑞契爾，這是我給你的口信，聽見了嗎？你得照他們的吩咐去做，否則我會有麻煩的。如果你想知道什麼樣的麻煩在等著我，你只要到停屍間去查一查莫里森太太的驗屍報告就明白了。我面臨的就是那種麻煩，因此你得救救我，好嗎？」

　　然後我聽到一聲痛苦的慘叫，彷彿她被人粗暴地從錄音機旁拉走似的。蒂爾按停錄音機。我覺得手腳冰冷，幾乎不覺得自己還活著。

　　彼卡和貝克幸災樂禍地望著我，他們正在分享勝利的喜悅。蒂爾又換上另外一卷錄音帶。

　　「這是另外一則口信，」他說，「你們聽著。」

　　我們聽到夏莉的聲音，她聽起來歇斯底里的。

　　「是哈柏嗎？我是夏莉，我帶著孩子們。我們不在家，你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嗎？如果你不回來，孩子們就會出事。他們對我說你知道會出什麼事。你必須立刻回來……」

　　那聲音愈來愈恐慌，最後消失在錄音帶的磨擦聲裡。蒂爾按下停止鍵，取出錄音帶，把它放在我面前。然後克林納走近我，對我說：

　　「你帶著錄音帶到哈柏藏匿的地方去，放給他聽。」

　　芬利和我都驚訝地望著對方。然後我猛轉過身，望著克林納。

　　「哈柏已經被你殺了啊。」我說。

　　克林納遲疑了一下。

　　「你不要想抵賴！我們正要下手，可是你把他藏起來了。這是夏莉告訴我們的。」

　　「夏莉告訴你們的？」

　　「我們問她哈柏在哪裡，她告訴我們只有你能找到他，她最堅持的就是這一點。當時我們用刀威脅著要殺她的小女兒，她極力要使我們相信她的丈夫跑不了，她說你提供哈柏許多幫助，你能找到他。我希望她不是撒謊，那對大家都有好處。」

　　「你們把他殺掉了，我什麼也不知道。」

　　「不要多說廢話，我們需要馬上把他找回來，事情很緊急。我們可以狠狠地揍你，逼你說出他在哪裡，可是我們沒有，而是跟你商量。時間很緊迫，不過，我們也考慮到你可能會搞鬼，把我們引向錯誤的方向。也許你現在正在盤算吧？」

　　他等我說話，可是我什麼也沒說。

　　「因此我們打算這麼做，」他說，「彼卡跟你去找哈柏，找到之後，彼卡就打電話告訴我，他知道我的行動電話號碼，然後你們三個人一起回來。」

　　我正要開口抗議，他揚手制止。

　　「我說過了，不要說廢話。也許你心裡正在想要怎樣幹掉彼卡，可是你辦不到的。」

　　我只是聳了聳肩。

　　「我不相信你有本事幹掉彼卡，也不相信誰能對付他，而且我的行動電話號碼也沒有寫下來，彼卡把它記在腦子裡。」

　　克林納實在是個狡猾的傢伙，最狡猾的傢伙。

　　「讓我再補充幾點：」他接著說，「我們不知道哈柏藏匿的地方有多遠，你又不肯對我們說實話，因此我們就這樣辦吧，我給你一個時限。」

　　他走到芬利坐著的地方，舉起槍，用滅音器的頂端對準芬利的耳朵使勁一戳，芬利差點從椅子上倒下去。

　　「這個警探要被關到囚室裡去，如果彼卡明天拂曉前一個小時沒有打電話給我，我就用霰彈槍對牢房射擊，並命令那活潑可愛的蘿絲珂警官用海綿擦淨牆上的血污。然後我再給你一個小時，如果太陽出來前，彼卡還是沒有打電話來，我就要對蘿絲珂下手了。她會受到許多痛苦，還會遭到肉體上的凌辱，那會非常糟糕的，瑞契爾。我和蒂爾鎮長將有足足一個小時的時間可以討論要怎樣對付她。」

　　克林納用手槍使勁地戳芬利的耳朵，芬利忍著沒有作聲。克林納嘲弄地望著我，我對他微笑一下。他死定了！

　　「明白了嗎？」克林納又追問一次，「明天早晨六點打電話，則可以救芬利的命，七點打電話，則可以救蘿絲珂的命。你不要對彼卡胡來，沒有別人知道我的電話號碼。」

　　「我想我聽清楚了，你這個沒用的蠢蛋。你自以為聰明，可是卻找不到哈柏。」

　　克林納氣得臉色發白，我能覺察出他的緊張。原來哈柏還活著，一個星期以來我總以為他死了，可是現在他們說他還活著，躲藏在某個地方。看來他們一直在到處搜索，而他則東躲西藏，使他們找不到他。保羅，哈柏給了我一個可以利用的微小優勢。

　　「哈柏手中有什麼東西讓你們這樣急呼呼地想弄到手？」我說。

　　「只有他的問題沒有解決，其他的都已經處理妥當了。我不能讓他到處亂跑，胡說八道，壞了我的事。我要他待在他該在的地方，你得替我找到他。」

　　我向他俯過身去，緊盯著他的眼睛。

　　「你的兒子不能替你去找他嗎？」

　　沒有人作聲，我再向前俯過去一點。

　　「叫你的兒子去找他吧。」我說。

　　克林納沒有答話。

　　「你的兒子到哪裡去了呀，克林納？」

　　他還是沒有說話。

　　「他怎麼了？你知道嗎？」

　　他知道，可是他不願意承認。他叫他的兒子去殺我，那孩子有去無回，因此他是知道的，只是無法接受事實。他那張老臉變得鬆弛；他想知道兒子是怎麼死的，可是他不能問我。我殺了他的孩子，他要雪恨，可是他也不能那樣做，因為那樣做就等於承認事實。他想舉起霰彈槍，把我射成一團肉餅，但是他需要我去找哈柏，而且四十噸的美鈔遠比他的兒子更加重要。

　　我注視著他的眼睛，輕蔑地對他說：

　　「你想知道你的兒子在哪裡吧，克林納？」

　　辦公室裡出現了一段長時間的沉默。

　　「滾出去！」克林納突然大叫，「如果你不快滾，我現在就殺掉這個警探。」

　　我站起來，對芬利點了點頭，向外走去。彼卡跟著我走出來，輕輕地關上門。

第三十章

　　彼卡用槍管指了指，要我上本特利，並且由我駕駛。我沒有與那傢伙爭執，只是自顧自地穿過停車場，向汽車走去。我一生中從來沒有像這次這樣驚慌過，我的心在怦怦地跳，呼吸急促。我用盡各種方法讓自己冷靜下來，好好思考下一步該怎麼辦。

　　我向伊諾餐廳開去，並伸手從座椅底下拿出地圖。下車後我朝伊諾餐廳走去，找一張空位坐下，點了咖啡和雞蛋。

　　我努力回憶十三年艱難歲月中學到的東西。時間愈是緊迫，你愈要冷靜；即使你只剩一發子彈，也要使它發揮應有的作用，不能因為考慮不周而浪費了。我強迫自己吃下食物，然後推開杯盤，把地圖攤在桌上，開始尋找哈柏。他可能在任何地方，然而我必須找到他──這是我唯一的一發子彈。我俯身久久地凝望著那張地圖。

　　我看了快一個小時，然後把地圖疊起來，放在桌上，並且從盤子上拿起刀叉，放進褲袋裡。那位戴眼鏡的女侍走過來問我：

　　「要去旅行嗎，親愛的？」

　　我抬起頭望著她，從她的鏡片裡我能看到自己的模樣和彼卡高大的身軀。他站在我後面，虎視眈眈地望著我。我對女侍點了點頭，「正是這個主意，好好作一次一生中最令人難忘的旅行。」

　　「好吧，多保重。」她說。

　　我站起來，從夏莉給我的那捲百元美鈔中抽出一張，留在桌上。那也許是真鈔，也許是假鈔，可是照樣能用，反正伊諾每星期都能得到一千元髒錢。

　　「再見，先生。」那戴眼鏡的女侍說。

　　「也許我們能再見。」我說。

　　彼卡把我推出門。四點鐘了，我急忙鑽進本特利，把它發動起來。

　　彼卡要我用本特利，而不用他自己的車，其中必有原因。不僅是因為它寬敞，也因為它有明顯特徵。我朝後視鏡看了看，後面一百碼處跟著一輛汽車，裡面有兩個人。我對自己了聳了聳肩。我放慢速度，經過那幾座倉庫，然後飛速上了高速公路，往亞特蘭大疾駛而去。

　　「他在哪裡？」彼卡問我。

　　這是他離開警察局之後第一次開口對我說話。

　　「不知道，」我說，「但我可以去奧古斯塔找他的一個朋友。」

　　「這位朋友是誰？」

　　「一個叫藍儂的人。」

　　「他在奧古斯塔嗎？」

　　「是的，我們這就到那裡去。」

　　彼卡嘟噥了一聲。那輛車還是跟在我們後面。

　　「這個住在奧古斯塔的人到底是誰？」

　　「他是哈柏的朋友，我對你說過了。」

　　「哈柏沒有朋友在奧古斯塔。」

　　我沒有作聲，只是聳了聳肩。

　　「你最好不要胡來，我的朋友，」彼卡警告我，「克林納不喜歡胡來，那會對那個女人更加不利。克林納心狠手辣，請你相信我，我看過他殺人。」

　　「什麼時候？」

　　「我見過許多次，比如說，星期三他在機場殺死了茉莉，她尖聲叫喊，他就喜歡聽那種聲音。又如星期天，在莫里森家裡。」

　　「克林納星期天去莫里森家了？」

　　「他喜歡親自動手，他和他那該死的兒子都是。你做了件天大的好事，把他兒子幹掉了。你真該看看星期天他那副發瘋的樣子。我們沒有讓那兩個警察參與，讓他們對自己的局長下手，有點說不過去，於是克林納和我代替了他們。那老傢伙幹得樂呵呵的。他是個心狠手辣的人，你最好讓我如期打電話給他，不然你的女朋友可要吃苦頭了。」

　　我沉默了一會兒。星期天我曾看見克林納的兒子到咖啡店接他的繼母，大約是十點半鐘。沒想到那時他才剛解決掉莫里森夫婦。

　　「是克林納老頭殺死我哥哥的嗎？」我問彼卡。

　　「你是指上星期四的事？」他說，「沒錯，是他用那把點二二手槍殺的。」

　　「然後他兒子對屍體亂踢一氣？」

　　「是那孩子亂來，」彼卡聳了聳肩，「他腦子有毛病。」

　　「然後莫里森負責清理現場？」

　　「我們本來安排那傢伙把屍體和汽車一起燒掉，可是他找不到史托勒的屍體，竟然就把車子和屍體丟在那裡不管了。」

　　「克林納在路易西安那殺過八個人，對嗎？」我說。

　　彼卡笑了起來。

　　「是警方知道的有八個。」他說，「那個叫史派倫澤的傢伙追查了他一年，主要是追查付給殺手的款項。但克林納從來不用殺手，他總是親自動手，那就像是他的嗜好。」

　　「你那時就認識克林納了嗎？」

　　「我早就認識他了。我當時碰巧擔任史派倫澤在調查局的聯絡官，是我使一切事情都安排得乾淨俐落。」

　　在接下來的一、兩哩路程中我們沒有說話。

　　「說說這個叫藍儂的人吧，」他說，「他是財政部的人嗎？是你哥哥的助手？」

　　「他是哈柏的朋友。」我回答道。

　　「胡說，我們調查過，他在奧古斯塔沒有朋友，他在任何地方都沒有朋友。他以為只有克林納是他的好朋友，給了他一份工作。」

　　他咯咯地笑著，巨大的身軀東搖西晃。

　　「就像芬利以為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一樣嗎？」我說。

　　「我曾經警告他不要接手那個工作；不然你叫我怎麼辦，替他去送死？」

　　我沒有接口，只是默默地驅車前進。那輛車還跟在後面，保持一百碼的距離。

　　「我們得加油了。」我說。

　　彼卡俯身看了看指針，是快沒油了。

　　「看見加油站就停下吧。」他說。

　　車開到一個叫麥迪遜的地方，我看見加油站的標記，便放慢速度，把車開近油泵。

　　「你幫我加油嗎？」我問彼卡。

　　他驚訝地望著我。

　　「不，你把我當作什麼人？一個加油工？你自己動手吧。」

　　我就是等他這句話。我看了後面那輛車一眼，原來是在紐約與我扭打過的那兩個傢伙。我微笑著對他倆點了點頭。我想，他們不到一個小時就要完蛋了。他們走過去，與彼卡站在一起。我把油管解下來，塞進本特利的油箱。

　　本特利的油箱很大，大約能裝滿二十加侖的油，我把手指略擋住管嘴，放慢進油的速度，並偷偷地把伊諾餐廳的刀叉拿出來，把刀戳進靠近我右膝的輪胎。從彼卡站著的位置上看，我好像在按摩自己的小腿。然後我把叉子的其中一枚尖齒彎起來，插進輪胎上剛才戳破的小孔約半吋，再把尖齒折斷在輪胎裡。加滿了油後，我把油管放回原處。

　　「你付錢嗎？」我對彼卡叫道。

　　他取出一張鈔票，讓那小個子去付錢，然後我們就上了車。

　　「等一下。」彼卡說。

　　我等後面那輛車先發動起來，才上了路。我看見後視鏡裡的太陽變成橙黃色，前面地平線上一片黑濛濛的，遠處的大西洋洋面上，夜已降下帷幕。

　　在距離奧古斯塔大約二十哩處，後輪爆胎了。時間已經過七點半，天色昏暗。

　　「媽的，」我說，「爆胎了。」

　　「把車靠路邊停。」彼卡說。

　　我把車停在路邊，後面那輛車也跟上來，停在本特利後面，我們四人都下了車。夜晚的冷風吹在身上，我顫抖著打開行李廂，取出夾克穿上。

　　「備胎在底下，」我對彼卡說，「勞駕幫我把這個紙箱搬出去，好嗎？」

　　彼卡走過來，望著那一箱鈔票。

　　「我們燒錯房子啦。」他說完哈哈大笑起來。

　　我和他把那沉重的紙箱搬出來，放在路邊，這時他拔出槍，指著我。

　　「讓他們來換輪胎，」他說，「你站著別動，站到箱子旁邊去。」

　　他招手叫那兩個西班牙人過來，並且告訴他們怎樣換輪胎。我站在那箱鈔票旁邊，在寒風裡凍得發抖。我把衣服緊裹在身上，手伸進口袋，不斷地跺腳，看起來就像閒著沒事幹，凍僵了似的。

　　我站在一邊，趁彼卡過去檢查螺栓是否旋緊時，手握彈簧刀，對準那紙箱的一側劃了一刀，把箱蓋劃破，然後對另一側又是一刀。彼卡還沒來得及舉槍，那紙箱就嘩啦啦地散了架，鈔票像雪片般飄舞在公路上。

　　我趁亂躍過路邊的護欄，滾下堤坡，拔出「沙漠之鷹」，對前來追趕的小個子開了一槍，可是只打中他的腿部，沒有擊中要害。在他後面，一輛貨車的擋風玻璃被飛揚的鈔票蒙住了，一頭撞在本特利後面的那輛車上。彼卡拼命揮去眼前飛揚的鈔票，也追了過來。路上的車為了避免撞上那輛被毀的貨車，紛紛設法繞行，我能聽到車輪的嘎吱聲。我翻過身向堤坡瞄準，擊中了追趕我的另一個西班牙人，子彈穿透他的胸膛。那個小個子抱著受傷的腿，從斜坡上滾下來，同時想拔出身上的槍。我第三次射擊，擊中他的腦袋。這時，彼卡用他的點三八瞄準我。

　　「不要開槍，彼卡，」我叫著，「如果你開搶，你就找不到哈柏了。」

　　他明白如果找不到哈柏，自己就會沒命，因為克林納不能容忍失敗。他站在那裡，點三八對準我的頭部，然而他沒有開槍。我跑上斜坡，用「沙漠之鷹」逼迫他向後退去。

　　「你也不要開槍，」彼卡叫道，「有我的電話才能救那個女人，那是肯定的。你最好相信我說的話。」

　　「我明白，彼卡，我相信你說的話，我不會開槍的。你會向我射擊嗎？」

　　他搖了搖頭，「我也不會向你射擊，瑞契爾。」

　　他說的是真話，然而我撒了謊。當他走近那輛毀壞了的貨車時，我已經靠近本特利──我突然開槍，點四四子彈擊中了他，他巨大的身軀撞到貨車。我沒有開第二槍就放下行李廂蓋，跳進汽車。

　　剩下的二十哩路程花了我二十分鐘。我興奮得直發抖，努力使自己鎮靜下來，大口地吸氣。我滿懷勝利的喜悅，興奮地叫喊起來。彼卡被我解決了！

第三十一章

　　我到達奧古斯塔市郊時，天色已經全黑了。我看見高樓漸漸顯得密集起來，就減速行駛，駛進市區街道後，我看到第一家旅館，於是便停了下來。

　　「有房間嗎？」我問旅館的接待員。

　　「有，三十六美元。」

　　「房間裡有電話嗎？」

　　「當然，還有空調和有線電視。」

　　「有分類電話簿嗎？」

　　他點了點頭。

　　「有奧古斯塔市街圖嗎？」

　　他指了指香煙販賣機旁邊的書報架，那裡有各種地圖和小冊子。我從褲袋裡抽出三十六元，放在桌子上。我填了登記表，在姓名欄裡寫上：蘿絲珂．芬利。

　　「十二號房。」那人說著把一把鑰匙遞給我。

　　我停下來取了一張地圖，再穿過走廊，來到十二號房間。我進去之後，關上門，只顧先找電話機和分類電話簿。我躺在牀上，打開地圖，並且翻看電話簿。我翻到旅館部分。

　　奧古斯塔有幾百家旅館，佔了好幾頁。於是我開始查看地圖。首先，我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個楔形地帶上；我選定大街約半哩長的一段，以及這段街兩側的四個街區作為搜索目標，然後從上往下沿著大街一一查看，最後挑選出離大街四分之一哩和半哩的一些旅館。我把地圖和電話簿互相對照，列出了一個電話號碼單。

　　一共有十八家旅館，我現在住在其中的一家裡。我拿起電話，撥了０，櫃台那個接待員來接電話。

　　「你們這裡有沒有住著一個叫保羅．藍儂的人？」我問。

　　片刻的停頓。他在查登記冊。

　　「藍儂？沒有這個人，先生。」

　　「謝謝。」我說完放下電話。

　　我吸了一口氣，照我草擬的名單，從第一家旅館開始找起。

　　「你們這裡住著一個叫保羅．藍儂的人嗎？」我問接電話的人。

　　片刻的停頓之後，他回答：「沒有這個人，先生。」

　　我一個接一個地逐家查問，然而，他們都給我同樣的答覆。

　　後來我找到第十五家旅館。

　　「你們這裡住著一個叫保羅，藍儂的人嗎？」

　　片刻的停頓，「一二○號房。」

　　「謝謝你。」

　　我躺在牀上，閉上眼睛，鬆了口氣。第十五家旅館離這裡有三條街，在大街的北邊。我把房間鑰匙放在牀上，離開旅館，走向汽車。車上的引擎還是熱的，我只在房間裡待了二十五分鐘。

　　我駕車彷彿兜了一個圈，終於找到了那家旅館。我把車停在門口，走進大廳。裡面很暗，很髒，燈光昏黃，看上去像個山洞。

　　「有什麼事要我幫忙嗎？」接待員問。

　　「沒有。」我說。

　　我找到一二○號房，敲了敲門，聽到裡面門鏈的響聲。我站著靜候。門開了。

　　「嗨，瑞契爾。」他說。

　　「你好，哈柏。」我說。

　　他忙不迭地向我問這問那，然而我只是把他往門外推，叫他快上車；我們有四個小時的路程，有的是談話的時間。我們得趕快走，我想可以比預定時間提早兩個小時。

　　他沒有顯出失魂落魄的樣子，六天來東奔西走，使他消耗了多餘的脂肪，看起來結實多了。他穿著廉價的衣服和短襪，戴著老式的眼鏡，原來戴勞力士手錶的位置上換成了一只七塊錢的電子錶，活像個水管工人。

　　哈柏沒有帶行李，他只對房間看了一眼，就跟著我走了，好像不敢相信流離顛沛的生活已經結束似的。我們到了門外，他看見夏莉的汽車，便停了下來。

　　「你是開夏莉的車來的？」

　　「她很為你擔心，」我對他說，「她要我來找你。」

　　他茫然地點了點頭，又問：「玻璃染色了，那是怎麼回事？」

　　「別問了，」我對他笑了笑，聳了聳肩，「說來話長。」

　　我們駛離旅館。他本該問夏莉怎樣了，但他好像在想別的事。當他打開房門看見是我時，顯出寬釋的樣子，然而他的自尊心卻因而受挫。他到處躲藏，逃過了死亡的厄運，心裡頗為得意，但我還是找到他了。此刻他心裡既感到寬釋，又感到失望。

　　「你是怎麼找到我的？」他問。

　　「那很容易，我有許多這方面的經驗。過去我在軍隊裡專門出去找逃跑的士兵。」

　　「可是你是怎樣找的呢？我可能在任何地方。」

　　「不對，你不可能到處亂跑，因為你沒有帶信用卡、駕照、身分證，你身上只有現金。這就使事情簡單多了，因為你不能搭飛機，也不能租車，只能搭長途汽車。」

　　我駛上了高速公路，向亞特蘭大開去。

　　「然後我設身處地為你考慮，你擔心自己的妻兒，因此你不可能遠離瑪格雷夫，你會繞著瑪格雷夫轉。你在有意無意中會覺得自己捨不得離開，所以第一站到了亞特蘭大，對嗎？」

　　「對，」他說，「之前有一班到孟菲斯的車，然而那裡太遠了，我決定等下一班，我不想走那麼遠。」

　　「接下來就容易了，」我說，「你在瑪格雷夫周圍轉，離它不遠不近，而且是逆時針轉──如果讓人們自由選擇，他們都會選擇逆時針方向走，那是個通常的道理──我只要對著地圖計算日子，就可以斷定你下一站到哪裡。我猜你星期一在阿拉巴馬的伯明罕，星期二在蒙哥馬利，星期三在哥倫布，星期四你到了什麼地方就難猜了。我原猜想你會到梅肯，但那裡離瑪格雷夫太近了。」

　　「沒錯，星期四我的確到了梅肯，那簡直是玩命，我緊張得一夜沒合眼。」

　　「因此，星期五早晨你就到了奧古斯塔，」我說，「我甚至大膽地假設你在奧古斯塔待了兩個夜晚。我估計經過梅肯那一夜的折騰，你已經精疲力竭，然而我沒有太大的把握。我今晚差一點就去了南卡羅萊納的格林維爾，所幸我還是猜對了。」

　　哈柏沉默良久。他大概在想我肯定是個隱形人，而自己則像是夜空中一盞移動的燈塔。

　　「可是我用的是假名呀。」他不服氣地說。

　　「你這五天換了五家旅館，用了五個假名，而第五個與第一個相同，對嗎？」

　　他十分驚訝，回想了一下，點了點頭。

　　「你是怎麼知道的？」

　　「我追蹤過許多逃跑士兵，有豐富的經驗，而且，我對你還有些了解。」

　　「你了解我？」

　　「你是披頭四的歌迷，曾經尋訪達科他大廈和英國利物浦的俱樂部，還幾乎收集了所有披頭四的ＣＤ，把它們放在自己的臥室裡，因此你第一夜在旅館登記冊上簽的是『保羅，藍儂』，對嗎？」

　　「對。」

　　「你不會寫『約翰．藍儂』，」我說，「因為人們通常不改自己的教名，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但大家通常都是這樣的。星期二，你是保羅．麥卡尼；星期三，你變成保羅，哈里森；星期四，你是保羅．斯塔爾；星期五，你又變回保羅．藍儂，對嗎？」

　　「對，」他仍不放棄，「可是奧古斯塔有那麼多旅館，你怎麼知道我住哪一家？」

　　「我也思考過這個問題，」我回答說，「你星期五到達奧古斯塔時，已經快到中午時分了，你是從西郊進城的──像你這樣處境的人愛走回頭路，因為覺得這樣安全些。你在車上待了很久，感到心悶得慌，需要呼吸新鮮空氣，因此你下車後走了一會兒，也許是四分之一哩，然後你驚慌起來，竄到離開大街一、兩個街區的地方躲藏。因此我就縮小到一個相當小的範圍，裡頭共有十八家旅館，我在第十五家找到了你。」

　　他百感交集地搖了搖頭。

　　「瑪格雷夫情況怎樣了？」他問我。

　　這是個大問題，他試探著，好像不知道該不該問，而我也不知道該如何回答他。我放慢車速，生怕他心裡承受不了，會一把抓住我。我可不想翻車，而且也沒時間再折騰了。

　　「我們陷進危險境地，大約只剩七個小時來解決危機。」

　　我把最壞的消息放在最後說：夏莉和孩子們星期一跟著聯邦調查局的人走了，那名調查局探員叫彼卡。

　　車裡沉默了，我在沉默中繼續行駛了三、四哩。這根本是叫人透不過氣來的抑鬱。

　　「好，」他低聲說，「你會把他們找回來吧？」

　　「會的，不過我需要你的幫助，這就是我先要把你找到的原因。」

　　他又點了點頭。

　　汽車駛離奧古斯塔二十哩之後，我們看見前面燈光通明，一些人在揮動危險信號燈。高速公路的另一側車道發生了車禍，一輛貨車撞到一輛停著的轎車，許多車輛被堵塞在那裡。我們跟在一長列汽車後面慢速前行。哈柏朝車外張望。

　　「你哥哥的死使我很難過，」他頭也不回地說，「我想是我把他引向死路的吧。」

　　他沉重地倒在座位裡，不說話了。然而我要他繼續說下去。我向他提出一個擱在我心裡一個星期之久的問題。

　　「你是怎麼捲進這件事裡去的？」我說。

　　他聳了聳肩，大聲嘆息了一下，好像自己也想像不出怎麼會掉進那個陷阱的，又好像不陷進去是不可能的。

　　「我失業了，」他說──簡單的理由──「那是一記沉重的打擊，我感到憤怒，心裡充滿怨恨和惶恐。在那之前我們一家人生活在夢幻中，我賺得多，也花得多。後來我聽到傳聞，散戶業務受到威脅，我負責的部門面臨停擺。我突然意識到我可能要失業了。果然，不久之後，我那個部門的業務終止，我被解雇了。」

　　「我簡直氣得快發瘋了，因為我賣命地替他們幹活，讓他們發了財，但他們卻只是把我像鞋上的爛泥一樣一腳踢開。同時我也很害怕，我的一切都完了，我不可能東山再起，我老了，沒有勁了。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這時克林納出現了？」

　　他點了點頭，臉色變得很蒼白。

　　「他聽說了我的事，」他說，「我想是蒂爾告訴他的──蒂爾對別人的事都知道得很清楚，而我當時甚至沒有對夏莉說。克林納打電話來，要我到機場。他搭乘私人飛機從委內瑞拉飛回來，把我帶到巴哈馬，我們談了話。」

　　「說下去。」我說。

　　「他對我胡扯了一頓。他說我應該放棄到大公司找工作的念頭，跟他一起真正地幹一番事業，賺大錢。我對他不甚了解，只聽說過他家有龐大產業和基金會，但從來沒有面對面地相遇過，然而，如今他坐在自己的飛機裡，找我跟他合作，而不是替他工作，我感到受寵若驚。我當時正處逆境，心裡惶恐，因此就立刻答應下來了。

　　「次日他又派飛機來接我，要我去他在委內瑞拉的工廠與他見面。我去了，只在那裡待了一天，沒有看到什麼。後來他用飛機送我到傑克遜維爾，讓我在律師事務所裡待了一個星期。那時懊悔已經太晚，我不能退出不幹了。」

　　「為什麼呢？」

　　「那個星期就像惡夢一樣，他對我下了很大的功夫。第一天他說的全是恭維話，充滿誘惑力，他說要給我高薪，外加紅利，我要什麼有什麼。我們去夜總會和高級賓館，花錢如流水。第二天我就開始工作了。那工作難度很大，專業性很強──他只要一元的美鈔。我不知道為什麼。他要求帳目清楚，那對我來說並不困難。他是個敢放手讓你幹的老板，開始時沒有任何壓力，可是第三天開始，問題就發生了。」

　　「怎麼回事？」我問。

　　「那天我問他究竟在幹什麼，」他說，「他就把自己正在從事的工作告訴我，然後說我也參與了，必須保持沉默。第四天，我對他說我不想幹了，他就開車載我到一個可怕的地方。他的兒子在那裡，還有兩名西班牙人；我看見一個人被鎖在房間裡，克林納告訴我，那就是一個想洗手不幹的人。他要我在一旁仔細看他兒子如何把那人踢得血肉模糊、鮮血飛濺。接著那兩名西班牙人還取出刀，把那人開了膛，血流滿地。太可怕了！我受不了，吐了一地。

　　「那真是一場惡夢，我那天整夜沒有合眼，我想從那以後我每天晚上都無法入睡了。第五天一早，我們搭乘那架小噴射機回家，他警告我如果我不繼續幹下去，挨刀的不只是我一人，夏莉和孩子也逃不掉。他還問我先割哪一個乳房好？左邊的還是右邊的？我們被殺死之後，先殺哪個孩子？露西還是班？他使我嚇得尿了褲子。我們下飛機後，他堅持要打電話給夏莉，邀請她共進晚餐。他告訴夏莉我們在一起做生意，夏莉聽了之後覺得很高興，因為克林納在當地是個有影響力的人物。我竭力裝作沒事的樣子，甚至不敢告訴夏莉我失業了，我得假裝我還在銀行工作。整個晚上，那傢伙殷勤地問候夏莉和孩子們，得意地對我微笑。」

　　他沉默了下來。我繞過亞特蘭大東南角，繼續往南走。

　　「後來呢？」我問。

　　「我開始在倉庫裡幹活，」他回答說，「他需要我在那裡工作。」

　　「你都做些什麼？」

　　「設法弄到一元美鈔，還負責包裝和送貨的業務。」

　　「薛曼，史托勒是你們的司機？」

　　「沒錯，他負責送貨到佛羅里達。我每星期讓他運一百萬，薛曼休假時，就由守衛接替他，不過通常都是他開車。我們發瘋似地幹，一百萬的一元美鈔多得讓你無法想像，幹那活就像是一勺勺地把游泳池裡的水往外倒似的。」

　　「可是薛曼並不可靠，對嗎？」

　　「錢運到委內瑞拉後會再數一遍，每一、兩個月我能得到那邊回報的精確數字，我把它與我按重量計算所得的數字進行核對，有許多次我發現少了十萬美鈔。我覺得自己不可能搞錯的。十萬元是個微不足道的數字，因為我們能印製出四十億美元，然而每次都少一箱，這樣的誤差幅度就相當大了。所以我猜想是薛曼偷的。

　　「我沒有對別人說這件事，我只是要薛曼小心，如果克林納發覺了，他會殺人的。我對自己做的事已經夠害怕了，這一切都太瘋狂了。克林納運進來大量的假幣，利潤非常大，但是這整件事做得太明目張膽了，而蒂爾還大把大把地花錢，把小鎮整修得異常美麗。」

　　「那麼過去十二個月又發生了什麼事？」我問。

　　「我們不得不停止海上運輸，」他說，「海岸警衛隊加強巡邏使偷渡成了不可能的事，克林納決定先把貨儲存起來再說。他相信禁令不會持久，因為海岸警衛隊經費有限。然而禁令持續了一整年，這一年的等待真使他既緊張又害怕。而最近海岸警衛隊突然撤回巡邏勤務，反而使我們感到驚訝了，克林納原來估計禁令要持續到十一月大選之後的，我們根本沒有準備，貨物就堆在那裡，還沒來得及裝箱。」

　　「你什麼時候與喬取得聯繫的？」

　　「喬？那是你哥哥的名字嗎？我只知道他叫波洛。」

　　「是啊，」我點了點頭，「波洛是他出生的地方，那是菲律賓的一個小鎮。」

　　他沉默了一會兒，彷彿在為喬默哀。

　　「我在一年前打過電話給財政部。我不能報告警察局，因為那裡有莫里森把持著；我也不能找聯邦調查局，因為那裡有彼卡。所以我只有向財政部裡一個叫波洛的人通報了消息。他是個精明能幹的人，我原以為他能成功的。我知道最好是趁貨儲存在這裡的時候逮住他們，這樣證據才夠充分。」

　　我看見一個加油站的標示牌，臨時決定停車加油。哈柏下車加油時，我發現垃圾筒裡有個塑膠瓶，叫他也在瓶裡注滿汽油。

　　「這有什麼用處？」他問我。

　　我聳了聳肩，「以防萬一呀。」

　　他沒有再問。我們付了錢，繼續向南行駛。再過半個小時，我們就可到達瑪格雷夫了。

　　「你星期一為什麼突然出走呢？」我又繼續問道。

　　「克林納打電話給我，」他說，「要我在家裡等著，他說有兩個人會去找我，因為佛羅里達出現一個問題，需要我去解決。但是我不相信他的話，他一提起『兩個人』，我腦際就閃過那時在傑克遜維爾見到的可怕情景。我驚慌起來，叫了一輛計程車，上車跑走了。」

　　「幹得好，哈柏，你救了自己一命。」

　　「你知道嗎？──」他突然問。

　　我不解地望著他。

　　「如果他對我說，『有一個人要去找你』，我就會上了他的當。可是他說有兩個人要來！」

　　「他犯了一個錯誤。」我說。

　　「就是啊，」哈柏說，「我真不敢相信，因為他從來不會犯錯。」

　　我搖了搖頭，暗自發笑。

　　「他上星期四就犯了個最嚴重的錯誤。」

　　已經是午夜時分了。我要這件事在凌晨五點之前就有個結果，因此我還有五個小時。如果一切順利，也許時間還很寬裕；然而如果事情搞砸了，別說五個小時，就是五年也無濟於事。這件事只有一次機會，不是成功，就是失敗，而且還要幹得快。

　　「哈柏，」我說，「我需要你的幫助。」

　　他突然振作起來，眼睛望著我。「怎麼幫？」

　　在公路上行駛的最後十分鐘裡，我反覆向他交代要他做的事，直到他完全明白為止。我們在高速公路與鄉村公路交接處拐了彎，從倉庫旁開過。我在警察局前放慢速度，裡面靜悄悄的，沒有燈光，停車場上也沒有車。整個小鎮一片死寂，只有理髮店裡有燈光透出來。

　　我繼續向哈柏家開去，把車停在他家門口。

　　「我的車鑰匙在家裡。」他說。

　　「門開著呢。」我說。

　　他輕輕推開被砸碎的門，彷彿那上面有機關似的。我看見他走進去，一會兒就又出來了。他手裡拿著車鑰匙，可是他不是到車庫去，而是朝我走過來，身體斜倚在車上。

　　「裡面一塌糊塗，發生了什麼事？」

　　「我利用你家進行了一次伏擊，有五個人到這裡來想幹掉我。當時下著大雨。」

　　他將身體俯得更近些，睛睛盯著我。

　　「是那幫人嗎？如果我洩露了什麼，克林納就會派他們來幹掉我，是不是？」我點了點頭。

　　「他們帶著全副裝備。」我說。

　　他的眼睛睜得圓圓的，可是並沒有看我，而是看見了惡夢裡的可怕情景。他慢慢地點了點頭，然後把手擱在我的肩上，緊緊地握了一下，沒有說話。接著他縮回手，走開了。我心想，我一個星期前怎麼會那樣討厭這個人呢？

　　我抓緊時間給「沙漠之鷹」補充了子彈。過了一會兒，哈柏駕著他那輛綠色本特利從車庫裡出來了。我跟在他車後，上了大街。這兩輛漂亮的舊車一前一後駛過沉睡的小鎮，準備投入戰鬥。

　　哈柏在距離警察局四十碼的地方停下來，熄了車燈，等在那裡，讓引擎空轉著。我則駛進了警察局的停車場，把車停好，下了車，故意不鎖車門。我打開槍上的保險，向警察局跑去，以伏倒的姿勢慢慢地溜到玻璃門前，從門底往裡看。我屏住氣側耳靜聽，裡面沒有動靜。

　　於是我站起來，鎖上槍上的保險，把槍放回口袋，心裡計算了一下。警察局距離大街北端有三百碼，再往前八百碼處才是伊諾餐廳，我想跑得最快的人趕到我們所在的位置大約也要三分鐘。為了安全起見，我把這次行動所需的時間壓縮到九十秒鐘，從頭到尾九十秒鐘。

　　我跑到路中間，向哈柏打了一個暗號。等他的車離開了路邊，我便向消防站跑過去，站在紅色大門一側。哈柏把車開過來，急轉彎，與路成直角，車尾朝著我，與消防站成一直線，然後猛踩油門，一路加速倒退，直到車尾撞擊在消防站的大門上。本特利車想必有兩噸重，隨著一陣巨大的金屬碰撞聲和撕裂聲，消防站的門開了。哈柏迅速將車往前開。我跑進消防站，裡面一片漆黑，然而我還是找到了我需要的東西：一把螺栓鉗。

　　哈柏看見我出來之後，立刻把車開回到路上。他那輛本特利的車尾已經撞爛，行李廂蓋空懸著，發出難聽的晃盪聲。然而他幹得很好。這次他又把車尾朝著警察局的玻璃門猛撞過去。

　　本特利嘩啦一聲撞碎玻璃大門，把接待桌也撞翻了，闖進大廳之後才停下來。我急忙跟著跑進去。芬利站在中間的那間囚室裡，手被銬在欄杆上，一副驚慌的模樣。

　　我替哈柏清出一條路，他再次把車猛地向芬利那間囚室開過去，本特利車撞進囚室，像斧頭劈向籬笆般的把囚室門撞開了。我趕緊鑽進去，用螺栓鉗剪斷芬利的手銬，拉著他跑出囚室。這時哈柏也正從本特利的窗口爬出來，我們三個人到了外面，鑽進夏莉的那輛本特利，迅速離開。

　　芬利救出來了，從頭到尾只花了九十秒鐘。

第三十二章

　　我們誰也沒有開口說話。哈柏躺在後座上，為自己的勇氣感到驚訝；芬利僵坐在我身邊的乘客座上，木然地望著擋風玻璃。我們都在大口喘氣。經過一番險遇之後，人們常會變得十分安靜。

　　現在已經凌晨一點了，我們想等到四點鐘。我對凌晨四點有點迷信，這個時辰常被稱作是「國安局時間」（KBG time），據說那是前蘇聯國安局特務上門搜查的最佳時間，而且往往水到渠成，因為他們搜索的對象那時正睡意朦朧。在軍隊裡我們也試過多次，果然進展順利。因此我決定等到四點鐘，這也許是最後一次。

　　我駕著車東轉西轉，最後停在理髮店後面。

　　哈柏駕車經歷了三次撞擊，現在還顯得有些害怕。由於每次衝撞都必須腳踩油門，直向堅硬的物體撞上去，這需要勇氣和體力，然而他成功了，那可不是隨便找一個人就能幹成的事。我下了車，站在黑暗的巷子裡，招手要哈柏也出來。他下車與我站在一起，身體輕輕搖晃著。

　　「你沒事吧？」我問他。

　　「大概沒事，」他說，「我撞到膝蓋，脖子也痛得厲害。」

　　「活動一下，」我建議他，「別僵坐著不動。」

　　我陪著他在漆黑的巷子裡來回走了幾次。他左腳行動有點不方便，也許是左膝碰傷了。他轉動著腦袋，使頸部肌肉放鬆。

　　「好些了嗎？」

　　他微笑了一下，可是馬上露出痛苦表情的模樣，面部肌肉抽動了一下。

　　「我會活著的。」他說。

　　芬利也下了車。他的精神恢復過來了，他伸了個懶腰，站在黑暗中向我微笑，看起來很興奮。

　　「幹得好，瑞契爾，」芬利說，「我還在想你要怎樣把我救出來呢。彼卡呢？」我用手指作了個開槍的姿勢，像打啞謎一樣。他點了點頭，不再往下細問。我握了握他的手，然後轉身去敲理髮店的門。門立刻開了，那個年長一點的理髮師走出來，彷彿已經等候我們多時。

　　「我們需要你們的幫助。」我說。

　　老人作了個手勢要我們稍等，然後拖著腳走進去，找來那位較年輕的理髮師。他們高聲地談論了我的要求。

　　「請上樓。」那較年輕點的理髮師帶著我們到了樓上的起居室。那是間狹小的房間，裡面沒有陳設，可是打掃得很乾淨，給人一種舒適的感覺。我們四個人坐了下來，

　　互相望著。理髮師向前俯身過來說道：「你們不是第一批來這裡躲藏的人了。」

　　芬利對周圍看了一下，自告奮勇擔任我們的發言人。

　　「我們不是第一批？」他問。

　　「對，你們不是第一批，曾經有許多人來這裡躲藏過。」

　　「我們接待過花生農場的工會代表、桃農代表、從選民登記站來的婦女，還收留過拒絕參加越戰的青年。我們什麼人都接待過。」

　　芬利點了點頭，「現在你們還接待我們。」

　　「發生了麻煩嗎？」理髮師問。

　　「大麻煩。」芬利又點了點頭，「鎮上將有大變化發生。」

　　「我們早已經等待著大變化，等待多年了。」

　　「真的嗎？」芬利問。

　　理髮師站起來，向一只大櫃子走去並打開它，然後招手要我們走近去看一看。那櫃子裡有許多層，每一層都堆著錢──用橡皮繩紮起來的一梱捆現金，大約有幾十萬美元。

　　「這些錢是克林納基金會發的，」理髮師說，「他們不斷給我們送過來，我覺得不對勁。我已經是七十四歲的人了，七十幾年來，人們不把我當人看待，如今竟有人給我送來成捆的錢，這裡面肯定有問題！」

　　他關上櫃子。

　　「我們一分錢也沒有花掉，不是憑力氣掙來的錢，我們不會去花，我們只是把它放在櫃子裡。你們是來調查克林納基金會的嗎？」

　　「明天克林納基金會就不存在了。」我說。

　　老人點了點頭。他走過那櫃子時又搖搖頭，走了出去，把門帶上。

　　「這件事恐怕不容易進行，」芬利說，「我們現在是三對三，而且他們扣留了四名人質，其中兩名是小孩，我們甚至不知道他們把人質藏在哪裡。」

　　「他們在倉庫裡，」我說，「準沒錯，克林納沒有另外看管他們的人力了。那卷錄音帶你也聽見了，裡面有低沉的回音，那肯定是在倉庫裡。」

　　「什麼錄音帶？」哈柏問道。

　　芬利望了他一眼。

　　「他們要蘿絲珂錄了一個口信給瑞契爾，好證明蘿絲珂在他們手裡。」

　　「蘿絲珂？那麼夏莉呢？」

　　「只有蘿絲珂的口信，」芬利撒謊說，「沒有夏莉的。」

　　「他們只可能在倉庫裡，」我說，「那是毋庸置疑的。」

　　哈柏對倉庫很熟悉，他在裡面工作了一年半，因此我們問了他一遍又一遍，要他詳細描述倉庫的佈局。我們請他擬出一張草圖，我們仔細地研究了那門窗、樓梯、距離等等細節，最後繪成一張連設計師也會稱讚的倉庫詳圖。

　　「很好，」我說，「夠清楚了！」

　　「我擔心的是他們會增援人手，」芬利說，「像是倉庫外面的守衛。」

　　「我相信他們沒有增援人手。」我說，「我倒比較擔心霰彈槍的威力，還有，那裡面有兩個孩子。」

　　芬利神情嚴肅地點了點頭。他知道我的意思：霰彈槍子彈的覆蓋面大，可能會誤傷那兩個孩子。時間已是凌晨兩點，還要等一個半小時。我們將在三點三十分出發，四點整到達那裡，那是我特地選定的行動時間。

　　在等待的時間裡，我們就像待命出發執行空襲任務的飛行員。芬利在假寐；他以前也許有許多次這種經驗，所以能以輕鬆的姿勢坐在椅子上。

　　哈柏挺直身體坐在那裡──他以前從不曾做過這種事，因而顯得坐立不安，一直在消耗體力。這也不怪他。

　　兩點三十分時，有人輕輕敲門，門開了一條縫，原來是那個年長一點的理髮師。他顫抖著指了指我，說：「有人要見你，孩子。」

　　芬利聞聲坐直身體，哈柏露出驚恐的表情。我擺擺手，要他們保持鎮靜，然後拔出那把自動手槍，打開保險。

　　「不需要用那玩意兒，」老人說，「根本不需要。」

　　他把我引進一間很小的廚房，裡面坐著一個瘦得像冬天裡的枯枝一樣的老女人。

　　「她是我的姐姐；」老理髮師說，「你們的談話聲把她吵醒了。」

　　然後他走過去，彎著腰，湊近她的耳朵說：「他就是我跟你說過的那個孩子。」

　　她抬起頭來，臉上露出燦爛的笑容，想必很久以前她也是個容貌美麗的女子。她伸出那乾枯的手讓我握著。老理髮師走出廚房，讓我們單獨待在一起。

　　「你問問她就會知道瞎子布雷克了。」他從我身旁走過時說。

　　「我耳朵不方便。」她說，「你得靠近些。」

　　於是我對著她的耳朵說話。

　　「聽得見嗎？」我問。

　　「很好，孩子，」她笑著說，「我聽清楚了。」

　　「我向妳弟弟打聽布雷克的事情。」我說。

　　「我弟弟告訴我了，孩子，他把一切都告訴我了。」

　　「妳能告訴我布雷克是什麼樣的人嗎？」

　　「他是個瞎子，是個可愛的孩子。」

　　她在回憶往事，竟然把布雷克叫作可愛的孩子。

　　「我是一個歌手，」她說，「而他是彈吉他的。他彈的吉他聲音優美、宏亮得像鈴鐺一樣。他一拿起吉他，那悠揚的音樂就飄揚在空中，我們徹夜在一起彈唱；黎明來到，我就領著他走到樹蔭下，繼續彈唱，心裡充滿了喜悅。」

　　「他後來出了什麼事？」我問她，「妳知道嗎？」

　　「世界上只有兩個人知道，」她點了點頭，對我耳語道，「我是其中的一個。」

　　「妳能告訴我嗎？我是特地到這裡來了解這件事的。」

　　她悲傷地點了點頭，熱淚盈眶。

　　「六十二年了，你是第一個向我提出這個問題的人。布雷克是個活躍的人，總是興高采烈、精力充沛。有一天我們談笑風生地在鎮上的人行道上走著，那時旁邊沒有別人，只有一個白人和他的孩子向我們走來。我看見他們走近，就閃到一邊，我們黑人似乎天生應該這樣做。可是布雷克是瞎子，他沒有看見他們，結果就撞到了那個白人孩子。那孩子倒在泥漿裡，碰破了頭，頓時嚎叫起來。那孩子的父親是鎮上的大人物，他大發雷霆，掄起銀頭手杖，就往布雷克的腦袋打，當場把他打死了。」

　　她的眼淚奪眶而出，淚水慢慢地流到臉上。我用手指背幫她拭去眼淚。

　　「那是件意外，」她接著說，「大家都很明白。可憐的布雷克是個瞎子，那孩子不該那樣大喊大叫的，他並沒有傷得那麼嚴重，而且他年齡夠大了，應該知道布雷克不是有意的。」

　　「那孩子是誰呢？」

　　她轉過臉來，看著我的眼睛，把鎖在心裡六十二年的祕密告訴我。

　　「他是葛洛弗，蒂爾。」她說，「他長大成人之後便當了這裡的鎮長，像他的父親一樣，以為自己是世界的主宰者。然而他當時是個哭哭啼啼的頑童，害我可憐的布雷克含冤死去──只因為布雷克是個瞎子，又是個黑人。」

第三十三章

　　我們出發了。鑽進夏莉那輛黑色的本特利後，誰也沒有說話。我開車向北駛去，在離警察局不遠處停了下來；那裡面像墳墓一樣寂靜。

　　「我要進去拿件武器。」芬利說。

　　門口一片狼藉，哈柏那輛本特利棄置在那裡，前胎已經破了，車頭貼近地面，車身上堆著囚室的破欄杆，油箱漏了，行李廂蓋向上翹起、扭曲。哈柏連看也沒看它一眼。

　　芬利繞過被毀的汽車，走進後面的辦公室，我和哈柏在門口等他。他出來時，手裡拿著一把左輪手槍和一盒火柴，臉上帶著笑容。他示意要我們坐進車裡，他自己則點著一根火柴，把它扔到那輛被毀的綠色本特利車尾，之後也上了車。

　　「這是為了轉移他們的注意力，不錯吧？」他說。

　　我們駕車離開時，火勢已經開始蔓延。不一會兒，那整個地方已經被火焰吞噬了。

　　我加快速度，行車約十二分鐘，然後熄了車燈，在距離目標四分之一哩處減速，然後回轉，再往後倒了一點距離，讓車頭對著小鎮。

　　哈柏拿著螺栓鉗，芬利手執左輪手槍，我則伸手到座位底下，拿出那瓶汽油，把它放進口袋。口袋裡還裝著那根短棍，因此變得沉甸甸的。芬利把那盒火柴遞給我，我把它也放進口袋。

　　我們穿過田野，向那棵燒壞的樹跑過去，蹲伏在樹底下。我從哈柏手裡接過那柄螺栓鉗，彼此交換了一下眼色，再朝倉庫後面的柵欄迂迴跑去。離四點還有十分鐘。

　　我們一路跑到太平梯的對面，梯下有條環繞整個倉庫的混凝土小徑。芬利和哈柏拉緊柵欄鏈條，我用螺栓鉗將它剪開一個七呎長、八呎寬的缺口，就像切豆腐一樣容易。

　　我們從缺口鑽過去，來到梯下。我能聽到裡面移動物件和磨擦地面的聲音。我深吸了一口氣，示意他們將身體緊貼在金屬牆上。我不能確定有沒有人在外面巡邏，儘管我憑直覺知道不會有增援的人手，然而芬利不放心。對於像芬利這樣謹慎的人感到不放心的事，是不容忽視的，因此我要他們待著別動，我一個人繞到轉角去看動靜。我蹲伏下來，在離開地面一呎高處扔下螺栓鉗，然後緊靠在牆上，手執短棍等待著。

　　的確有人在外面站崗，但沒有增援人手──站崗的人是貝克警官。我聽見他緊張的呼吸聲和沉重的腳步聲繞過轉角，在離我一碼的地方停下來。他手裡握著點三八手槍，一眼看見地上的螺栓鉗，然後發現柵欄上那一片缺口，便跑了過去。

　　他的死期到了。我掄起短棍，劈頭打過去，他的槍掉在地上，但並沒有倒下，只是原地轉了一圈。芬利從我後面轉出來，掐住貝克的脖子，就像一個野孩子掐住小雞的脖子似的。我們等了約五分鐘，側耳靜聽，所幸沒有人來。

　　我們倆走回哈柏站著的地方，深吸了一口氣，躡手躡腳地上了太平梯。我後面跟著芬利；哈柏在最後面，嚇得連氣都不敢喘一下。

　　我們費了幾分鐘才上了樓梯，站在梯頂的平台上。我把耳朵貼在門上聽，沒有聲音。哈柏拿出他辦公室的鑰匙，輕輕地開了門。

　　光線從辦公室裡透出來，照亮了太平梯，投射到柵欄上和四十呎以外的田野裡。原來倉庫裡開著弧光燈，強光透過辦公室的窗戶，把裡面照得通明。我放眼看去，眼前的景象讓我的心跳差點停止了。

　　我不相信命運，更不會抱著遇上好運氣的希望，因為我從來沒有交過好運。然而今天我真是好運氣。頃刻間，三十六年的楣運離我而去，命運之神在幫助我，我知道我已經快要成功了。

　　那是因為哈柏的兩個孩子，班和露西正躺在辦公室的地板上睡覺。他們還穿著星期一換上的校服，一身髒兮兮的。

　　我最擔心的就是這兩個孩子，他們會增加這次行動的危險性。而且我總是想到四個人質被兩把霰彈槍看守著的情景，孩子們可能會驚慌起來，夏莉尖聲喊叫，霰彈槍砰砰亂響，子彈橫飛。我心裡暗暗希望孩子們會在什麼地方熟睡著，而此刻的情景果然像我所希望的那樣。

　　我轉身對其他兩人耳語，聲音壓得很低。

　　「哈柏，你把女孩帶走，芬利，你帶男孩，用手捂住他們的嘴巴，千萬不能出聲，把他們帶進車裡，哈柏留下來陪他們；芬利回到這裡來。立刻行動。」

　　我掏出「沙漠之鷹」，向辦公室裡間的門瞄準。芬利和哈柏悄悄地進入辦公室，用手捂住兩個孩子的嘴巴，抱起他們，立即從裡面退出來。孩子們醒了，掙扎著，張大眼睛望著我。哈柏和芬利抱著他們悄悄地走下樓梯，我也退到樓梯平台上，掩護他們撤走，他們從柵欄缺口通過，消失在黑暗裡。

　　我鬆了一口氣，收回槍，仔細地聆聽；除了磨擦聲外，沒有別的聲音。我躡手躡腳地走向辦公室裡的窗口，探頭往下面看──看見了一個令我永難忘懷的景象。

　　倉庫頂有一百盞弧光燈，使裡面比白晝還要明亮。倉庫面積很大，約有一百呎長，八十呎寬，也許有六十呎高，裡面堆滿美鈔。遠處牆角裡的那一堆有五十呎高，像山坡一樣向地面傾斜，彷彿是漂浮在海面上的巨大冰山。

　　我看見蒂爾坐在倉庫遠端一堆約十呎高的鈔票堆上，膝上放著一把霰彈槍。那像山一樣高的鈔票堆使他顯得很渺小。離我五十呎處坐著老克林納，他的位置要高一些，膝上也橫放著一把霰彈槍。那兩把霰彈槍對著蘿絲珂和夏莉，她們在我所站位置的下方四十呎處幹活：蘿絲珂用一把雪鍬把零散的鈔票推到夏莉跟前，再由夏莉把它裝進裝冷氣機的紙箱裡，並用一柄鐵耙把它壓緊。她們後面已經有一排封好的紙箱了，在她們前面則是堆積如山的存貨。

　　我還看見克林納的黑色廂型貨車，車尾朝裡地停著。與它停在一起的是蒂爾的凱迪拉克。

　　兩個女子默默地工作著，她們累極了，心裡渴望得到休息。海岸警衛隊撤離得太突然，克林納完全沒有料到，倉庫裡堆滿了錢，因此他們命令蘿絲珂和夏莉像奴隸一樣幹活。他們像熱鍋上的螞蟻，急得團團轉，好像自知已經日暮途窮似的──那些錢會把他們淹沒，使他們窒息。

　　我聽到芬利的腳步聲，便從辦公室裡出來，在樓梯平台迎住他。

　　「他們已經在車裡了，」他對我耳語道，「接下來要怎麼做？」

　　「你過來看一看，」我輕聲說，「可是不要作聲。」

　　芬利對下面奇異的景象看了一眼。

　　「天呀，」他低聲叫道，「你能相信剛才看到的一切嗎？」

　　我搖了搖，「的確使人難以置信。」

　　「我們現在做些什麼？」他問我。

　　我舉手示意芬利在平台上等著，然後慢慢地走到窗邊，對整個地形作了一番觀察。我計算了距離和角度，得出一個結論：問題很大。

　　克林納那個老傢伙離我們比較近，但蒂爾對我們的威脅卻較大。當我出現在倉庫內的樓梯頂上，他們四個人都能抬頭看到我，克林納和蒂爾會同時舉槍向我射擊。克林納能直接瞄準我，他有一個六十度的射角，會像舉槍射鴨子那樣容易。而蒂爾只需要跑個一百呎，再向上跑三十呎，就會有一個較小的射角，也許十五度或二十度；他的霰彈槍射擊範圍絕對超出這個射角。而且那兩個女子也在他的射界之內。也就是說，當蒂爾舉槍向我射擊時，她們就死定了。

　　我退到了太平梯上，拿出那瓶汽油，連同那盒火柴一起遞給芬利，並且告訴他應該如何行動。我們嘀咕了一會兒，他就偷偷摸下樓梯，而我則悄悄地回到辦公室窗邊，等待機會。

　　我注視著捲門那邊。樓下那兩個女子仍在蒂爾的監督下拼命幹活。五分鐘過去了。克林納放下槍，走到離槍三十呎的位置上，將一堆美鈔嘩啦啦地撥到蘿絲珂的腳下。六分鐘，然後七分鐘。

　　終於，我看見一小灘黑呼呼的汽油從捲門底下湧進來，很快地，愈湧愈多。

　　我原本擔心他們會聞到汽油味，那是行動計劃裡最薄弱的環節。然而他們沒有聞到，因為倉庫裡臭氣很大，那是發霉的鈔票的氣味。

　　然後我看見一股藍色的火焰從門下鑽進來，迅速蔓延開來，像一朵迸發的鮮花。火勢很快就蔓延到那座鈔票堆成的大山腳下，蒂爾猛然掉過頭，驚慌失措地望著它。

　　我快步走到門邊，探身出去射擊。子彈擊中了蒂爾，他的腦袋開了花，腦漿飛濺在身後的牆上。

　　接著我向左瞄準克林納，因為我估計他會跑回去拿起他的槍。然而他卻向右躍去，想把蒂爾掉在地上的槍撿起來。我隨之改變瞄準方向，可是克林納已經從紙箱上翻滾下去了。這時彼卡忽然歪歪倒倒地走進倉庫。

　　他的外套不見了，白襯衫上沾滿血跡，蹣跚地向那兩個女子走近。他猛地轉過來，右手握著那把點三八，槍口對準我。離他一百呎的地方，克林納正伸手撿起蒂爾掉落在錢堆裡的霰彈槍。

　　我抓緊欄杆，垂直地向下射擊，在彼卡把他的點三八對準我之前，早一步向他開了槍，一槍擊中他的右肩。然後我又轉向克林納。這時克林納已經把槍舉在手裡，美鈔從槍管上散落下去。儘管那發擊中彼卡的槍聲還在耳際迴盪，我是能聽見克林納把子彈推進槍膛的卡嗒聲。

　　我心裡計算了一下：他的子彈稍高一點能擊中我，稍低一點能把蘿絲珂和夏莉射死。我應該向他的右邊射擊，使他把槍口從她們身上移開。

　　克林納獰笑著，露出一口黃牙。夏莉尖聲大叫，蘿絲珂則像游絲一樣，慢慢地落向地板。我和克林納的槍口同時抬高。我搶先一步射出子彈，擊中他的右胸上方，他立刻倒了下去。可是他也已經扣了扳機，子彈頓時射進了那大堆美鈔，揚起像雪花般的紙片。紙片落在火上，使火勢增猛。

　　我立刻跑下樓梯，進到倉庫裡。火舌正在迅速吞噬那大堆紙幣，情況刻不容緩。我冒著濃煙，一手拉蘿絲珂，一手拉夏莉，拖著她們往樓梯上跑。

　　我與彼卡撞了個滿懷，他正從地板上掙扎著站起來，我被他撞倒了。他好像一頭受傷的巨獸，憤怒異常。他的右肩被打碎了，鮮血如注，襯衫被染紅了。彼卡用左手擊了我一拳，來勢很猛，我仰身倒在地上。他接著又是一拳，打在我的臂膀上，「沙漠之鷹」噹啷一聲落在地上。

　　他第三拳正要揮來，我虛避過去，用肘部猛擊他的喉頭。我這一擊非常有力，但他只是搖晃了一下，向我逼近一步。他把我打落到火堆裡，我嗆了一口煙，趕緊從火裡翻滾出來。彼卡又向我逼過來，猛踢我的胸膛。我的夾克著火了，我趕緊脫下來，向他扔去。他只是用手一擋，又飛起左腿向我踢來。如果這一腳下來，我是必死無疑，但他的身體突然搖晃了一下──芬利接連朝彼卡背部開了六槍。彼卡轉過身，望著芬利，向前邁了一步。這時芬利的手槍只是卡嗒響一聲，沒有子彈了。我趁機抓起「沙漠之鷹」，對準彼卡的腦後補上一槍，他的腦袋開花了，歪了一下，倒在地上。

　　芬利抓著夏莉，從火焰裡奪路而走，我也急忙把蘿絲珂扶起來，拖著她奔上樓梯。烈火已經追逼過來，我抱起蘿絲珂沒命似地往外跑。

　　在我們後面，火焰已經掀掉倉庫的屋頂，衝上夜空，足有一百呎高。點燃了的鈔票漫天飛舞著，落在我們周圍，我能感到背上熱辣辣的，蘿絲珂連忙把落在我們身上的紙片撣掉。我們不停地往前跑，我能聽見後面倉庫倒塌在火海裡的爆破聲。哈柏站在本特利車旁等我們。他一把拉開後座的門，等我們上車後，立刻轉身鑽進駕駛座。

　　汽車疾駛了一哩之後，哈柏停了下來。我們從車裡出來，大家跳躍著、擁抱著、親吻著，激動地叫喊著。哈柏一家人抱在一起，我、蘿絲珂和芬利抱在一起。芬利發瘋似地又叫又笑，原本那副波士頓的拘謹模樣已蕩然無存。一哩外的火勢愈來愈猛，並且蔓延到附近的農家。

　　「天呀，」芬利說，「那是我們的傑作嗎？」

　　「是你幹的，芬利，」我說，「你點燃了汽油。」

　　然後我們又是開懷大笑，又是熱烈擁抱。我們把孩子舉起來，熱吻他們。夏莉擁抱我，吻我。接著我舉起蘿絲珂，她用雙腿夾住我的腰，我們擁吻了好久、好久。

　　後來我把汽車慢慢地，悄悄地開回鎮上去。我在貝克曼路停下來，讓哈柏一家人下車，接著我駕車來到大街的盡頭。

　　「下車吧，芬利。」我說。

　　芬利咧開嘴笑著下了車，消失在黑暗裡。最後我們在蘿絲珂的門口停下來。我倆下了車，走進屋裡。我們用一個大衣櫃頂住被砸壞的大門，把自己與外面世界隔離。

第三十四章

　　我和蘿絲珂來說，要與外界隔絕是不可能的，因為有許多問題困擾著我們。我們只是把世界遺忘了二十四個小時，然後平靜的生活就結束了。

　　那是星期天早晨五點鐘，當時我們精疲力竭，然而內心依然很激動，根本睡不著，所以只好說著話。

　　過去將近六十四小時內，蘿絲珂被他們囚禁起來。可是她沒有遭到虐待，只是被當作奴隸來使喚。星期四彼卡開車把她帶走，途中她把我們的進展情況如實地對他說了。汽車行駛了一哩後，他拔槍對準她，卸下她的武器，給她戴上手銬，把她送進倉庫。

　　而從星期一晚上開始，夏莉，哈柏已在倉庫裡做了五天半的苦工。那時克林納已經恐慌起來了，他知道他必須趕快把倉庫裡的美鈔運走，因此彼卡就把哈柏的妻兒當人質帶到倉庫來，強迫夏莉幹活。

　　星期六早晨，克林納簡直發瘋了，因為他的兒子和兩名守衛沒有回來，他手下沒有人了。他讓人質不分晝夜地幹活，把美鈔裝進紙箱，然而還是趕不上進度。每當貨車進來，把鈔票傾倒在地板上，克林納就會變得更加狂躁。

　　蘿絲珂就這樣當了將近三天的奴隸，她心裡充滿恐懼，身體疲乏不堪，我對她說那都怪我。我愈是承認自己欠考慮，她愈強調不能怪我。然而我依然認為自己應該負責任；而且我不完全相信她真的不怪我。儘管我們沒有就此發生爭執，但是我模糊地察覺到我們之間存在著某個問題。

　　我們一起在她的小浴室裡沖澡，把身上的汗水和鈔票的氣味沖刷掉，同時我告訴她星期五晚上發生的事。那個暴風雨夜晚，我在哈柏家裡伏擊了那五個人。我告訴她他們帶著袋子、鐵釘和刀，而我是怎樣殺死那五個傢伙的。我原以為她對我所說的會感到高興，然而我察覺到她聲音中有點什麼，不是驚恐，也不是不贊同，只是有一絲疑問，好像認為我做得有點過分。

　　我感到自己是為了她，為了喬才那樣做的；那是喬沒有完成的事。但是，瑪格雷夫是她的小鎮，哈柏一家是她管轄的居民……

　　那時這些問題並沒有影響我們的情緒。沐浴之後我們感到輕鬆多了，心情十分舒暢。我們上牀睡覺了。房裡的窗簾沒有拉上；那天的陽光燦爛，空氣清新。

　　我們盡情做愛，彼此之間有著百般溫存、千種柔情。如果當時有人對我說，我第二天就要離開，我一定會說他瘋了。我對自己說：我們之間沒有什麼問題，那些問題都是我自己想出來的；如果有，也是有理由的──是她累了，也可能是前幾天緊張生活的影響。我堅信我們一覺醒來一定會感到很幸福，我會在這裡永久待下去。

　　我們一覺醒來的確感到很幸福。我們一直睡到午後的陽光從窗外灑進來，我們時而假寐，時而談笑，互相親吻，就這樣又歡愉地度過了幾個小時。我們因為與相愛的人平安無事地待在一起而感到很愉快。我們又做了一次愛，那是最愉快的一次，也是最後的一次。然而當時我們並不知道。

　　傍晚，蘿絲珂開車去伊諾餐廳買食物。她去了一個小時，帶回來一些消息。她見到了芬利，打聽到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那將是個嚴重的問題。

　　「你該去看看警察局，」她說，「差不多被夷成平地了。」

　　她把食物放在盤子裡，我們坐在牀上吃起來。

　　「四個倉庫都燒毀了，公路旁堆著一片瓦礫。州警局參與了調查行動，他們還從亞特蘭大和梅肯調來消防車。」

　　「州警局也參與了？」我說。

　　「大家都參與了，」她笑了起來，「就像滾雪球一樣。因為發生了爆炸，亞特蘭大消防站站長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便調動了炸彈處理小組。而炸彈處理小組要出動，必須先向聯邦調查局報告，因此聯邦調查局也捲進來了。然後今天早晨海岸警衛隊也開始參與處理此事了。」

　　「海岸警衛隊？那是為什麼？」

　　「芬利說倉庫屋頂被掀開之後，上升的熱浪使鈔票到處飛揚。還記得落在我們身上的鈔票嗎？幾百萬的一元美鈔飄散到各處，落在公路上、田野裡；有些已經燒掉一半，可是也有些是完整的。成千上萬的人蜂擁過來撿錢。海岸警衛隊就被派來驅趕羣眾。」

　　「是州長調來海岸警衛隊，對嗎？」我問她。

　　「州長關切這個事件，」她嘴裡嚼著雞翅，點了點頭，「此刻他就在鎮上。芬利還給財政部打了電話，因為喬是財政部的人，他們馬上也會派人過來。」

　　「還有什麼消息？」

　　「許多謠言不脛而走，大家彷彿都知道基金會完蛋了。芬利說有一半人佯裝不知道它是怎麼回事，另有一半人則非常憤怒，因為他們每星期一千美元的財路斷了。你應該看看老伊諾那副苦瓜臉，他看起來憤怒極了。」

　　「芬利怎麼樣？」

　　「他沒事，」她說，「他很忙，這是一定的。警察局現在只剩四個人：芬利、我、史蒂文森和那名接待警官。芬利說現有警力只剩實際需要的一半，然而基金會的補貼眼看就要斷了，局裡的經費只夠供養兩人，沒有鎮長的批准，誰也無權招募新進人員。可是目前我們沒有鎮長，對嗎？」

　　我坐在牀上邊吃邊考慮。這些問題對我產生了壓力；我以前沒有預料到，可是如今我敏銳地感覺到了。我心裡產生一個問題，是關於蘿絲珂的事。我要立刻向她提出來，並且得到她真實的、發自內心的回答。

　　「蘿絲珂，妳有什麼打算？」我問。

　　她望著我，好像那是一個老問題。

　　「賣力工作呀！我會有許多事要做，我們要重建這個小鎮，也許可以把它建設得更美，使它變得更有價值。我可以發揮所長，可以連連擢升幾級。我真興奮，我早就期盼著這一天啦。這裡是我的故鄉，我真的要在這裡有所作為了；也許我能參加鎮委會，甚至去競選鎮長。那該有多好，不是嗎？以後，鎮長會是蘿絲珂，而不再是蒂爾了。」

　　我望著她，她的回答挺有雄心，但那不是我所期待的答秦。我不想改變她的心意或對她施加壓力，這就是我要她先回答我的問題，我再把自己的打算告訴她的原因。我要的是一個真率而自然的回答──我得到了。她是對的，瑪格雷夫是她的故鄉，如果有誰能把它治理好，那就是她了。

　　可是從我這方面來說，她的回答並不合適，因為我知道我必須立刻離開瑪格雷夫。事情已經鬧大了，以前只是關於喬的事，如今卻變得眾所周知，就像那燒掉一半的鈔票一樣到處飄盪。

　　州長、財政部、海岸警衛隊、聯邦調查局、亞特蘭大調查人員，這幾個機構都在調查發生在瑪格雷夫的事情。他們會發現克林納是本世紀最大的偽鈔製造者，他們還會發現鎮長失蹤、四名警員涉案。聯邦調查局則會尋找彼卡。另外，由於偽鈔是在委內瑞拉印製的，所以國際刑警組織也會參與調查。也就是說，這六個機構會瘋狂地競爭，看誰先把事情調查個水落石出。他們會把這塊地方徹底掀開。

　　他們會找到我頭上來，即使我只是個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地方的局外人。他們馬上會聯想起我是死去的政府調查員喬的弟弟。他們會調查我的行程，甚至會懷疑我是在為哥哥報仇雪恨。

　　我不會被判刑，因為他們找不到證據，我走的每一步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然而他們會把我送到沃伯頓去拘留兩年；這就糟了。我剛得到自由，三十六年來，我才過了六個月自由自在的生活──那是我這半生最幸福的日子，將會就此泡湯了。

　　因此我要從中解脫出來。我已經下定決心，我要隱退；那也就表示我與蘿絲珂的甜蜜美夢就要化成泡影了。

　　我們徹夜長談到黎明。她知道我的選擇是對的，我也知道她的選擇是對的。我要求她為我做最後一件事──為喬安排葬禮。我要她請芬利、哈柏一家、兩個理髮師和她本人都去參加喬的葬禮。

　　蘿絲珂開車把我送到梅肯，把車停在長途汽車站。她給我一個信封，可是囑咐我不要立刻開啟。我把信封放進口袋，與她吻別，然後走進汽車站，買了一張車票。我走到對街的廉價商店裡買了一身新衣服，再回到原處，坐上開往加州的汽車。

　　汽車駛出一百多哩了，我的眼淚還沒乾。我打開蘿絲珂給我的信封，裡面是一張喬的照片，那是她從茉莉．貝絲的旅行袋裡拿出來的；她把她的電話號碼留在照片的反面。其實沒有必要，因為我已經把她的電話號碼牢記在心裡了。

　　（全書完）